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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能见到的有关张三丰身世的传记中可以得知，三丰出生于书香门第。这种家庭环境，使他有机会接受当时盛行的理学思想教育，并可博览群书，广交文友，为他日后系列的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他能在撰著中熟练的运用道释儒三家思想，并能使之有机的融为一体。
自宋至明，理学思想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三丰的思想受其影响而带有理学的特色似在情理之中。而理学的主要特点则是以道入儒，以儒谈道。这是由于宋代朝庭推崇儒家思想为正统地位的缘故，故学术界也只好以道家思想冠以儒家名号而予以继承，以利推广，如此就形成了融道于儒的理学特点。无怪乎后世有学者戏称理学是道家思想与儒家名号的“混血儿”了。
其实，早期的华夏文化并无道儒之分，只是到了春秋时期，学术界百家争鸣，才形成了诸子百家的格局，并逐渐归并为道儒两家的大派系。至隋唐以降，随着佛教的传入，三家就又有了融合为一的倾向，而宋明时期的理学思想，就是这种融合的具体体现。所以，三丰的思想也明显的表现出这种融合的特点。
据《三丰先生本传》载，张三丰五岁时曾患目疾，几近失明。后被碧落宫住持张云庵所收纳，并教之以静修之功，遂使其目疾渐愈。从此以后，张三丰就对静功的神奇效用深信不疑，为他后来的修道生涯播下了待萌的种子。
在他目疾痊愈之后，就随云庵学习道经七载，并兼及儒释两家著作，为他的文化修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学而优则仕”，这是前人走仕途的入门途径。年青时的张三丰亦走了前人走过的入仕之路，一度专修儒业，并因其学业优秀而谋得中山博陵令之职。任职期间，终感官场险恶，又因闲暇间游葛洪山，勾起了他仿效葛洪弃官隐修的念头。张三丰便找借口辞官隐居数载，专习道经兼及佛典。因他悟性灵通，深感道释儒三家经典的内蕴实质并无二致，故亦继承了自隋唐以来已有的三教一理，共为一道之说。
其在《大道论》中曰：“予也不才，窃尝学览百家，理综三教，并知三教之同此一道也。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仙。而仙家特称为道门，是更以道自任也，复何言哉！平允论之，儒也者，行道济时者也；佛也者，悟道觉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人者也。各讲各的妙处，各讲各的好处，何必口舌是非哉？夫道者，无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已矣。”“‘一阴一阳之谓道。’修道者，修此阴阳之道也。一阴一阳，一性一命而已矣。《中庸》云：‘修道之谓教’。三教圣人，皆本此道以立教也。”
其《归源论》曰：“三教鼎立，如一屋三门，中无少异。”由此可见，三丰先生虽在后半生全身心的投入修道生涯，精研性命双修之道，但却始终兼容了道释儒三家思想。认为三家从现象上看虽是异流，而本质上却是同源，无非三家在这同源上各有其侧重而已。儒家以入世为务，释家以出世静悟如来性为主，道家则兼及性命双修，但亦有只讲修命而无视性功之基础者，所以道家亦以出世行修为主。然而出世是为了能更好更久的入世，亦是为了觉世而度人。
所以，三丰的后半生则更注重出世静修，以便能更自由的居于人世，免被世俗的名利摧残了自身。同时亦可将自己切身实修的经验教训及所觉悟到的真理传留后辈，以成自度而度人的功业。因此，他除了精研三家经典之外，亦四处寻访明师，以便获得真人之心传，以免走弯路走错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寻访到真师，得其真传，并隐居武当山静修多年而成正果，深悟天机。在他所留下的丹经丹辞及语录中，就主要突出了出世隐修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其《八遁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若无出世之隐遁，就难以成就修炼“金丹大道”的必要条件。因为修炼的基本条件是寡欲无为，若不能超脱出世俗的名利欲，何谈无为？当然，这里所讲的出世隐遁，主要是指思想领域的超脱，若思想不能超脱，即使隐遁山林，也不能成就无为的心境。
