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
作者：黄大拿
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朱元璋削平群雄，荣登帝位后，一次微服私访，碰到一个苏州老妇。
他有意提起张士诚，没想到老妇居然称念不已，这让朱皇帝大为羞愤，悻悻地对臣下说：真不知道张士诚对吴人究竟有何功德！
朱元璋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前张士诚统治的吴地已纳入大明版图，吴地百姓现在就是俺老朱的子民，老朱的子民为什么要去怀念一个败寇张士诚？
甚至，如今吴语里仍有“讲张”一词，在方言中大概读“刚藏”音，意思是聊天，准确来说，是窃窃私语地聊天的意思。
张士诚跟苏州的渊源，为何能流传这么深？
▲张士诚画像
01
盐贩子张士诚称王，竟是为更便于和元朝做生意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贩盐起家的张士诚在江苏泰州发动叛乱。
第二年，张士诚称王，定国名为大周，宣布独立。
两年后，即1356年，张士诚渡过长江占据江南，定苏州为首都。
从经济的角度，张士诚的独立对蒙元王朝有着致命的影响。
根基在北方的元王朝对南方的大米等物资高度依赖，而物资的北运只有两条路径，要么河运要么海运。
反元的红巾军占据了淮河流域，意味着大运河的河运功能完全停止。
为了摆脱饥荒状态，元王朝和张士诚做起了交易。
据说元王朝把皇帝才能穿的龙锦袍都赐给了张士诚，与其达成了张氏政权向北方提供江南粮食的协议。
显然，张士诚称王不是为了统一天下。称王之后，和元王朝的地位对等，谈起生意来可以提升议价能力，这符合盐贩子的思维。
日本学者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对此有过分析。日本学者认为，消灭元朝不可能是张士诚的政治目标，“因为对于控制了富庶江南与海运路线的政权而言，元朝是他们最大的顾客，而且是容易被看透弱点的顾客”。
不能不说，日本人的分析相当精准。
▲明代画家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据说这幅作品以苏州为原型
盐贩子张士诚的算盘打得够精，但时移势变，他的对手不允许其始终这样乐呵呵地去拨弄那把老算盘。
这个对手就是朱元璋。
元末天下大乱，但最后除了元王朝，牌桌上实际只剩下了三个大玩家：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
其中，朱元璋对“渔家子”陈友谅最为忌惮。这不仅由于陈友谅实力雄厚，更关键的原因在于陈友谅是一个以命相搏的主儿。
陈友谅为什么非要和朱元璋刺刀见红？无他，陈友谅对朱元璋的了解非常透彻。
陈友谅知道，羽毛渐丰的朱元璋有“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雄心，他和朱元璋就是零和游戏，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绝无双赢之可能，特定时期偶尔的双赢也是一种假象。
与陈友谅相比，张士诚不知是缺乏狠劲，还是小商人的思维根深蒂固，面对朱元璋的步步进逼，却总是贪恋一时之苟安。
▲张士诚/剧照
02
本可改写历史，商人思维却错失江山
张士诚占据的是江浙一带，自南宋后就是富庶之区。
这里的纸醉金迷似乎消磨了他的全部斗志，他更像一个发了小财的富家翁，满足于关起门来享福，除非别人硬要破门而入，要来攫夺他的财富，否则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
当朱元璋势力和雄心双双膨胀，触角渐渐向张士诚的“禁脔”伸过来的时候，他居然奢望，能够靠纳币输诚去换得和平，这完全是土财主而非乱世豪强的思维方式。
看来，张士诚对天下大势全不了然。
他以为群雄割据的局面能够长久维系，而只要这种局面能够长久维系，他就还能守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地盘继续做富家翁。
殊不知分久必合乃古之常理，而在这种常理中，你不去主动消灭别人，就只有等到别人来消灭你。
因为眼光如豆，因为满足于苟且偷安，张士诚不但没有积极进取的雄心，而且在机遇寻上门的时候，还犯下了致命的失误。
陈友谅大举进攻朱元璋，事先和张士诚有联盟共举，夹攻朱元璋的协定。
可是，直至陈友谅身死国灭，张士诚都未能出苏州城一步。
假设一下，如果朱元璋和陈友谅于鄱阳湖上生死血战，在双雄都已经精疲力尽的时候，张士诚的大军浩浩荡荡开出了苏州城，那绝对是一个足以改写历史的行动。
这里有一个高度相似的例证：民国时期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爆发中原大战，双方战事胶着，决定历史走向的却是一直冷眼旁观的第三方，即张学良的东北军。
本来站在张士诚的角度，面对两雄相争，自己在初期徘徊观望并非全无道理。
