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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李克农因为摔下楼梯，撞到脑部，昏迷了两个月。所幸经过精心照料，李克农逐渐恢复了意识。
一天，在一旁照顾的李克农儿子李伦突然听到父亲嘴里反复念叨着什么，靠近一听，却是一个名字：
王石坚
在我党情报战线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著名的“南潘北王”，南方的自然是潘汉年，北方的就是李克农反复念叨的王石坚。
而这个王石坚在历史上颇有争议，因为他很可能是个叛徒。
那李克农为什么会反复念叨他呢？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又名赵春暄、王世民，山东文登人。早年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第一次被捕。
第一次被捕的王石坚表现得非常英勇和坚贞不屈。在监狱里不断组织革命革命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我党的强烈要求之下，一批我党同志得以被释放，王石坚也在其中。
出狱之后的王石坚被安排在秘密战线工作。
1941年，王石坚被安排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而他的核心任务就是围绕着熊向晖、申健、陈忠经"后龙潭三杰"等人收集情报工作。
从1941年到1947年，王石坚建立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比如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王石坚情报组就曾及时传递出重要的情报。
王石坚也因为赫赫战功，在党内高层中和潘汉年并称为“南潘北王”。
1947年，对王石坚和他的情报组成员来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年份。
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一名党外人士的自作主张。
这名党外人士名叫余心清，是一个爱国民主人士。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4年初，余心清就与李克农建立了联系，属于我党情报系统特殊存在的外围人员。
从1946年开始，余心清就利用个人私交，一直努力做着争取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兼总统府参军长、二级上将孙连仲的统战工作。
孙连仲
1947年9月初，周恩来突然收到余心清通过北平地工情报组直接发来的一封密电，称：“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
这封报喜的电报，却让周恩来意识到事情不妙。
我党的情报工作是由周恩来一手缔造的，周恩来情报工作的经验非常丰富。他敏锐地意识到要出事。
原来这封电报是通过潜伏于敌人内部的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上校副处长陈融生发出的电报，陈融生的上级正是王石坚。
情报工作是非常谨慎的，按规定陈融生只负责情报工作，不应该涉及统战工作。
而且余是我党外围人员，是没有权限也不能通过陈融生直接给周恩来发报的。
这是明显违反工作纪律的，周恩来当时对罗青长说
“孙连仲那里有我们很重要的情报关系，也有单独的联系渠道。北平地工情报组为何越俎代庖，他们怎么可以介入这样的事情呢？”
周恩来第一时间调离了陈融生，同时下令北平情报组切断了和余心清的联系。
当然，周恩来也第一时间通过其他渠道告诉余心清
“时机不宜，蒋军华北部队数十万之众，孙部如贸然行事，必将被歼。况孙态度尚不明朗，可缓图之。”
尽管周恩来第一时间调整了北平情报工作的安排，但是还是出事了。
余心清并没有理会周恩来的“缓图之”，反而越发激进起来。
他在北平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以孙连仲幕僚和陆军中将的身份宣布
“除国共两方势力外，孙连仲将以第三方势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
一时间舆论哗然，有媒体甚至报道“西安事变可能在北平重演”
蒋介石大为光火，要孙连仲做出解释。而孙连仲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余心清，很快余心清被捕、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拷问，余心清骨头很硬，他坚持这一切都是孙的安排，自己不过奉命行事而已。
自始至终，他都没有透露我党任何一条信息。
余心清虽然坚贞不屈，但是敌人也不是吃素的。
敌人很快判断出一定有我党的特工和余心清联系，传递信息。敌人借助美军提供的先进设备，在北平各处侦听电台信号。
