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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将
余立金将军，字锡卿。1913年10月4日生于湖北省大冶县南山乡花犹树村（今大冶市殷祖镇花市村）余信钦湾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是四兄妹中的长兄。余立金的小妹出生后，母亲因患产褥热未待小妹满月便去世。父亲余名忠无力抚养4个孩子，只得将小妹送给别人做童养媳，将他过继给无子女的二伯父余名义做继子。余名义为他抱养了一个童养媳。10岁那年，省吃俭用的伯父母将余立金送进私塾学堂，勉强读了5年书。期间，因见伯父母过度操劳，他提出弃学回家劳动，以减轻家庭负担，但伯父母硬是没有同意。
余立金将军
1927年3月，余立金弃学加入村里的农民协会。伯父母眼见他弃学不上参加农会，生怕闹出什么事来，于是决定让他和自幼抱养进家的童养媳完婚，以此拴住儿子。被锁入洞房后，余立金连夜砸开房门逃婚，住进了农会。花犹树村农会负责人他其态度如此坚决，兼之虽然只有15岁，但却体格健壮，行事果敢，遂任命他为农协赤卫连长。5月，在武昌发动叛乱被叶挺部打败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夏斗寅部窜入花犹树，攻击南山苏维埃政府，遭到赤卫连机智反击。余立金率赤卫连先是在山上居高临下用山石砸得夏部人仰马翻，接着利用山洞和敌捉迷藏，夜间又在铁油内燃放鞭炮搔扰。夏部无奈撤退时，他又在夏部撤退路上用长茅刺倒一个掉队士兵，俘虏一个，缴获长枪两支。老乡们夸说：“这伢子打仗有板眼，出手不凡，日后一定是个将才。”
1938年，余立金（中）与吴克华（左）等在湖北黄安七里坪。
同年11月，余立金参加大冶暴动，任中共大阳（大冶、阳新）中心县委手枪队队长。1929年9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第二纵队第七大队。在一次策应部队战斗的行动中，第七大队唯一的一挺机枪卡了壳，眼看着黑压压的国民党军冲过来无法开枪，余立金见状立即跑过去用力将机枪掰开来，退出卡住的弹壳，顺势装上子弹一阵扫射，才打退国民党军进攻。战后，任机枪连副排长。1930年6月，任机枪连排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2月，任鄂东南红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团机枪连副连长。8月，第三师第七团编入红十六军第九师，任第九师机枪连指导员。余立金抓紧战斗间隙，认真阅读红十六军出版的《红军实话》、《工农小报》，获益不小。为提高战士文化基础和认识水平，他在机枪连建立了青年团和列宁室，通过识字、讲故事、出墙报、办画报等形式，依靠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对战士进行多方面教育，受到战士们欢迎和领导表扬。1933年6月，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被选为出席1934年1月下旬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但因国民党军封锁赣江未能出席，不得已滞留途中帮助当地政府搞查田运动。
1934年8月，余立金任红六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随红六军团西征湘中与红三军联络，10月下旬在贵州省印江木黄会师后，任红六军团第五十三团政委。11月中旬，和团长张正坤（张振坤）奉命于设伏于十万坪地区萝卜顶、钟灵山、乌龟洞一带，与国民党军两个旅激战两小时，歼敌大部，其中俘敌2000多人；随后，指挥第五十三团协同兄弟部队接连攻克调永顺、桑植、大庸3个县城，取得两个军团会师后连续歼灭国民党军的重大胜利，为红二、六军团建立新的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5年1月，余立金参加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第二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受到省委表彰。之后，与张正坤率第五十三团参加反国民党军“围剿”的桃子溪战斗、忠堡战斗、板栗园战斗，粉碎蒋介石围剿湘鄂川黔苏区计划。8月，第五十三团编入第十八师。11月，在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时，第五十三随第十八师留下坚持斗争，以掩护主力转移。第五十三团与兄弟团艰苦转战25天，拖住国民党军10万之众，大大大减轻了红军主力的压力。之后，在激烈的转战突围途中，第五十三团相继牺牲了两位团长，终于在1936年1月9日到达贵州省江口红六军团驻地，与主力胜利会合。之后，余立金与团长苏鳌带领第五十三团随主力北上。4月下旬翻哈巴大雪山前，他要求各连队召开支部会议，提出“强帮弱、大帮小，不使一人掉队”的口号，做好周密的组织领导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第五十三团在翻越雪山过程无一减员。7月上旬，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余立金任红二方面军第十八师政委。9月，在攻占两当战斗中，余立金指挥第十八师奋勇拼杀，不幸头部负重伤，子弹从腮帮穿过，脸肿得变了形，组织上准备把他安置到老乡家。幸而任弼时说，抬也要把他抬走，否则必死无疑。10月下旬，余立金带着重伤参加了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召开的营以上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后任恢复建制后的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进入抗大第二期红军干部队学习。
1939年，余立金与战友在安徽合影。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余立金奉命在张爱萍带领下赶赴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从事秘密工作，任省军委委员。1938年1月，随张爱萍等回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3月，余立金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为克服新四军组建初期存在的山头主义和干部团结问题，他协助部长李子芳挑起组织工作重担，真切地赞成李子芳提出的“组织部是干部的家”的话，下连队找干部了解情况，为部长提供情况、当好“参谋”，干部有问题也愿意向他反映。不到半年时间，新四军便配齐了各级领导干部，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工作系统顺利地运转起来。