三丰在《八遁叙》中曰：“遁之为用妙其哉！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不谒君公，不逢权贵；不以长生之术分人主励精图治之心。自求自用，自得其娱。望之若白云之在天而舒卷无定也；即之如明月之印水而动荡难收也。或隐廛市，或居山林，或杂俦任之中而人不识。……但愿求我者转而忘我，诏我者转而遗我，则我与八遁后先争高，而为圣朝之大遁也。”好一派超脱世俗，不求显达的逍遥风度。这是他总结了历代假借修道的名誉，以为终南捷径，而图跻身显达之位者自招杀身之祸的教训后，得出的隐遁经验。这亦是历代修道大成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藉此，我们可以窥见三丰先生虽讲三教合一，但却偏重于道家的隐遁出世修道，而不看重儒家的入世走仕途以求显达。或可说是因其深谙仕途之险阻重重，转而觉悟到应遁入道家以脱俗而离险。这在世人看来似乎有点官场败北，穷途末路而无可奈何的味道。
殊不知，这实际上是他的世界观由表及里深化的必然进程，故而促成了他整个人生观的大转折。因为儒家多讲表治，讲人道，而罕言天道之本；道家则注重于讲天道，讲内在，讲正本，本正而末自理。若其只求表面的繁华而不知正本，表之繁华则会变为混乱，且越治越乱；若能追根而寻源，方能知尽情求末者实乃乱本之举，就会转而弃末以正本。历代修道者也大都经历过这种人生观的深化及转变过程，如尹喜、葛洪、吕纯阳、陈抟等人，都有相类似的经历。
也就是说，此类人的后天思维及先天的悟性都比较灵通，故能表现出对后天知识很强的接受力，反应出对先天真理的渴求和灵悟，因此也就能表现出对后天知识的质疑和不满足，转而进入对先天真理的探索。这就是那些修道者弃官隐修的思想根源，也是他们人生观大转折的内在因素。
对此弃末从本的关系，早在春秋以前的《易经》中就已作为施治的主旨记载：“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是以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只是后来人们的后天欲智日渐占据了心神的主导地位，淡忘了这一人生宗旨及社会的施治纲领，被表面现象的繁华所迷惑，放弃了对其本原的调养归正。
三丰先生却能自末中窥见本原，故而就能轻末而重本，毅然离弃仕途的无尽险阻，转而修治人生的根本。所以他在《无根树道情》的起首就写着：“无根树，花正幽，贪恋红尘谁肯修？浮生事，苦海舟，荡去飘来不自由。无边无岸难泊系，长在鱼龙险处游。肯回首，是岸头，莫待风波坏了舟。”这并非是因他仕途知返。这需要非同寻常的大智及胆识，也需要非凡的诚信与毅力。只有知行合一，勇于割舍名利，才能切身实修，进而彻悟天道。
三丰先生就是从实修中亲证了天道之奥秘，亲验了生命的真谛，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修持的经验总结。故可知先生并非单纯的利己主义者，而是以自度的实践以度人，以自利的验验以普利众生。
当初释迦牟尼就是因悲怜众生之苦难，进而触动了他对人生真理的探索，甘愿放弃可以继承的王位，去过那千辛万苦的隐修生活，终于在多年清冷的隐修实践中洞开真知的天窍，彻悟了宇宙之真理，并设教传理以普济众生。
老子的《五千言》及羲皇的先天《八卦易》又何尝不是普济众生的真理！
所以，以真修而悟真道，以真道普济众生，这是道释儒三家的共同思想宗旨。但由于世人日渐对三家思想的共性予以判分，各强调其侧重面，而忘却了三家思想的共性之所在，致使三家互相非是，各执其是。三丰先生却能自世人对三家思想的偏见中扬其真，避其伪，使三家自异流中再寻归同源，以弘扬“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的真一道本，从而使众心归本，天下归一，和谐共存，以免人心各异而使混乱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