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刘武松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在军营已经12年，部队的生活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野战部队还是不尽人意。
那时我在机关当干事，虽然生活比连队军官要便捷点，可还是整天要为生活的事烦心。
那时我已是营级干部，单位分了间住房，可不到20平方米，没有厨房，更没有卫生间。卫生间的问题还好解决，因为每层楼还有个公用的厕所，可厨房的问题实在令人头痛。
我们一家三口照片
平时还好，都在机关饭堂吃，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难就难在妻子孩子探亲时，一家人总不能天天吃食堂吧。无奈之下，只好在楼层的过道里另开炉灶。好在大家都这样，没人说不是。
袅袅炊烟不时从各楼层走廊中飘出，成了那时我们机关单干楼的一道风景，也成了曾经艰苦生活的写照。
那时，我们做饭都用煤油炉，煤油炉烧柴油，坦克部队有的是柴油，但煤油炉火小，烧的菜难吃，一遇大风常被吹灭。
后来，有人发明了打气煤油炉，用气体将柴油分化，火大且猛，可这种炉子最大的毛病是易堵，一堵就死火。有时饭烧到一半，堵了，马上进行疏通，又是清洗，又是吹气，手忙脚乱，汗水油水常常写满脸庞。
有时一层楼道里，几家同时升火，几家同时受堵，大家又急又气又好笑。
贫苦的生活有时也会冒出幸福的火花。那时我最大的快乐就是一家人踩着单车喝早茶。
广州人喜欢喝早茶，全世界都知道。所谓喝早茶，也就是吃早餐，但这里的早餐确实很丰富，是其他任何地方的早餐都无法比拟的，当然所花的银子也是其他地方不可比的。
在广东久了也就慢慢养成了喝早茶的习惯，那时也想到外面吃大餐，可是口袋空空，只能是想想而已。如果中午到市里办事一定要吃中餐，也只是到普通百姓才去的地方吃个两三块钱的煲仔饭，就心满意足了。
我女儿那时才几岁，也喜欢喝早茶，每到星期天就会早早起床，一个劲地叫着，“爸爸我要喝早茶”。
部队到市里还有七八公里，官小没汽车，又不准坐摩托，当然也不会骑摩托，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踩单车。
为了方便，还特意在市里买了个小孩单车坐椅，安在单车的前杠上，这就成了我一家出行的工具。
每到星期天早晨，我们一家就会开着“11”号车向市里进发。我是发动机坐在中间，拼命地踩着两个轮子。女儿是方向盘，坐在前面指挥着他的老爸。妻子是宣传队，坐在后面，一个劲地喊加油。有时遇到大陡坡，妻子还在后面推一把，女儿的加油声就成了我们前进的动力。
也许是那时太穷，没有好东西吃肚子里没油，也许是踩了很长一段路消耗了很多体力，反正那时喝早茶觉得特别香，吃得特别甜，肚子装得特别多，一家人省了再省一个早茶最少也要花掉20多块，妻子心痛得不行。
有句成语叫“穷则思变”。我妻子就是这个成语的忠实执行者。
我家比较穷，结婚时也没有家人支持。妻子家里有些钱，但老爷子的钱看得重，从不轻意出手，其他女儿出嫁老爷子分文没给，我妻子到部队结婚老爷子还给了200块路费，对我们还算不错。
我们结婚是自力更生，婚后经常有光棍战友来家里吃饭，最后一算，亏了2000多块，这个数字在当时不是小数目。
为了尽快从贫穷中解放出来，我妻子利用自己上下班的空余时间，在老家开了个服装店，那时我刚好休假在家，我为店子亲手写了个“广州时装店”的招牌，上世纪80年代末，“广州”两个字还蛮唬人的。
店子开起来后，效益还不错，只是苦了妻子，一心挂三头，既要上班，又要看店，还要带孩子，多亏有个好岳母，为我们忙里忙外，受了不少苦头。
时装店要到广州进货，妻子每个季度都要跑广州，进货不是好差事，没干过的人无法知道其中的艰难辛苦。我曾利用休息时间陪妻子上广州进过几次货，累得人一天都不想说话。