8月下旬，余立金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皖南事变前夕，他奉命和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率教导队300余人编为一大队，随先遣队于1940年12月1日从安徽泾县云岭出发，拉开新四军北移序幕。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余立金按照决定带着教导队随军部返回丕岭以西小村里潭仑，陪伴军长叶挺左右。9日黄昏到达石井坑，11日叶挺亲自来到教导总队，领导教导总队进行最后一战。由教导总队组成的战斗序列进入阵地后，叶挺举起手杖向指战员们三次高呼：“坚持最后五分钟！”虽率部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阵地。至此，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部队有领导、有计划的战斗结束。当晚，余立金带领教导总队警卫叶挺、饶漱石突围。在叶挺下山谈判后，所余人员分散突围时，他把剩下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布置：“现在我们已经处于顽固派的四面包围之中，而且包围圈越来越小，结队突围已经不可能了，只有采取分散、隐蔽的办法，才有突出重围的可能。重要的是要不畏强敌，善于保存力量。要记住，失败是成功之母！好，大家分散突围！”遂利用天黑，和钱俊瑞、李一氓等人一起，经过艰苦斗争终于突围出来。4月间，余立金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后，任抗大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1942年3月，入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学习。1943年2月，任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1943年9月，兼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政委。
1950年春，聂凤智（左起）、余立金、陈士榘、钟期光、张崇文在南京华东军事政治大学。
1945年10月，余立金任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46年4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党校副校长，9月中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由华中军区雪枫大学、淮南军区随营学校、新四军山东兼山东军区军政学校等组成华东军政大学，余立金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一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1948年1月，兼任校政治部主任。余立金致力于培养部队作战和建设需要的指挥人才，被陈毅誉为“军事教育专家”。1949年6月，余立金参与筹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任政治部主任。
1950年11月，华东军政大学改编为华东军区高级步兵学校（1951年3月改称第三高级步兵学校），余立金任校长兼政委。1952年5月，余立金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尚未到任即转任华东军区空军政委。1955年6月，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政委。1957年9月，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0年3月，任空军副政委兼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5年5月，任空军政委。1967年4月，空军党委办公室成员刘沛丰、周宇驰和林立果在他们公开发表的《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文章中，提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提法，余立金看后认为不妥，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看法不谋而合，并向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说明了他们的意见。吴法宪将他们的意见汇报给叶群。几天后，在空军党委常委会上，当吴法宪再次使用这个提法时，他表示这样的提法中央从来没有用过，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错误的。这个情况又通过吴法宪、林立果的渠道反映到林彪、叶群那里。7月中旬，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余立金和代总长杨成武等组成一个随行班子。毛泽东到各地都有谈话，由杨成武等人和秘书一起回忆，连夜整理出文字材料，再由余立金坐专机到北京，直接把毛泽东讲话记录稿送给周恩来。来来回回飞北京好几次。吴法宪多次想向他了解毛泽东讲话内容，甚至以林办主任叶群名义要求，但都遭他的拒绝。吴法宪将他的“表现”汇报给了叶群。1968年3月22日深夜，余立金接到吴法宪电话通知到他家开会，在吴法宪家中被抓起来戴上了手铐。3月24日凌晨两点，林彪宣布北京发生了“杨余傅事件”。之后，林彪一伙又诬陷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被捕叛变，参加军统、中统特务组织”等，对其残酷迫害，押至秦城监狱关押6年4个月之久。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与杨成武（右二）、余立金（右三）在列车旁交谈。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共中央军委会议成员时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向同志们作点自我批评呢。”1974年7月30日，余立金出狱，8月1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举行的八一招待会。12月，任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委。1978年初，因肺癌病情加重，中共中央免去其民航总局政委职务，进入空军总医院治疗。
1955年，余立金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中共第八、第十一大代表，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8年12月2日，余立金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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