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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红军将领——段德昌
段德昌，字裕后，号魂，1904年8月19日出生于南县九都山九屋厂（今九都山乡火箭村）。幼年丧母，父亲早年曾留学日本，后长期在外地作小职员，并于1923年病故，靠祖母抚育成人。他从小一身正气，爱憎分明。在当地五德羽屋读书时，就热心参与过县城学校师生纪念“五七”国耻日的游行活动；1923年在长沙雅各中学读书时，又积极参加“六一”惨案的示威游行，日夜奔走于江边码头，严查仇货，不准日本人上岸。这年暑假后，他因家贫辍学，于1924年在华容与留法归国的共产党员何长工等取得联系，共同创办新华学校，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
1925年“五卅”惨案前后，段德昌转到南县县城第一国民小学任教，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当反帝大风暴由上海席卷全国的时候，他和曾习孔、喻文彬等进步青年发起组建“青沪惨案南县雪耻会”，并任该会调查股主任。他和调查员日夜在县城沿河码头和交通要口巡逻，查禁仇货，严惩奸商，愤怒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使南县县城很快出现了一个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吓得外国传教士纷纷逃遁，县商会头子不敢出门。当年6月，段德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由党组织选派进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燕塘入伍生团学习。“中山舰事件”后，他被国民党右派开除出军校，旋即转入毛泽东、李富春等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结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五师政治部秘书和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他经常深入连队了解士兵疾苦，宣传革命思想，扩大党的影响。在武昌战役中，他结识了所在师一营营长彭德怀，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形势和共产主义理想。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孙中山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段德昌被第四集团军清洗出队。但他继续按党组织的指示，由宜昌转到鄂西、鄂中一带农村，秘密领导农民运动。在秋收暴动中，因左眼烧伤，潜回家乡医治。在养伤期间，他与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取得联系，秘密会见了驻防南县的彭德怀，并与特委同志共同介绍彭加入中国共产党（上级批准彭入党时间为次年4月）。彭德怀后来曾无限怀念地说：感谢段德昌同志，种了我这一颗不大好的种子。”
段德昌伤愈后，于当年冬天前往湖北公安县南五洲一带，秘密组建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武装。在中共鄂西特委领导下，他恢复了公安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和特委委员。1928年春节前夕，他领导公安县年关暴动成功，点燃了荆江两岸的革命火炬。
在井冈山斗争的启示下，从1928年5月起，段德昌跟周逸群、贺龙一道，为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戎马湖山，呕心沥血，屡建奇功。他带领游击队渡江东下，利用洪湖河港交错、芦苇茂密的自然条件，依靠人民的支持，向国民党驻军和地方保安团进攻。至年底，在洪湖畔的瞿家湾、柳集、剅口等地，初创了小块游击根据地。
1929年春，段德昌率洪湖游击队进入江陵、石首、监利境内开展游击战争，17天打了21仗，并建立了红色政权，随后又连克沔阳峰口、仙桃等镇。8月，鄂西游击队成立，段德昌任参谋长，后为代总队长。自游击总队成立以后，他和周逸群在部队中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团组织，并举办军政训练班，努力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由于游击队员绝大多数系苦大仇深的农民、渔民，所以，整个游击队纪律严明，作战勇敢，与群众始终保持鱼水情谊。在领导游击战争的实践中，他还和周逸群等共同总结了“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人多则跑，（敌）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战术，对于发展游击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年底，鄂西游击总队改编为红军中央独立第一师，段德昌任师长。1930年2月，独立一师扩编为红六军，他又任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前委委员。鄂西特委率领红六军驰骋荆江两岸，使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等县苏区大体连成一片，成立了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洪湖苏区宣告诞生。
此时，贺龙率领红四军由湘鄂边向洪湖挺进。1930年7月4日，四、六两军在公安南平会师后，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总政委，段德昌任红六军副军长兼十七师师长，后任军长。不久，红军渡江东进，段德昌率部在监、沔一带，消灭了“白极会”的反动武装，扫除了苏区内的白军据点，巩固和扩大了洪湖根据地。
