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不少重要的事件发生，12月13日召开ZZ局会议定调明年经济形势，其中提到了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可见下一年经济形势主要在一个“稳”字。值得一提的是，继7.31经济会议定调“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之后，近两次经济会议和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都没有提及“房地产”这个字眼。楼市的缺席，是高层认为楼市调控目的已经达到还是另有原因？
大会后仅仅一天，就有消息接连传出，先是山东省菏泽市率先取消持续了一年多的限售措施，后有深圳四大行首套房贷利率下调，“上浮15%”降至“上浮10%”，央行决定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放贷款。种种消息似乎表明死气沉沉的楼市即将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然而拐点真的要来了吗？
阳哥认为这些事要结合到一起来分析，既然2019年的主旋律是一个“稳”字，那么楼市也不例外，但是“稳”中一定会有“变”。菏泽取消限售的措施可以说是对当地民众接盘能力的一次试探，其结果对于整个三四线城市的调控政策都具有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毕竟，任何大幅的涨跌都是不允许的。而对于限购措施严厉的一二线城市来说，现在直接取消限制无疑会让需求在短期内爆发，所以这也是不被允许的。另外不难看出，货币合理“宽松”也是2019年的一个重要主题，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持续松绑的楼市调控，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趋势，一切的一切，都透出了一个“稳”字。
值此新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也来看看宋朝历史上的一次经济改革—庆历新政。在中国古代的财政和税务改革当中，庆历新政是非常罕见的，它是以政府规模的收缩为目的的改革，其结果和影响对当今依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说起北宋的改革，一般人往往想到的是王安石变法，但范仲淹这次短暂的改革也很值得一提，因为他的改革设计思路与众不同，切中要害。
为了避免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权臣武将做大谋反的现象，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中国古代最为复杂的官僚体系。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一职，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建立枢密院专管军事，三司史专管财政，实现四权分立，没有任何一级官员的权力可以大到挑战皇权。在地方上，剥夺地方官员独立的财政权，由中央任命的转运使掌管，定期调换地方军队将领与禁军驻地，达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目的，杜绝军队与将领之间建立过度密切的私人联系，避免“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重演。
此外，赵匡胤为了达到政治wei稳的目的，设置了大量用来分散权力的机构。所以北宋官僚机构的臃肿程度前无古人，这就是宋太宗赵匡胤给后世留下的政治遗产。这么庞大的公务猿体系，尸位素餐者不计其数，光靠田赋很难维持整个朝廷的正常运转。所以北宋就有了中国古代最为复杂的专卖制度，盐，酒，茶叶，甚至醋这种消费品都由政府专卖。朝廷通过划分销售区域，禁止越界销售来避免地方政府之间的商业竞争。但是专卖的东西不仅种类繁多，价格也很高，老百姓并不买单，怎么办？强行摊派，强卖强卖，你不买也得买，这就催生了更多的人员来执行任务，而这些国企员工都是吃皇粮的，进一步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范仲淹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向宋仁宗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这场改革之所以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的经济改革，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改革出发点不同。历史上大多数的改革以不裁撤朝廷机构和人员为基础来计算支出，然后去收税搂钱，而范仲淹的思想类似于西方保守主义的财政政策，以不大幅度加税、不增加民间负担为前提，通过缩减朝廷支出来达到收支平衡的目的。
庆历新政从大规模的裁剪冗官，为朝廷瘦身拉开序幕。《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其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这五条都是从政府内部的进行的改革，大致内容就是，严明考核，裁剪不合格的官员和关系户，在科举应试过程中，要任人唯贤，而且要给官员一定的土地，以减少他们贪赃枉法的动机和退休工资。朝廷的开支降低，税收自然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花样，各种专营，搜刮钱财的把戏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一系列条文是真正让利于民的好政策，老百姓有钱了，仅靠合理的税收标准就能实现国家的收支平衡。
遗憾的是，西夏战争的结束，财政的困难的缓和，让整个朝廷失去了改革的积极性。这场始于庆历三年的伟大改革在经历了一年零四个月之后，便在强大的利益集团强烈抵制下搁浅了。宋仁宗宽厚有余，刚强不足的性格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让北宋错过了一次革除弊病的良机。
范仲淹审时度势，自荐前往陕西就任河东宣抚使，彻底离开了庙堂。庆历六年，一篇《岳阳楼记》尽显作者已看淡得失的心境：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