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个人物，大明朝最文艺最佛系最会玩的皇帝朱厚照。这位仁兄怎么玩，举个例子，他在皇宫里面模仿闹市开了很多店铺，当铺，杂货盘，青楼，应有尽有，让宫女太监打扮成老板伙计，他自己扮成商人进出买办，讨价还价，尽情逸乐，还对自己的这份创意沾沾自喜。就问谁能玩出这种花样？
这位“城会玩”骚年，还有个不靠谱手下——搂钱狂魔，大太监刘瑾。刘瑾何许人也，祖姓谭，后来随一位刘姓宦官改姓刘，六岁入宫，到正德朝已历五朝，已经从一个小跟班混成了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太监。他怎么搂钱暂且不提，也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他还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整理军屯。
从土木堡之变往后六十年期间，官僚集团瓜分皇田，军屯，霸占中产良田，导致很多军户百姓丧失土地，流民遍地，危及大明统治根基。机智的刘瑾也看到了这一点，做出了一个自己后来肠子都悔青的决定——遏制土地兼并，整理军屯。然后他就兴冲冲地去找朱厚照了，说整理军屯可以遏制土地兼并，让军户重新获得土地，减少流民，保我大明长治久安。朱厚照正玩在兴头上，哪有闲工夫听他絮絮叨叨，大手一挥，你去干吧。
就这样，刘瑾整理军屯，夺回官僚分利集团利益的奏请获得了批准。这件事本来是好事，干成了，那大明就此中兴，刘瑾和朱厚照都能落的千古美名。但说白了这件事是与整个官僚利益集团作对，而此时的官僚集团早已不似朱重八时代那般脆弱，他们拥有很强的话语权。诏书颁布之日，刘瑾自掘坟墓之时。最终，全国大小官员，一致上书弹劾，最终刘瑾获得了凌迟的下场，刘瑾也落得千古骂名。刘瑾，你冤还是不冤？
又是六十年后，同样是与官僚利益集团争利，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却取得了成功。万历初年，大明田赋直接收实物，种什么收什么，种豆子就缴豆子，养鸡就缴鸡蛋，明面上规定三十税一，但实际操作就不一样了。你这个豆子陈了，按五折算，再拉一车来，收多少胥吏说了算，百姓被肆意盘剥，苦不堪言。此外各种徭役也是名目繁多，害人不浅。
一条鞭法，”统一赋役，摊役入亩，赋役征银“。所谓统一赋役，就是说将徭役合计到税目里去，由无偿征发改为国家拿钱雇人去干活，以前让你干你就得干，干多少活，干多久都是胥吏说了算。现在张居正告诉你，不用去服徭役了，你交税，国家花钱请人干活，减少了无端盘剥。所谓摊役入亩，就是说将税目分摊到土地上，地多者需要交的钱也多。以前是按人头交钱，地主家地多，人相对少，占尽便宜，而穷老百姓本来就没地，还要按人头交钱，越来越穷，现在张居正告诉你，你地多就多交钱，地少就少交钱，按地交钱，不再按人头交钱，此令一处，老百姓都高兴坏了。所谓赋役征银，就是说除少量军需物资外，田赋一律征收白银，不再缴纳实物，这样一来，胥吏的那一套盘剥就行不通了，毕竟银子没有新旧之分。一条鞭法让大明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同样的改革，为何刘瑾失败身死而张居正千古留名，根本原因在于刘瑾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下“，本身没有绝对权力，朱厚照在强势官僚利益的极力反对声浪中，意志产生了动摇。而张居正则不同，”吾非相，乃摄也“，这句出自其本人的话正是他超越刘瑾，甚至超越王安石的原因，他拥有绝对权力，是”一万零一人之上“，当时的万历皇帝只是个黄毛小儿。历史造就了一代宰辅，大明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张居正。
最后朋友们一直在关心fdc税，在这里，我想抛出我的观点，fdc税的改革虽然势在必行，但目前并没有在全国普遍实行fdc税的基础，主要原因是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乔治华盛顿放弃了权力，主导了1787宪法，奠定了三权分立的基础，是为国父，只有强权可以结束强权，主导改革。张居正集权于一身，才能丈量天下土地，猛药祛沉疴，而刘瑾恰恰是误判了形势，落得功败身死的下场，历代改革皆如此，改革能不能成功，必须看有没有强权做后盾。目前我国满足这样的zz条件吗？很多利益盘根错节，比如很多城市中大量存在的小产权房，这部分房子你收不收税，收了就是变相承认合法，不收又对商品房注不公平，左右为难。还有强势分利阶层手中握有大量房产，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肃清宇内，力行改ge。很显然这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