进货有三累。一是看货累。那时妻子进货一般在广州的高第街。高第街很长，货很多，可真正能满足自己需要的货并不多，因为妻子当时居住的地方是乡下小镇，价高的、太潮的、不实用的进回去都不好出手。
所以每次到广州进货，都要看遍高弟街的所有服装店，一路走来，脚都走肿。
二是砍价累。国人买东西都喜欢货比三家，这也是老人们告诉年轻人省钱的法宝。我们进货也一样，一旦看中某种服装，接下来的事就是在整个市场里找同款服装，看哪家店的最便宜，确定哪家最便宜后，还要反复和店主砍价，直到砍不动为止。
砍价可是个技术活，没有技术没有耐心没有手段最好别揽这活。
三是运货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交通和信息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现在做生意只要有钱，坐在家里都可做成生意，网上可订货，网上可付款，快递帮送到。那时一切都要自己做。
妻子每次进货都是自己带回去，偶尔也会托运，但太慢，往往货运到了，季节也快过完了。
带货是很辛苦的，大包小包，肩背手提，又是一个女人，实在不易。有次妻子去武汉进货，是坐船去的，由于人多货多船小，差点被人挤进长江了，想想都后怕。
鉴如此，没干一年，我们还是下决心关掉了店子。一年的功夫，算来也赚了7000多块钱，我妻子用这笔钱还了外债，还买了一台电视和一台冰箱，使我们家成了同批战友中最早跨入电器家庭的先行军。
还有件事，现在想来还好笑。当时在部队家属区周边树上生长着很多野生丝瓜，这些丝瓜又大又靓，像哨兵一样挂在树腰，随风舞动，很是好看，但却从没人去摘。
或许是其他干部有钱买菜，不需要；或许是他们从来都没发现这个好东西，反正那些丝瓜一直挂在树上，从小到大，从青到黄，最后变成一条条枯黄的干丝瓜悬在那里。
这个秘密不知怎么就被我妻子发现了，有天她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告诉我这个情况，并要我中午乘其他战友休息时，和她一起去采摘。
于是我去村里找了根长竹竿，再在顶头装了根钩子，一个专门从树上钩摘丝瓜的工具就成了。从此，我们家的丝瓜再也吃不完了，还可以送给其他战友。
我的妻子照片
军人的奉献并不都是在战场，和平年代主要在平时，特别是分居两地的军人，更是如此。
所以，妻子每次来探亲，就像过节一样，每次都会带来大包小包的吃的。因为，每天都会有不少战友来吃饭，热热闹闹，欢欢喜喜，没有足够的菜，怎么好招待战友啊。
90年代初，部队随军家属找工作是件很难的事。首先随军就不容易，必须达到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即必须是营级军官，或必须在部队干满15年，否则不予随军。
随军后找工作更是难事。我是1990年在旅机关调的副营职干事，按理当年就可办理妻子随军事宜，可因为广州花都这边一直找不到工作，一推再推。
当时部队随军家属安排工作确实有些难度。部队安置有限，只有一个服务社，安排不了几个人，且基本都被大领导的家属占据了。
地方安置也不好办，主要是要找关系，要领导出面，地方的领导才肯给面子。可有些领导不愿出面，不愿为部下跑腿，搞得家属安置很难办。
时间到了1993年，随着女儿年岁的增长，急需回到父母身边上学和教育，我决定立即让妻子随军。妻子先是在部队赋闲了一段日子，后来在旅机要科陈代河科长的热心介绍下，很快就进入了设在赤坭镇的广州橡胶十三厂上班。
广州橡胶十三厂是国营企业，主要从事胶带的制作，不过当时已不景气，基本处于半停工状态，经常是上一天班休息一天，但钱不少半分，这大概就是国营工厂的好处吧。
不过这总不是长久之计，再说生活也不便，小孩在新华城里上学，妻子却在相反的方向上班，正当我绞尽脑汁，准备在城里给妻子找个好点工作时，一个机会竟突然降临，令我们欢喜不已。
