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何秉彝出生在四川省彭县（今成都下属县级市，彭州）。秉彝，寓意为坚守信念，把持常理（秉，把持心中某种坚持和信守；彝，恒长的规则和信念）。由此可见，这个封建大家庭对于他的出生是寄予相当高的厚望。
在当地，何家是出了名的富户，属地主阶级兼实业资本家，名望颇高。“含着金钥匙来到世间”、“富二代”，用来形容何秉彝毫不为过。自幼殷实的家境，为他接受良好的素质、道德教育，提供了常人不可比拟的物质条件。成长环境的影响，年少的他，既聪明自负，又正直仁厚，但骨子里的倔强，也注定了他宁折不弯的性格。
1918年，中学时代。因为成绩突出又乐善好施，何秉彝在同学和教师中备受瞩目。于是这样一位不谙世事的公子哥，凭着一腔血勇，在校园里上演一幕幕来自本能的正义。
有次：校园伙食一段时期以来，每况愈下。同学们纷纷抱怨，私底下有人说这是因为食堂工作人员侵吞了大家的伙食费。然而，说这些话的人，没有一个敢去找食堂管理员对质，因为管理员真的实在太凶了，就像是森罗宝殿的十殿阎罗。
何秉彝听说后，一个人前去讨要说法。结果，当然是被恶狠狠地训斥、扫地出门；他不气馁，越挫越勇的脾气促使他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说明缘由后，不仅申请校方彻查此事，一旦证实所言非虚，还要当事管理员公开向学生们道歉；否则，要去教育部反映此事。而后，经校方调查，学校食堂的确存在克扣学生伙食费的情况。自那以后，校园伙食标准明显提高，学生们也得到了当事人的道歉。
1921年，中学毕业，何秉彝考入成都工业专科学校。因为亲眼目睹家族产业（经商、开工厂）如何由盛转衰；加之当时军阀割据、战火连年，物价混乱、民不聊生，社会经济已经彻底垮塌。未满19岁的何秉彝立志认真研习理工知识，将来就可以凭借专业技能，实业兴邦、挽救民族工业，最终得以实现人生价值。
这一年，除了拼命读书，他还在校内、校外积极参加各种进步团体，结识更多有觉悟的新青年，增广见闻。封建制度与新文化两种思想的强烈冲击下，让他一天天的觉得，也许他当前所或缺的，并不是专业知识的积累，而是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去更广阔的天地迎接新文化的洗礼。
自幼生长在那样一个封建大家庭，父母期待、加之社会关系推动，冥冥中就在昭示：你，何秉彝，长大后就应该上个名誉高于实际的国立、部立学院，毕业后无论有没有真才学，凭借学历资格、走走关系，混个政客、官僚当当；继承祖辈衣钵，当个政、商合二为一的资本家。
然而，20岁的何秉彝此刻早就已经有了独立的人生观、价值观，加之一年多新文化、新思想的耳濡目染，使他更加确信，封建腐朽的社会制度下，是万难成就自己一番人生理想的。而父母、亲朋为他规划的人生蓝图，是他所不能接受，甚至是不齿的。
神州大地，放眼望去，满目疮痍，社会制度真正到了需要变革的时刻。他眼中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没有奴役盘剥，公序良俗井然的世界。而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实现这一人生目标而奋斗。
时年21岁，何秉彝在家人劝阻与挽留中，含泪辞别，和同学一起赴上海求学。未来之神像是对他告诫：生命之花从此绽放，请你耐心等待。
1924年初，他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民国时期综合性私立大学，尤其以“理工科”著名）数理专科班学习。在校期间，他和共同来自老家的学生组织建立了“彭县旅沪同学会”，生活上相互帮助，学业上相互鼓励。然则当时时局动荡，社会根本提供不了真正研习学术的土壤，对本职学业及实业救国仍抱有一丝幻想的何秉彝渐觉失望了……
上海大学，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一所新型高等学府，于右任（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也是著名爱国诗人、书法家、教育家）、邓中夏（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33年10月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等一系列教育家、理论家组成师资，执教于此。时逢国共合作期，两党进步人士皆致力于此，共同为革命和新文化培养、输出人才。
慕名前往的学生纷至沓来。于是，何秉彝常常以旁听者的身份出现在课堂上。旁听过程中，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引发了他深深的思索；而社会科学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让他为之震撼。他渐渐明白，当下中国，如若不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混战的局面，实业救国将永远是一纸空谈。
1924年6月28日，思量再三的何秉彝提笔写下家书，寄给远在四川老家的父母。
信中所述：感恩父母为自己人生和前途的用心良苦。然而他作为二十世纪的新青年，并不认为继承和发扬封建腐朽的传统就是忠孝节义。他不是十九世纪以文为生的陈腐书生，更不是把科举及第当做人生终极目标的老学究。二十世纪新青年，应该为当今社会谋求发展、改造而努力，应该为社会、为人民谋求幸福而奋斗。相比靠剥削而得来的安逸生活，这些才是他人生追逐的意义所在。
当初之所以选择上海，并非一时冲动，在中国的土地上，上海可谓是世界文化荟萃之都，它是最先被新潮流波及、影响的地区，它是进步的，它是可以迅速唤醒封建中国的改革先河。相信在这样的城市探索、学习，他一定会找到救国安邦的道路来。
