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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这一年是甲午年。
在这一年,中日两国爆发了一场大战,从1894年一直打到1895年。史称“甲午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清政府一败涂地,被迫割地赔款,向日本赔款两万万两白银,并且还把宝岛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甲午惨败,于全国上下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人会想到堂堂天朝会败给日本这个“蕞尔小邦”。
1895年秋冬之际,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出版了一本书,而这本书一经出版立刻风行天下,读过之后的人无不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本书要是早八年出版,甲午或许不会败得如此惨,至于割地赔款说不定可以避免了。
这本书名为《日本国志》,作者黄遵宪曾经担任大清驻日本的参赞。这本书“见闻之切、搜罗之广、才力之富”,“是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代表作”。
梁启超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只有读了此书,才能知道日本强大的原因。但是他也“责备”作者黄遵宪“成书十年之后,谦让不流通”
因为这本长达12志40卷50万字的《日本国志》,实际上黄遵宪在1887年就已经写完了,但是始终没有出版。
难怪当时国人多有遗憾地说,如果《日本国志》早点出版,全国上下对日本这个国家的了解会更多,准备也可能更多,也许会避免开战,也许“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那么黄遵宪为何等了八年才出这本书呢?
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折射了当时清廷官场上下的自大和愚昧。
黄遵宪是广东梅州人,1876年中举,1877年秋天,29岁的他以参赞的身份抵达日本。
而这一年,正是日本的明治十年。
此时恰是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完成,日本的国势正处于上升期。
黄遵宪人在日本,更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感受到,经过变法改革的日本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化。
此时的日本早已不是国人眼中的野蛮岛夷和蕞尔小邦,日本已经或者接近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了。
但是此时,一衣带水的中国,却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正如梁启超所言,此时的中国“寡知日本者也”
黄遵宪在日本一方面亲身感知到了日本的欣欣向荣,一方面也警惕地意识到日本的狼子野心。他深感国人对日本了解太少,这太危险了。
于是从1878年开始,黄遵宪把闲暇时间全部用来搜集日本的资料,并且深入接触日本社会各界。他重点关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法律乃至宪政的变化。
黄遵宪苦心搜集,笔耕不断,后来他对官场失望,更是认为写完《日本国志》这书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干脆和朝廷请假,中断仕途,回老家专心写书。
1887年夏天,《日本国志》终于写完了,这一年黄遵宪39岁。
这本《日本国志》从各个角度深入地剖析了当时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为什么变法,如何变法,效果如何,黄遵宪都一一点明。黄遵宪在书中感叹日本变法后的进步之快,更是透着他对本国强盛的期望。
黄遵宪在书中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当时的清朝已经推行洋务运动快30年,也开始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工业设备,但是碍于传统守旧势力强大,洋务运动始终没有触及也不敢触及到西方国家强盛的核心——政治变革。
洋务运动固然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这也成了一种虚假的繁荣,而这虚假的繁荣蒙蔽住了大清官场上下的心智,使得当时的主流舆论沉浸在一种盲目的自大之中——我们打西方人不行,但是亚洲我大清肯定还是老大,你个小小的日本算什么。
洋务运动被“中体西用”所束缚,以为有了新式武器就万事大吉,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对人的培养和改造。
拿军事为例,有了新武器,却没有新思想的军人。上到军官下到士兵,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思维之中(海军这一情况会少一些)
以晚清最强的淮军为例,大部分淮军军官和士兵实际上并没有完整和系统地接触过近现代军事思想。淮军将官“问将领皆四十以外人,不觉老将至矣!再遇艰巨,未知尚堪磨淬否?”
因此,淮军实际上只是一支拿着先进武器的古典陆军,近现代陆军的毛都没有摸到。
黄遵宪对这一情况也是有所了解,所以实际上他书写好之后,就想第一时间联系出版。
黄遵宪首先想到的就是送总理衙门出版,以官方的名义出版,能获得最大的影响力。而总理衙门也有出版外交官书籍的先例,如1884年就出版了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
而且黄遵宪还找了当时的重臣李鸿章、张之洞两人的推荐,李张二人对此书也是非常欣赏,大力推荐。
李鸿章称赞此书“足与前贤颉颃也 ”,张之洞也是高度评价“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寓意深远、致力甚勤....具见究深时务”
有李鸿章、张之洞二人的背书,这本书应该很快能出版吧?
结果却是《日本国志》始终被总理衙门丢在一边。
而究其背后原因,还是守旧势力太过强大。
十多年前,清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写了一本《使西纪程》,总理衙门出版了。
结果这本书因为对西方国家的制度和社会大加赞扬,引来了一批批人的声讨,说他卖国背祖,忘了纲常伦理,甚至指责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
最后,慈禧下令把此书销毁了事。
这一风波使得总理衙门心有余悸,即使过了十多年,还是不敢碰类似的事情——更何况黄遵宪是在称赞一个蕞尔小邦啊。
即使黄遵宪找来了李张二人推荐,但依旧无法得偿所愿。
官方不行,黄遵宪只好去找民间力量。但是此时民间对于日本也是不太重视,所以此事就一直没有进展。
一直到甲午惨败,国人如梦初醒,民间书商方才将此书付梓出版。
以我们后人视角来看,一本《日本国志》固然无法真正左右一场战争的走向和结局,但是倘若这本书以及它所传递的信息能够更早一点引起当时国人的重视,或许可以有更多的努力可以尝试。
只是最终这一切毁于当时清王朝的短视、肤浅和愚昧,一本书的出版其实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心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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