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二月初三的星空，北斗魁星之侧的文昌六星总显得格外明亮。这组排列如半月形的星辰，是远在千万光年之外大熊座的恒星。它自战国起便被中国人视为掌管人间文运的独特星辰。司马迁曾在《史记·天官书》中记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
从星辰到具有人格化的神祇的发展，来自于一个传说。张亚子原为西晋贤士，因避战乱迁居梓潼，行医施教，死后被尊为地方保护神。唐朝皇帝两次避乱入蜀，借其神威凝聚民心，唐玄宗追封其为“左丞相”，开启了梓潼神从地方信仰向国家祭祀的蜕变。至此，天界的文昌星与人间的忠义典范开始重叠，为后世“星人合一”埋下伏笔
南宋时期，道教成为推动文昌信仰的关键力量。道士刘安胜托名“鸾笔降书”，编撰《文昌大洞真经》等二十余部经典，宣称玉帝敕令张亚子“掌文昌府事，司人间禄籍”，将星宿神力与人格化的梓潼神彻底融合。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一封加封诏书，以“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的尊号，正式完成对其神格的国家认证。
科举制度的需求，也使文昌帝君成为儒释道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祇：儒家士子奉其为“文运之神”，佛教纳入其为“证果定惠王菩萨”，道教尊其为“元皇真君大帝”。可见，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更多的人还是希望通过科举来改变自身命运。
明清时期，文昌崇拜广泛得流行于民间，渗透至社会毛细血管，成为跨越阶层的文化共识。直到今天，文昌阁前依然香烟缭绕，很多地区和建筑也直接使用文昌来命名。
现代天文学早已解析出文昌星的光谱构成，这份绵延千年的崇拜却愈发显现出浪漫的味道：它见证着中国人是如何在浩瀚宇宙中寻找自我的投射，如何将天上的星星变成自己的心灵寄托。从科举时代的青衫书生，到信息时代的莘莘学子，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虔诚，对命运的敬畏。相信“天人合一”的中国人，就这样把我们自己的文明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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