最后，再次明志，他要放弃自身专业而去报考新兴的上海大学，去学习社会科学，参加革命实践活动，报效祖国。望父母亲朋体谅、包容。
1924年8月，何秉彝如愿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即：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的学科），开始系统的学习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是上海大学极其热门和活跃的学科（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多数集中于此），在这里何秉彝用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和其他社会活动。实践与理论的相互结合，一次次带给他对民族命运深深的思索。革命的熔炉就这样不断锻造着新世纪、新青年的铮铮铁骨。
1924年10月10日，社会各界集结天后宫（上海河南北路天后宫）举行辛亥革命13周年纪念会。大会筹备领导权由国民党把持。他们私下拟订会议宣言稿，意图推翻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反军阀割据的基本协议；而此时台下，上海大学的中共组织，也在秘密观察形势动态，一旦有所异常，共产党人将准备随时揭穿其中阴谋。
然而惨剧就发生在会议言论出现不同声音那一刻：
最开始，国民党代表，站队某军阀一方，煽动群众打压另一方敌对军阀，欲盖弥彰的称其为正义；而共产党代表则是始终秉承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的压迫，人民要彻底解放。殊不知反动派早已暗暗派遣“工贼、流氓”团伙，潜伏在人群中，一旦出现反对声音，他们便会立即大打出手。
此时，我党发言人登台阐述。刚刚对国民党代表提出的观点予以批驳，不料想人群中突然冲上一伙暴徒，几下就把他打倒在地。见此情景，急坏了台下的何秉彝、郭伯和（我党党员，爱国救亡学生会会长）、黄仁（1924年8月，由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最早牺牲的共产党员）等人。他们急匆匆地爬上演讲台意图阻止，却无一幸免惨遭毒打。可想而知，几个年轻学生，又怎能斗得过以寻衅、斗殴为生的流氓呢？扭打过程中，何秉彝眼镜被打碎，多处挫伤；而黄仁却被流氓恶意地推下7米高演讲台，头部、胸部重伤。后经抢救，终未能挽回年轻的生命。
黄仁惨案在当时社会各界引起轩然大波，有良知的市民纷纷予以谴责；而作为同窗兼“战友”的何秉彝更是痛断肝肠。上海大学校园内，何秉彝带着伤亲自操办黄仁追思会，真诚而悲愤的阐述黄仁短暂却闪光的一生。并详细介绍整个惨案发生的起因和经过，号召有志之士，前赴后继，将革命事业坚持进行到底。
几天后，《民国日报》刊登了上海大学校内追思会———何秉彝题诗《哭黄仁》：
……尽我残生，继你素志，为革命而战！！！
1924年11月10日，中山先生（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倡导者）应北洋政府邀请，共同商讨民族命运。北上赴约前，发表《时局宣言》，言明立场：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依附的帝国主义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自决。中国独立、自由、统一，必须依靠奋斗来实现。
11月17日，孙中山途经上海。上海高校学生两千余人云集码头，热烈欢迎，何秉彝就在其列。学生们自发的一路护送，沿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民主万岁！”声势浩荡走过租界，走过闹市，走向理想中的民族解放。
之后，孙中山在临时寓所外，亲自与学生们见面，现场再一次把自己对国家命运的见解、思想与决心传达给有志青年，并鼓励大家要对民主革命有坚定的信心。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发起国民会议召开令，主要目的，是趁孙中山北上和军阀政府谈判的有利时机，促成召开一次符合全国人民意愿的会议，争取民族统一，驱除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既而建立一个纯粹由国人掌控的国民政府。
12月9日，租界巡捕突然非法闯入上海大学。眼见着社会上反帝、反军阀情绪一天天的高涨，素以革命、进步为基础的上海大学，已经俨然成了帝国主义租界的眼中钉，肉中刺。列强们当然不会任由中国人在他们眼皮底下“任意妄为”。外国巡捕强行进入图书馆、书报流通室，掠夺大量书籍、报刊（上海大学《向导》等革命进步刊物皆由此处流通发售）。
校办人员及学生会代表誓死捍卫，巡捕则以上海大学收藏、发行反动刊物为名威胁师生，阻拦的后果就是身陷囹圄。
何秉彝作为学生会代表据理力争：在中国的土地上读书看报，是每个中国人的权利；试问你们外国人站在我们的土地上，依据什么闯入我们的校园、抢夺我们的书籍？又是哪条法律认定我们的刊物是反动书籍？租界监狱虽大，又能关下多少我们这样的中华儿女？
言罢，校园周遭响起山呼海啸的应和之声。租界巡捕怯懦了，放下所有书籍，灰溜溜地撤离出去。穷尽他们一生，也许从未想过，原来凝聚起来的中国人，力量如此强大？
1925年初，何秉彝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上海共青团地委组织主任兼学生联合会秘书，继续开展革命事业。工作重点由学校转向工厂。