但在双方经过旷日持久的鏊战，均已消耗巨大实力，尤其是在一方已占先机的情况下，你这第三方还不出击，还不对风雨飘摇的另一方施以援手，那就注定只会有一个结果：胜者经过消化，积聚了更强大的力量，再来为你送终。
▲张士诚/剧照
和陈友谅一样，张士诚的用人也很不得法。
在事业刚刚有了一定基础的时候，他就委政于其弟张士信，而这个弟弟又很不争气，进用的要么是不知大计的迂阔书生，要么是贪渎之辈，史称“士诚亡国，亡于其弟士信，又亡于聚敛臣”。
委政于他人后，张士诚自己则深居宫中享乐去了。
在这种局面下，张氏的将帅也上行下效，以富贵行乐为要务，一到打仗的时候，就推说有病，非厚赐官爵田宅不出兵。
出兵是准备打仗的，而这些将官老爷，还把婢妾乐器都带到了前线，战斗力如何还用得着问吗？
在群雄逐鹿的关键时刻，张士诚“深居于内，败一军不知，失一地不闻，纵知亦不问”，就这样“上下嬉娱，以至于亡。”
朱元璋曾经分析过张士诚亡国的原因，感慨地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人瞒我。张九四（张士诚的小名）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此话颇有道理。
▲电视剧《朱元璋》/剧照
03
吴人怀念张士诚，实为隐形的反抗
毫无疑问，如果用争天下的能力这个标杆来衡量，朱元璋无疑大大强于陈友谅和张士诚。
然而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评价优劣的是普通百姓，他们不懂套用高深的理论，只是完全以形而下的切身感受为依据，他们对元末的三个大玩家又会有何观感？
陈友谅凶暴，姑且不论，这里只说张士诚。
一个苏州老妇怀念张士诚，虽然让明太祖又惊又怒，但从史料上分析，这并非一时个案。
清人所著的《吴郡岁华纪丽》中，提到吴人于七月三十日“点地灯”的一种风俗，说这一天系张士诚的生日，“点地灯”实际上就是祭吊他的。
▲吴人用点地灯来表达对张士诚的纪念
那么吴人为什么会怀念张士诚？
从史籍上看，张士诚在其辖区实行的是比较宽厚的政策。
首先从这一政策里得到实惠的是文人。
张士诚虽然是盐贩子出身，却不知是真爱文人还是附庸风雅，对文人相当优容，投奔他的绝不会空手而归。
即使是拒绝与他合作的，如元末文豪杨维祯，不但不理其征召，还写信斥责他，张士诚也置之不问。
在元末乱世中，在文人眼里，张士诚占据的江浙地带，简直就是可以让他们末路狂欢的一处世外桃源。
除了江南文士，其次得到实惠的当然是百姓。
乱世之中人们要求极低，对张士诚治下的百姓来说，只要张士诚能够保境安民，赋税稍轻一点，简直就是太平盛世。
而张士诚显然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朱元璋的大军猛攻苏州，民风向来被指为柔弱的苏州人，居然抵挡了近一年之久，当时，“城中木石俱尽，至拆祠庙、民居为石包具”，向攻城者投掷，其中未必不能透露一点信息。
▲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吴人怀念张士诚，还是对明太祖高压政策的一种隐性的反抗。
苏州城破，朱元璋为了彻底动摇张士诚政权的统治根基，将大批富民强制性地迁移到外地，又对江浙地区实行一种歧视性的经济和文化政策，绮丽的苏州不可思议地走向了衰败。
虽然历史学家们声称明太祖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富人和豪强，但显而易见，一个民生凋敝的城市，对任何一个阶层而言都不可能是一块乐土。
▲被绳子捆绑、强制赶散的老苏州。《洪武赶散》（局部）美术报
吴中百姓在盘剥之下，纷纷逃离故园，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在他的诗文中有很多触目惊心的记载，有一首题为《江上见逃民家》的五绝是这么写的：
清时无虐政，何事竟抛家？
邻叟收饥犬，途人折好花。
林空烟不起，门掩日将斜。
四海今安在，归来早种麻。
“林空烟不起，门掩日将斜”，这还是自南宋以后就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江南吗？诗人首句“何事竟抛家”仿佛有些明知故问，而“清时无虐政”更是辛辣的讽刺！
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吴人偶尔怀念一下那个窝囊的“败寇”张士诚，难道不是一种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苏州归到了他的治下，今人会很轻松地说“推动了历史前进”云云，但置身于历史现场的苏州百姓持何观感？
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对像那个老妇这样的普通百姓的感受，也许不应再完全忽略了。
吴人怀念“败寇”张士诚，还不能不让我们慨叹一句：中国老百姓的愿望真的是太容易满足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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