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损害了我国的主权，当此之时，广大有良知的民众振臂高呼，反日情绪与日俱增。
1919年1月，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会议，会议充斥着野蛮，根本没有任何公正可言，他们在未经我们的同意下，直接将原本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给了日本。
要知道，我国也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这个决定无疑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但是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
这次会议充分诠释了“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公理终将强权”，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美丽但无法成真的童话。
面对屈辱，北洋政府选择了放低姿态委曲求全，可广大爱国青年却不愿丢失良知。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纷纷罢课，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纷纷响应，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也共同参与，共同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史称“五四运动”。
任何形式的运动，都需要有指导思想在前开路，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萌生的新思想便是这次运动的思想武器。
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如果要问一个知识青年最喜欢读什么杂志，那么他便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新青年》杂志。
如果继续追问他们最敬佩的人物是谁，那么他还会毫不迟疑的回答是胡适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主席就曾这般回答过。
毛主席比胡适小两岁，但却一度称自己是他的学生，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去了台湾。
他在台湾读到毛主席刚出版的《蝶恋花》后，却立即批评说：没有一句是通的。
尊重与仰慕
胡适，字适之，籍贯安徽绩溪县，出生于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浦东新区），是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和哲学家。
他的父亲是胡传，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来因为乙未战争而离开台湾，或许是由于父亲的缘故，让他对台湾一直有着别样的情愫，只是不知道后来他选择离开大陆，有无这方面的原因。
在1910年的时候，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留学去美的名额，得以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科，可这一专业终究不是他的爱好，后来便改学文科。
1914年，他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三年之后，学成归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驻美大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胡适回国之后，一直在提倡文学革命，进而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在毛主席在湖南中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而他因为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名鹊起，成为了当时非常著名的学者。
后来毛主席从湖南来到北京之后，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他就见识到了这个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
在做图书管理员期间，毛主席一直在学习，还曾多次抽空去听胡适讲课，所以就传道授业解惑而言，毛主席曾一直把胡适当作老师。
新思想需要碰撞才能闪现出火花，毛主席还曾委托杨怀中介绍亲自去拜访过胡适。
他们一起探讨新思想，一起研究学问，在胡适的侃侃而谈之下，毛主席也深受启发，在这一时期，毛主席对胡适是尊重与仰慕的。
失望与顽固
时势在变，思想亦需要转变，可在时代的洪流之下，有人选择了踏浪而行，有人却选择了抱柱而停。
毛主席无疑是前者，而胡适则是后者。
就在旧社会之中，每个人都在艰难前行，但未来的路却无人能看得清，即便是胡适也在这件事情之上栽了跟头，他一生都没看清马克思主义就是新中国的方向，自然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而这条路正是毛主席所坚守的，最终带领中国民众取得成功的光明大道。
在毛主席投身其中的时候，胡适却向其泼下了冷水，他曾发电报给毛主席，意图“规劝”他放弃武装斗争。
对于中国的国情，毛主席慧眼如炬，他深刻地明白，这条路不能放弃，一旦放弃了，中国就丢失了未来，所以他没有也不会听从胡适的“规劝”，这也是中华民族之幸。
在听到胡适的规劝后，毛主席已经不再对胡适抱有幻想，对他的仰慕也逐步变成了失望，但毛主席从来没有真正地仇视胡适。
后来在蒋介石退却台湾的时候，毛主席还做了最后一次挽留，他托人带话给胡适，只要他不走，可以让他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只是胡适拒绝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曾展开了对胡适的大批判，毛主席对其却有着十分中肯的评价，毛主席是这般说的：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很多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否定与批评
对于来自大陆的批判，胡适却觉得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抬举和宣传，后来他在台湾读到毛主席刚出版的诗词之后，却进行了激烈的否定与批评。
在这一点上，胡适没能显出一点宽容和容忍，尤其对于《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更是全盘进行了否定。
这首词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对于我们现在喜欢诗词的人来说，这首诗的感情非常真挚，而写作手法更是新颖，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运用美丽的神话，营造出了一个奇妙优美的艺术境界。
后世文学名家们对此词亦有着超高的评价，在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是当身在台湾的胡适读到大陆刚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之后，他很气愤，当晚在日中写下下面这一段话：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页，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是通的。
只是不知道胡适作出这般评价是纯粹是认为诗词是旧文化，还是针对作者的恶意贬低，亦或者两者皆有，时至今日，已经很难说得清楚了。
不过胡适对于毛主席的白话文却是有着极高的赞誉的，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这样写道：
胡先生告诉我，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的指导。
这样看来，胡适贬低毛主席诗词的原因，应该是前一种可能性更大，毕竟他一生都在倡导新文化，诗词在他的眼中，或许已经成为要摒弃的糟粕，无论诗词本身有多么美，都该被全盘否定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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