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刘武松
在部队25年，可以说，我是部队的老营干（即营级干部），当了2年副营职干事、5年教导员、还干了2年宣传科长，前后足足干满了9年。九年时间啊！比八年抗战还多出一年。
为何干了9年营干，才升为团干，当然不是自己干得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我旅政治军官副团职数太少。
当时旅政治部只配了一名副团职副主任（后来加配了2名），而我旅共有8个营，另加一个教导队，其教导员都是正营级别，再加上政治部4个科长、后勤部一个政工科长，全旅正营政工干部总数达到14个，这14名正营政工干部都可以竞争副主任的位置，比例为14:1。
另外，我旅驻广州郊区，地理位置优越，集团军乃至军区都有不少干部想来顶这个位置，所以那时政治干部想升个副团真是难上加难。
另一个原因，是我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说白点就是不会拉关系、不会走关系。客观上讲会拉关系、会走关系是一门本事，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不害人。
国家的外交部就是用来拉关系的，各省市驻京办事处也都是用来拉关系的，中国和外国不同，外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基本上还是个人情国家。比如外国出了交通事故，当事人第一时间肯定是打电话报警或者找律师，而中国人则是打电话找熟人，这就是观念的不同。
当了9年营干，很多人会产生怨言，选择退缩，甚至选择退出，也就是混一混等着转业。说实话，当时我并无此想法，而且谢绝了我的好战友花都区办公室副主任刘曾祺邀我到地方发展的好机会。
当时有个叫曾祺的战友，劝我转业跟着他干，可不知为啥我竟没有听从这位老战友的好心安排，毅然决然坚持在部队干，并坚信自己的春天总会来到。
我之所以这样自信，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一是我在营级岗位干得不错。两年干事自不用说，拿的是干事的钱，干的是科长的活，时时带头，事事带头，处处带头，科里工作也是红红火火，成绩显著；五年教导员更是倾注了我全部心血，将营队带进了先进行列。
更让我欣慰的是，五年间我营平安无事故，安全工作做得特别好；在宣传科当科长两年，已是旅政治部最老的科长了，我并未倚老卖老，更未休息不干，而是咬紧牙关，继续奋斗。
那两年正值香港澳门回归，宣传科的事特别多，整天忙得团团转，不过工作成效还算不错，两年间我连续立了两个三等功，这也是旅首长和政治部领导对我工作的肯定吧。
二是，当时我的资历最老。
9年营级干部在一个部队并不多见，9年营级干部还在岗位上默默奋斗就更少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当时我战友要我转业跟他干，我曾和我妻子讲过此事，妻子也曾犹豫过，但我总感觉曙光在前头，在部队当个团级干部总比在地方当个副科长强吧（现在看来当时的想法也不一定正确）。
因此，尽管有好的机遇，但我还是选择了在部队干下去。我当时的想法很朴实，论工作我比别人不差，论资历我比别人不浅，如果旅里空出政治部副主任的位置，轮也该轮到我了吧。
三是我这个人群众基础好。我的父母都是本分、淳朴、忠厚的农民，为人特别善良，都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典范。我的身上很好地继承了他们的这些优良品质，我做人的准则是与人为善，对自己严，对他人松。
所以凡我工作过的地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多数人对我的感觉和评价还算可以，说我是一个好人，心地善良，关心部属，事事处处能为他人着想。
四是首长们对我很关心。无论是许广福旅长，还是苏仕平政委，无论是戴开石副政委，还是政治部张思胜主任，以及其他首长对我都很好，很关心。他们经常对我说，只要把工作干好，进步问题组织会考虑的。
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运气了。
人的运气有时说来就来，不久旅政治部副主任要求转业，位置空出来了。
后来，旅政治部和旅首长一致同意，推荐我作为副主任人选上报了集团军。
