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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0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向一个来自中国河南的老人深深地鞠躬。
这个老人名叫耿谆。
耿谆的名字或许不少国人并不知晓，他曾经带人在日本抗战，发动了著名的“花冈暴动”；他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一人，但是他却拒绝领取日本的5亿“赔偿金”
就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吧。
1944年4月，洛阳。
日寇重兵围攻洛阳，洛阳已然是一座危城。
此时耿谆是国军第11路军15军64师191团2营上尉连长，他和所在的部队奉命保卫洛阳。
此时的耿谆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1932年入伍，他先后参加过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和豫中会战等战役，数次出生入死，与日寇血战，早已存了和日本人死磕到底的决心。
在危城洛阳之中，耿谆这一次也做好了牺牲报国的准备。他告诉战友们，今天这里就是我们这些军人的死地，决不能后退一步，打到最后一个人。
战斗打响之后，日军的进攻异常凶猛。耿谆也抱着必死的决心，带着战士们坚守阵地。
只是结局是耿谆万万没有想到的。
耿谆没有死，但是却因为负伤成了日军的俘虏。
不幸成为日军战俘后，日寇先是把耿谆和其他被俘的国军将士集中在洛阳的西工营房，过了一段时间后又把他们运到了石家庄的战俘营。
到石家庄后，耿谆和其他人呆了一段时间后，又被日军转送到北京清华园战俘营。
辗转多地战俘营，耿谆和战友们受尽虐待，待遇极差，路上陆陆续续有战友被日寇惨无人道地折磨致死。
同时，随着辗转多地，战俘们也不再是单一的国军战俘，他们中间有日寇从其他地方抓来的八路军战士、农村的青壮年、小商贩等。
1944年7月28日，耿谆和其他人再次被日寇押到青岛，此时的战俘们还不知道他们即将远离祖国，被强迫送到日本当劳工。
抗战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大量劳动力都上了战场，国内缺少劳动力。因此，从各个战场抓来的战俘就成了日本国内重要的廉价劳力。
7月28日当晚，耿谆一行人就被日寇强制登上了一艘名为“信浓丸”的货轮，开往了日本。
登船后，耿谆被日寇指定为大队长，负责管理战俘们的吃饭、睡觉等事宜，在海上漂泊了7天7夜后，8月5日他们就抵达了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作业点。
而在航行的途中，有6名战俘丧命，被日寇抛下大海。
日本秋田县花冈町是日本最重要的铜金属矿山 , 是日本军火工业主要的能源供应地之一 。耿谆 及其他中国劳工便被强征来完成河道改建工程。
耿谆他们是第一批抵达的劳工，后来陆续还有两批劳工抵达。
在日本做苦力的生活很悲惨，每天他们要完成15-17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而当地供应的饭食根本不能吃饱。
日本监工对中国劳工非常残暴，动不动就皮鞭暴打，不管是酷暑还是暴雨，中国劳工们都要被迫劳动，无法休息。
而在寒冬，中国劳工更是要赤脚站在水中干活，冰冷的寒风，刺骨的河水摧残着中国劳工的身体。
有一个名叫薛同道的劳工实在太饿了，跑到当地人家里，哀求要点吃。结果被日本监工用皮鞭活活打死。
如果有人生病了，日本人给病号的伙食是减半的。原本吃得就少，减半之后简直就是要人饿死。无奈，病号们即使病得很重，只要还能动，都会拼命去工作。
就这样才过去半年，就有200多名中国劳工死在了日本。
这样的环境，让中国劳工们都知道继续下去，只是坐以待毙，不是饿死就是被折磨死。于是耿谆就开始组织策划劳工们暴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耿谆他们决定在1945年6月30日晚11时发动暴动。参与暴动的一共有700多名中国劳工。
耿谆计划在日寇入睡后，把中山寮的日寇杀死，安排50名强壮的人，分头袭击美军战俘营和当地警察署，夺取武器，然大家朝北海道出发。
如果在北海道能抢到船，就登船逃离，至于飘到哪里他们其实没有什么计划；而如果不得已被敌人拖住，就和敌人决一死战。
6月30晚暴动如期发动，前面进展得比较顺利，但是因为组织不够严密，日本监工给跑了出去。致使后续袭击警署的计划不得不放弃。
暴动计划过早暴露，日本人迅速组织了2万多人围捕耿谆他们。耿谆带着700多名中国劳工逃入深山之中。
这就是震惊日本的“花冈暴动”，但是最终中国劳工因为寡不敌众，被日寇重新抓了回去。
被再次抓回的中国劳工，遭到日本人更为残暴的报复。毒打、虐待层出不穷，耿谆等人为了保全大部分人，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
后来耿谆被日本法院判处死刑，其他人被判了7-10年的徒刑。
不过还没等执行，日本就战败投降了。
耿谆等人被美军先遣队给救了出来。
获救之后，耿谆等人还在法庭作证，可恶的日本监工福田金五郎和青水正夫被判处了绞刑。
1946年11月，耿谆等人返回祖国。
回国后的耿谆一直在乡务农，但是他心里始终没有放下那些惨死在日本的同胞，他总想着有什么办法给他们讨回公道。
因为日本政府和奴役劳工的企业鹿岛组的残酷迫害，先后共有418名劳工命丧日本，史称“ 花冈惨案 ”。
战后远东横滨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花冈惨案”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迫害战俘和劳工的典型案例
1995年6月28日，耿谆为首席原告，11名花冈受难者和遗属组成原告团，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日本鹿岛公司谢罪、赔偿和建立劳工纪念馆。
这也是战后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索赔的第一起案例。
这是一场耗日持久的诉讼，日本人想尽办法逃避责任，不停地否认否认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
最后日本法院下令双方和解，日本鹿岛公司赔偿5亿日元。但是鹿岛公司却声明说这笔钱不是赔偿金，只是一个“花冈和平友好基金”。
明显日本人在玩弄文字游戏，死活不肯承认他们犯下的罪行。
耿谆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把戏，他强调诉讼目的没有实现，“和解条款”不能接受。耿谆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和解对耿谆无效，拒绝领取“捐出金”，并严词谴责和抗议鹿岛公司拒不认罪。
耿谆愤怒地说道：“这是原则问题，中国劳工不需要他们‘捐’钱，我们只需要合理的赔偿。”
2012年，耿谆因病去世，享年97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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