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陆陆续续有几个朋友在询问有关印钞机制的问题，索性写一篇文来聊聊我国政府印钞机制的前世今生。事实上，我国的印钞制度大概可以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华苏维埃时期（1927-1935）。这个阶段负责货币发行的机构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由农民出身的毛ze民同志担任。苏区中央银行采用银本位体制来构建货币信用，即每发行一元苏区纸币，必须保证有等值的白银作为储备。一旦纸币流通受阻，金库就会迅速拿出白银公开兑换纸币来巩固信用，这些白银主要来源于部队在前线缴获的物资，比如各种类型的银元。
第二阶段：抗日战争至建国初期（1937-1955）。红军到达陕北后，国家银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而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由于国共合作的原因，1941年前在边区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国民党法币，而随着“皖南事变“的发生，边区政府决定取消国民党法币，由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用于发放部队军饷、采购农民物资等事项，面额最大可达5000元，甚至有高达5万元的本票。显然，此时的纸币发行已基本与白银脱钩，更多的是依靠边区政府的信用背书。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央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共12种面额，最大面额50000元，与边币形成了很好的衔接。
第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1955-1978）。中国人民银行在1955年发行了第二套人民币，同时收回战时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折合比例为1：10000。这个时期我国的经济制度是计划经济，实行配给制，买东西不仅要钱，而且要票。你想去买两斤肉，那么到了肉店你需要两斤肉票和两斤肉的钱，然后售货员给你切两斤肉。这个时期纸币的重要性远远不如粮票、肉票等票证的重要性，因为你就算再有钱，没有票还是买不到任何东西，纸币的发行与严格的物质供给挂钩。
第四个阶段，拨乱反正时期（1978-1992）。新一轮权力交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如何体现？必须是“与民让利“，以人民群众切切实实的获得感与满足感来佐证。因此，对建国后各项重大事件的重新评价，各种事件的拨乱反正与冤案的昭雪，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书面文件上的声明与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补偿。于是，粮食收购价提高了，工厂里工人涨工资了，老干部和右派平反补发工资赔偿损失了。那么这些钱是从哪来的？答案是领导大腿一拍印出来的。沐浴着改革的春风，短期释放的巨量货币让所有人都变得有钱了，家家户户抱着大彩电进门换掉了原来的小黑白。但仅凭借这一台台限量版的大彩电和和国有企业千人一色的”的确良“就可以消化这犹如火山喷发的购买力吗？1988年的全国两会，决策者拿出”价格闯关“的物价改革方案，宣布开放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定价，规定同一种商品有计划内、计划外两种价格，计划内价格由政府统一制定，计划外价格由市场定价，以物价双轨制作为一个全面开放的过渡。但是消息在方案正式宣布前就已泄露，物价上涨的预期让各路”倒爷“、”屯爷“横出江湖，他们利用雄厚的政府背景资源，以计划价格买进，再以市场价格卖出赚取高额差价，每年获利可达上千亿元，其中不乏今日之成功企业家，很多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没有政府资源的老百姓也没闲着，他们提着钱袋子疯狂涌入附近的小卖部，见东西就买，既抢保值的家用电器，也抢肥皂火柴等生活日用品。有人买了够用50年的肥皂，有人买了够用200年的卫生纸，即使是在上午卖两元一斤的鸡蛋，到下午便是5元一斤，商品交易量更是成十倍激增。北京的小公务员是绝对不敢上街吃饭的，随便两个菜就得半个月工资。物质短缺与货币超发的碰撞，是赤裸裸的通货膨胀，而物价的暴涨与“官倒”等不公平现象引起的民怨沸腾，则直接引发了第二年的政治风波，彻底摧毁了改革初期的财政经济。货币发行机制的选择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五个阶段，土地淘金时期（1992-1994）。1992年总设计师的南巡为旷日持久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争定调，之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改变土地出让制度并扩展到全国各地，掀起了市场化土地投资的热潮。大量的人民币通过央行昼夜不停的印钞机输送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房地产企业，巨额的利润让越来越多的玩家加入了这个淘金游戏。随着贷款额度的加大，游戏规则的升级，持续的通胀让央行无力再为游戏输血，最终的买单者是各大商业银行，一叠叠的钞票换来的是一栋栋的烂尾楼。一批人却通过这个游戏先富了起来，因为在一个没有预算约束的游戏里，借钱不用还债，那么重要的不是投资收益，而是想办法把钱从银行弄出来。
第六个阶段，美元为锚时期（1994-2014）。在内需经济连连受挫的局面下，1994年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把中国经济这辆列车绑在了美国经济的车头上，加入WTO后，出口创汇的增长模式正式拉开序幕。大量的出口血汗工厂和外来投资带来了巨额的美元，每一元美元都会在银行按照汇率被兑换为相应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让货币发行有了依据，降低了央行的道德风险，而政府控制了汇率，就控制了整个进出口，可谓一箭双雕。只要适当让人民币贬值，给出口带来利润，就会有很多没日没夜也要干的企业，出口创汇首先让一批经营进出口企业的人富了起来。为了消灭百姓手中庞大的结余资金，避免80年代抢购潮的重演，巨额的人民币被导向流入房地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民币蓄水池。而贫富差距的悬殊导致房价高企，房价的提升又带动地价上涨，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让金不仅养活了自己，而且在城市扩张、基建文化中大显身手，银行则乘机向开发商放贷，向购房者按揭，也赚的盆满钵满，一扫前几年濒临破产的阴霾，国有企业常年盘踞的房地产上游企业比如钢铁、建材等行业也如鱼得水，混的风生水起。人民币有了美元这个锚点，就顺带继承了美国国债的信用，更进一步吸引外部的投资，形成良性循环，这标志着人民币的发行有了一套成熟的机制，再也不是大腿一拍的长官意志或者某些政治需要的体现。
第七个阶段，双锚点时期（2014年至今）。以美元为锚并不会是人民币最终的归宿，它注定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具。因为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美元的地位或者美国经济有任何风吹草动，中国经济就要跟着倒霉，随时有被剪羊毛的风险，例如2008年美国将次贷危机转嫁全球，中国政府持有的的美元资产迅速缩水。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顶峰，随着外汇储备的回落，央行如果继续维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那就必须冲销外汇占款，而这样操作的结果就是通缩。翻开央行资产负债表，可以很清晰的看到2014年以后持有的国外资产在逐年下降，但众所周知这几年的M2却一直在猛增，那么除了外汇占款之外，剩下的这些人民币是哪来的？答案是债务。简单理解，你找商业银行贷款100元，打了100元的欠条，约定年内付本息，商业银行拿着这张欠条作为抵押品交给央行，央行印出100元新钞交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可以拿着这笔钱再去放贷，社会上就凭空多出来100块，这就是以债为锚的货币发行机制。而我们熟知的多种中短期货币工具比如SLO、SLF、MLF等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释放流动性。
眼下的发行机制仅仅是一个过渡，人民币最终会走向信用货币的道路，而本国国债毫无疑问会成为新的信用源头。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每一次货币发行机制的改革都造富了一批时代的幸运儿。当人民币与外汇完全脱钩，必然会是一次新的财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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