最要感谢的，还是我的顶头上司张思胜主任，他是我的故交，我们曾一起在广州军区理训班培训过多次，他从集团军政治部下到我旅当主任，见我还是个老营干，特别关心我，多次找到集团军政治部的首长和干部处的领导为我说话，终于为我入“团”扫清了障碍。
期间，也有好朋友建议我去上面跑一跑，我说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去哪跑呀？另外我也没这个银子，再说我也不擅长此道啊？
报告上去没多久，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长银，就利用来旅蹲点的时间考察我了。刘主任来考察我我是知道的，他先后询问了旅首长、旅政治部领导、机关同事和营连主官。
那几天，我天天等着刘主任找我谈话，按照惯例，待提的干部上级领导必须找其谈话的。可我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刘主任的召见，没几天刘主任回了惠州军部，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冰点。
回到家里，我失落地对妻子说：“入团没戏了，还是转业跟着曾祺战友去干吧。”
妻子焦急地问：“出什么事了？”
我说：“军首长来考察我，都没找我谈话，肯定泡汤啦。因为部队干部要提拔，上级领导必须找本人谈话的。”
我妻子听后，半天无语，她知道我很在乎身上的这套军装，想在部队好好发展，最后只好安慰我说在地方一样可以发展。
正当我无望又无助时，没过多久集团军政治部一纸命令下来了，任命刘武松同志为装甲旅政治部副主任。
当我将这一喜讯告诉妻子时，开始她还以为我在安慰她、逗她乐，怎么也不敢相信。当最后知道是真事时，喜悦的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她深知，她的丈夫能加入团级干部的行列，比一般人都付出得多。
我能在上级首长没有谈话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团级干部的行列一直是个谜，这个谜直到两年后我担任旅政治部主任时才解开。
那年年终，集团军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我带组织科长王卫华、组织干事梁力强等同志到军部开会。
散会时，军首长请我们聚餐。会开得很成功，军首长和各师旅直属团的政工领导都很高兴。当时部队有个传统，一高兴就会放开膀子开怀畅饮。
先是首长和我们一起干，然后我们分别给各位首长敬酒，再就是首长找比较熟悉的部下对饮。
在这些师旅直属团主任中间，我是和首长们最不熟悉的一个，因而首长单独和我对饮的并不多，这样也好可以少喝点酒，毕竟在首长面前喝高了会出洋相，影响不好。
我正看着其他首长和各单位主任杯来杯往时，突然发现集团军副政委刘长银（此时的长银首长已由政治部主任改为副政委）向我走来，我赶紧迎了上去。刘副政委向招待员示意，给我找来了一个四两的酒杯，亲自给我倒满，他自己也倒了小杯。
刘副政委端起酒杯，一边祝贺我当了主任，一边询问我还记不记得当副主任时是谁考察的？我当然记得这位没有找我谈话、让我虚惊一场的刘主任。
见首长这样平易近人，我一边给首长敬酒，一边把首长考察我没找我谈话吓我一跳的事说了出来。
首长听后哈哈哈大笑，他说：“当时确实没有找你谈话，按规定是要谈话的，可我听了旅领导的汇报和机关基层对你的反映，都说很好，早应该提了，所以我就没有找你谈了。”
聊天中，首长还告诉我军常委讨论通过我的任命时的一些花絮。那年我已39岁，有些首长觉得这个年纪当副主任有点大，忙问是谁考察谈话的。长银首长说是他考察的，但没有谈话。
长银首长的回答显然没有让其他首长满意。有人说怎么不谈话呢？长银首长说，旅里上上下下都说这个同志好，早该提了，加上时间紧，我就没有找他本人谈话了。大家一听长银首长这么一说，也就没人再提意见了，我的命令就这样通过了。
听到这里，感恩的心让我无以言谢，我二话没说，头也没抬，一口气就将四两白酒干了个底朝天。这天是我一生中喝酒最多的一次，事后我算了一下，起码喝了一斤二两高度白酒。
那时正值壮年，开始还顶得住，当场没醉。记得和长银首长喝完那杯大的，我还很清醒，一一向各位首长告别，然后登车返回一百多公里外的花都部队。
可走到半途，酒精发作，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清醒过来，这也是我一生中喝酒喝得最多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