那是1994年盛夏的一天，我还在坦克二营当教导员，刚从罗浮山训练归来，顺便到花都市政府，看望已升为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刘曾祺战友。
闲聊中，曾祺战友问到了我妻子工作的事。我说：“在橡胶厂上班。”他问我：“是赤坭镇的橡胶厂吗？”我说：“是啊。”“那么远，为啥不到新华城区来上班？”他关切地问。
我说：“我也想啊，可现在找工作难啊！”曾祺战友看看我，停顿了一下，缓缓地说：“想不想去居委会？”我知道居委会虽是集体单位，可收入不错，也很难进。“当然可以，可找不到人帮忙啊。”
“没事，我来帮你办”曾祺战友坚定地说。既然战友都这样说了，我除了感激感谢还能说什么呢！
接下来，曾祺战友又介绍我认识了街道的曾维宝副镇长。曾镇长是位上世纪60年代入伍的老兵，对军人有着特有的情感，听说我的情况后，很是同情，也愿意帮助我。
当时我还想意识一下，被曾镇长批了一顿，只好把这份情深深地埋在心底。曾祺战友也是一样，本想请他吃顿饭，最后都因他老是推辞，最终也没有落实。
好事往往多磨，妻子调动的事，前后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期间，妻子不放心，多次催我问曾祺战友情况如何，每次曾祺战友都会面带微笑不紧不慢地说：“不要急，没问题的。”虽然我特别相信自己的战友，但心还是放不下来。
时间到了1995年的初夏，我正在罗浮山带部队搞训练，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说她明天就要去新华街凤华居委上班了。消息是当天傍晚曾祺战友专门开车去部队告诉她的，怕她不识路，还专门为她画了张草图，标明了凤华居委的地址及凤华居委龚主任的电话号码。
就这样，在战友曾祺和前辈曾镇长的鼎力帮助下，妻子终于调回城里上班了，而且工作单位很不错。
那时居委会还实行收支一条线，年底各居委还会各自发奖金。记得那年年底的一个下午，我还没下班，就收到妻子的电话，要我下班后赶快去她单位接她。我问她有什么急事？她神秘地说：“来了就知道了。”
我怕出了什么事，一下班就急急忙忙往妻子单位赶。那时的凤华居委周边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华，下午五点多街上就没什么人了，车也少得可怜，只有几个搭客的摩托佬在寒风中等生意。
当我急急赶到凤华居委时，其他工作人员都下班了，只有妻子一人还坐在办公室里。
我问出了什么事？妻子递给我一个大信封，我拿来一看，里面全是百元大钞，估计有一两万块钱。我问钱是哪里来的？妻子说：“年终发的奖金。”
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要知道我当时在部队当教导员，国家正科，每年工资总量不到两万，而一个居委的一般工作人员年终奖金就拿了一两万，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可见当时军地差别有多大。
后来才明白，妻子因首次领取这么多钱，加上凤华一带也不太安全，怕钱被人抢，要我来当了回保镖。
妻子到城里上班后，不但收入翻倍，而且可以照顾小孩上学了。部队小孩上学都在城里的一小，每天早晨坐部队班车，妻子到城里上班后，每天也是坐部队班车，路上就有了照顾。
另外，中午小孩也可到妻子那里吃饭，还可午休一会，基本上解决了后顾之忧。再后来，妻子由从凤华居委调到了条件好些，离女儿上学近些的新街居委，最后还担任了秀会居委的副主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曾祺战友和曾镇长的帮助。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曾祺战友和曾镇长的深恩我将铭记在心，今生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