不久之后，我党一处电台被敌人锁定了范围。
敌人安排北平著名飞贼，同时也是保密局特工的段云鹏进行探查。
段云鹏偷鸡摸狗出身，跳墙攀檐的本领很是高超。经过他的秘密探查，找到了我党电台的具体位置。
1947年9月24日清晨6时20分，我党在北平的第一个情报组被破坏。被捕的是电台台长李政宣夫妇、报务员兼译电员孟良玉夫妇。
李政宣被捕后，没有经受住敌人的拷打，投降叛变，供出了其他几个情报组。
当晚敌人根据李政宣的交待，破坏了两个情报组。这两个情报组的成员是：
董肇筠：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化名董明秋。
董剑平：北平市政府第一科科长。
梁蔼然：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
随后董剑平叛变，供出了更多的同志。
敌人根据这些叛变分子的交待，在北平及沈阳、承德等地大肆搜捕，我党多个情报组遭到破坏。像谢士炎、丁行等潜伏于敌人内部的高级军官先后被捕。
谢士炎、丁行等人被捕后坚贞不屈，于次年在南京英勇就义，史称“北平五烈士”。
敌人顺藤摸瓜，四处抓人，短短5天内，又有近百名军官被秘密扣押，军衔遍及将、校、尉，仅将官就有20余人。
其中自然有无关的人，但是我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也由此遭受重大打击。
而且敌人抓捕迅速，保密做得非常严格，使得从24号开始，5天的时间里王石坚等人都没有察觉到出了问题。
9月29日，在叛徒的指认下，敌人在西安捉住了王石坚，西安情报系统也遭受沉重打击。
王石坚被秘密逮捕后，开始中央是也不知道此事。
中央从美联社的一篇新闻稿上才知道出了大事。
1947年10月3日，美国合众社的一篇报道称：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琏与丈夫袁永熙被当局逮捕。
此二人是我党情报工作者，袁永熙还是北平学运负责人。
李政宣所住的院子正是这俩夫妻二人的。
周恩来立即叮嘱李克农
“陈琏夫妇身份特殊，既然被捕即说明此案似牵涉范围极广，有扩大可能。速告知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涉及其他系统。”
但此时已经太晚了，中央直到10月6日才得知王石坚被捕。
中央得知此事后，计划不顾一切营救王石坚。
但这一次王石坚没有坚持住。
被捕后，王石坚很快写了万言《自白书》。
在《自白书》里，他详细说明了我党做情报工作的经过和他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5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以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供出，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
王石坚的行为，导致我党北方情报工作再遭重创。
以至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得意洋洋地称“王石坚案”为：搞垮了中共情报系统半壁江山！
然而王石坚到底有没有叛变还是存在着争议的。
其中有几大疑点：
首先，熊向晖晚年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讲过：“虽然早期有些人认为王石坚是叛变投敌，但建国至今，所有党史军史文献资料中，从未说过王石坚是“叛徒”。
而且王石坚的家人一直都被周总理安排专门人员进行专门保护。
其次，王石坚供出了一些情报，但是很多我党重要的情报人员他都没有交待，这些人中就有“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等等，对这些人他要么说和自己无关，要么说是被自己利用。
第三，王石坚供出的20余处情报站，都不是我党情报网络的重要节点，涉及人员并不多。凡是只和王石坚一个人单线联络的情报站，没有任何一个暴露给敌人。
由王石坚直接领导的天津密台，西安密台，也同样未被敌人破获。
北平五烈士始终没有供出自己的联系人，而这一个联系人王石坚也知道，他同样没供出他。
上述种种疑点的存在，使得王石坚到底有没有叛变成了历史未解的谜题。
尽管如此，我党北方情报组还是受到了巨大损失，李克农事后向中央检讨，要求处分。
此事一直郁结于李克农心中，以至于他昏迷清醒后还是会反复念叨王石坚的名字。
后来王石坚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以“国民党情报局少将副主任”的身份工作到退休。
1982年，王石坚因肝癌在台北病逝。
而围绕着他的历史谜团也就继续尘封在岁月长河之中。
全文完
参考资料
《永远的谜团——王石坚案始末》《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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