公安会师前，正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段德昌赴上海出席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上，他实事求是地抵制了会议提出要红军“无条件扩大”的主张。这年9月，“立三路线”指导下的中央派邓中夏来到洪湖，强令红二军团攻打长沙。当红军跨江南征，攻克华容、南县、公安等地，把江南苏区连成一片后，段德昌等提出巩固新苏区、停止南征的主张，但中央代表不予采纳。年底，南征失利，不仅新区丢了，洪湖老区亦几乎丧失殆尽。针对这一情况，段德昌与贺龙极力主张回师洪湖，重振革命根据地，但中央代表则主张放弃洪湖，上武陵山搞“第二井冈山”。在“上山”和“下湖”的激烈争论中，中央代表最后采取组织手段，于12月派段德昌返回洪湖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色警卫队总队长。贺龙对此深感不平，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邓名义上要段德昌去后方搞赤卫队，实际上是撤了他的职。”
1931年1月到5月，敌人先后纠集5个旅的兵力，向洪湖苏区连续发动两次“围剿”，苏区多数地方被敌占领，革命群众惨遭屠杀。段德昌回到洪湖后，立即设法同湘鄂西特委周逸群等会合，把失去联系而回到洪湖的约1000名红军战士组成新六军，自任军长，誓为夺回洪湖，再创根据地而战斗。在反“围剿”斗争中，他领导的新六军和赤色警卫总队采取“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战术，活跃于洪湖地区，伺机将敌人各个击破，把敌人挤出根据地。敌“围剿”洪湖，他便率部进击江南；敌“围剿”江南，他便挥师江北。曾四克朱河，两占峰口，又在余埠、沙岗、普济观等地连战告捷，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重建了洪湖苏区，而且发展壮大了红军，使新六军发展到2000多人，成了湘鄂西北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一支红色劲旅。不久，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控制的中央派来取代邓中夏职务的夏曦，将新六军缩编为红九师，任命段德昌为师长。11月，段德昌作为洪湖苏区的代表，在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1年夏天，蒋介石反动集团乘长江特大洪水，下令掘堤水淹苏区，使洪湖地区顿成泽国，洪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敌人又以两个师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后，辖七、八、九师，七、八师当时尚在鄂西北苏区，周逸群已于5月壮烈牺牲，保卫洪湖苏区的重任主要落在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肩上。8月初，正当红九师全力投入抗灾和反“围剿”斗争的紧急关头，段德昌奉湘鄂西军委分会命令，率红九师第二十六团出击襄北，接应七、八师返回洪湖。在荆门会合后，红三军计划打回洪湖中心区，可是，分局书记夏曦却无理指责段德昌等去接应红军主力是抛弃主要任务，执行次要任务，把江南苏区失守的责任全推给九师。又说红三军回洪湖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具体表现”。段德昌等面对面地和夏曦进行了严肃斗争。夏曦却借中央名义，强行给段德昌以警告处分。而段德昌以革命利益为重，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跟贺龙一道，继续排除“左”的干扰，于1932年上半年，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共歼敌1万多人，缴枪1万余支，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党的忠诚和卓越的军事才干，湘鄂西军民称颂他为“常胜将军”。
1932年7月，敌人集中10余万兵力，向洪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段德昌与贺龙等极力主张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而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王明”左倾盲动错误思想影响下，提出要打大规模的阵地战，并发出“不使一寸土地为敌人蹂躏”的指示，强令红三军死打硬拼，再加上当时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红军屡遭挫折。至10月，洪湖苏区几乎全部丢失。11月初，红三军被迫从随县北部出发，绕道豫西南、陕东南和川东向湘鄂边转移。转移途中，段德昌率领红九师担当全军阻击、断后的艰巨任务，确保了全军于12月底顺利到达湘鄂边。
在湘鄂边苦战时，段德昌曾多次与“左”倾路线执行者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执行者却错误地认为，湘鄂西苏区之所以失守，是由于暗藏在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大批“改组派”的破坏。到1933年3月，“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不顾环境危艰，又在分局扩大会上提出继续“肃反”，解散党、团组织和“创造新红军”的错误主张。段德昌气愤地质问他说：“你谁都不相信了，连党你也不相信了，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完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但“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却仍然坚持错误意见，并在第三次“肃反”中，将段德昌错定为“改组派”而强行逮捕。审讯中，任凭施加多大压力，段德昌始终都是那么几句话：“我对党是忠诚的”“共产党员砍脑壳也要说真话”“历史会对此作出公正结论的”“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1933年5月1日，段德昌被错杀于巴东县金果坪江家村，时年29岁。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面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为段德昌同志进行了平反昭雪。1952年，毛泽东主席为段德昌亲属签发了中央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1953年和1983年，湖北鹤峰县和湖南南县先后为段德昌烈士修建了烈士墓和纪念碑，以深切怀念这位杰出的红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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