工人阶级是革命队伍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需要紧密团结的主要力量。以后的日子，何秉彝长期往来于学校与工厂，甚至经常和工人吃住在一起，不断向他们讲述国家命运与革命的意义。于是很快，他就在工人群体里树立了良好的群众地位。他引导着工人阶层走向革命，而大家也同样信服地拥戴他。
1925年2月9日，上海棉纱厂工人集体罢工拉开序幕，历史上称其为“二月罢工”。
自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国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以“最惠国”身份允许日本在本土经商的丧权辱国协议）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深入骨髓。截止到1925年，仅日资棉纱厂在上海就已达到23家之多，占整个上海棉纱厂总和的三分之二。
日资棉纱厂里，工人的工作条件及待遇是极其低下的。低廉的薪酬，超负荷的工作时间，时时面临被监工毒打的下场，让工人们苦不堪言。
事件起因是：有天，一间日资纱厂里，工人们悲愤的发现，一个童工惨死在工厂间。撩开衣服，发现满身都是被打的伤痕。当时挨打受骂在日方工厂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如今居然打死了人，工人们这下彻底愤怒了。他们知道，死去童工的下场，也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工人们集体抗议向厂方讨要说法，最终上海总商会出面息事宁人，厂方敷衍了事的承诺，今后不会再次出现此等问题。
然而没过多久，工厂突然毫无缘由地开除大量工人（以男工为主），接着向全市广招女工及童工（女工、童工价格更低廉）。更有甚者，上海其他22家日资棉纱厂竟做出同样举措，纷纷无理由开除大批工人，接着雇佣童工。一时之间，社会各界群情激愤，奔走相告，要求日方企业给出合理的说法。未果。
终于，在共产党人带领下，浩浩荡荡的工人罢工发生了。日本驻华使馆买通军阀政府企图破坏、镇压工人运动潮流，但都以失败告终。罢工运动在共产党人邓中夏、何秉彝、刘华（共产党员，工人运动负责人之一，1925年12月被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26岁）等我党骨干带领下，持续至3月1日。日方终于妥协，答应工人复产复工并对其提出的合理要求，签署协议。“二月罢工”取得了工人运动阶段性胜利。
随着罢工的平息，为生存，工人们忍辱复工，以期待用勤劳换取平等的对待。然而日方企业非但没有一丝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劳动强度日益增加，巧立名目苛扣薪资待遇，辱骂、殴打工人成了家常便饭。
5月15日，日方棉纱七厂。工人对日方无视前期签署协议，以非人方式虐待、奴役工人，无故停工、关厂，拒不发放薪金提出抗议。工友们高喊“团结起来，反对压迫”冲进厂区。日方企业勾结租界巡捕，对抗议工人实施武力镇压。过程中，工人代表顾正红（共产党员，运动组织者之一）上前与厂方负责人理论，惨遭日方打手持枪杀害，年仅20岁。
屠杀事件激起全市人民愤怒的浪潮。共产党人第一时间领导、组织一切可团结力量游行、抗议。至此，全市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接连开始，连成一片；而此刻，帝国主义列强，却无丝毫悔过之意，而是与军阀政府通通一气，使用铁腕手段，疯狂镇压、逮捕请愿人士。
5月30日上午，在共产党人领导下，全市近两千名学生组织集会，进行反帝国主义压迫示威演讲，以此声援工人罢工运动。何秉彝坚定屹立演讲台，泣血还原日本人枪杀工人始末原委，大肆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并号召全体中华儿女，唤醒民族精神，共御外敌。
在“打倒帝国主义”的一片声浪中，学生们开始在街道游行请愿、分发传单。途经南京路英租界，岂料老闸捕房突然冲出大批红头巡捕（老闸捕房，当时隶属英租界，而雇佣巡捕多为印度人，因其民族特色头戴红巾，当地人多称其为红头巡捕）。不由分说，见人就抓，逢人就打。一上午时间，学生们将近二十余人被强行关押。
下午，何秉彝带领学生们，与捕房外巡捕抗议、交涉，要求停止暴力行为，无条件释放被扣押学生。不曾想，一道火蛇精准地贯穿他的身体，何秉彝应声倒地。接着他耳畔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丧心病狂的租界巡捕，居然下令把子弹射向手无寸铁的学生……
何秉彝当场被击穿肺部，救治无望，壮烈牺牲。而他倒下那一刻，口中依然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以上事件，近代史称五卅（sà）惨案。惨案造成十三死，九重伤，一百五十以上人员被捕。
惨案发生后，消息立即传遍全国，全国大、中、小城市开始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声讨帝国主义侵略罪恶。至此，国民麻木意识彻底醒觉，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轰轰烈烈拉开帷幕。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列强淫威下，终于团结起来，反抗拼搏……
1926年，何秉彝遗骸送抵老家四川成都安葬，烈士魂归故里，英灵长存。
生命纵使如夏花般绚烂而短暂，但革命烈士精神之花永远怒放。
尽我残生，继你素志，为革命而战——何秉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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