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老革命家何长工出版了自己的革命生涯的回忆录，这本书中，有那么一小段讲述了何老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这就是长征前夕，关乎红军命运的那场秘密谈判，何老是红军方面的两名代表之一，另一位是时年28岁的潘汉年。那几天，他们两个人肩上挑的是八万红军的命运！
1984年，一位低调的华侨在北京受到邓小平的亲自接见，邓小平高度评价了他的父亲。这位华侨名叫陈树柏，而他的父亲正是当年何老谈判中的另一位主角，粤系军阀“南天王”，陈济棠！
故事还要回到1934年7月，一位自称“李君”的神秘人物，通过特殊渠道来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是陈济棠的密使，此行的目的就是和红军高层建立联系，陈济棠有重要信息要传达给红军。
李君告知周恩来等人，陈济棠非常赞同红军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不希望和红军继续开战等等。李君的话说得冠冕堂皇，又无太多实质性的内容，但周恩来等人当时就看出来陈济棠共同抗日是假，与红军停战是真。
陈济棠是实力派的军阀，经过自己的努力打拼，终成一方诸侯，雄踞广东长达八年之久。中央苏区建立之后，陈济棠在赣粤边境驻扎重兵，与红军对峙六年。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的行动以来，陈济棠也参与其中主要负责南部防线，与红军多次交手，也算是老朋友了。
不过这次，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任南部防线总司令的陈济棠坐不住了。他非常担心，一旦苏区失守，红军转移，粤系的末日可能就不远了。
毛泽东曾经在文章中指出，红军和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生存，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白色政权内部的斗争。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南京中央政府与各派军阀，军阀与军阀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与矛盾，正是我党巧妙运作的好机会。
实际上陈济棠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红军若能击败老蒋，他便高枕无忧，若红军失利，他将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
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无论从规模、范围还是武器配备方面都是空前的，而红军方面内部又出现了问题。博古、李德等人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强力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在治军理政方面又犯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红军在反围剿中遭遇惨败。
在陈济棠等各路军阀的眼中，蒋某人围剿红军从来都不是“一心一意”。红军虽然是蒋介石的头等心腹大患，但各地的军阀势力也是他必须要剪除的。在前几次围剿中，就有不少非嫡系部队遭到蒋介石的排挤，不但克扣粮饷，还将他们安放在最为险恶的位置与红军恶战，而老蒋则坐收渔翁之利。
蒋介石这一石二鸟的策略早就被那些老油子们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谁都不愿意为蒋介石卖命，但又不能直接违反蒋介石的命令，毕竟实力差距过大。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军阀被强拉来围剿红军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目的反而是自保。
这一次，蒋介石瞄准了粤系的陈济棠，他在北部部署了嫡系主力部队五十多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自北向南对瑞金施压。而南部的粤军只有十一个师，粤系无论武器装备还是部队战斗力，都远逊于中央军。
显而易见，红军一旦无力抵抗来自北方的强大压力，必将向南部广东转移，到时候陈济棠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如果选择打，粤军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不打则违反了国民政府的军令，给了蒋介石发难的借口。
陈济棠看透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在北方用强大兵力压迫红军南撤，将红军逼迫进入广东。然后再强令陈济棠部与红军血战，蒋某人坐山观虎斗，待两败俱伤之时，他就坐收渔翁之利。
在陈济棠的眼里，红军固然是个巨大的威胁，但他真正顾虑的却是那几十万中央军。红军未必会南下入粤，而老蒋是真的把他除掉占据广东。因此，他在赣粤边境的各个隘口设置重兵把守，一方面防红军，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中央军入粤。
9月底，蒋介石命令北路军和东路军加快向南推进的步伐，红军主力节节败退，根本阻挡不住中央军的强烈攻势，陈济棠越发感到形势危急。但他还看见不清楚局势下一步具体将会怎样发展，他手下的参谋们尽管各抒己见，但他总感觉不得要领，于是他硬着头皮请来了老对头白崇禧。
白崇禧是各地军阀中最擅长带兵打仗的，以善于分析局势著称，只要他认真调查缜密分析，几乎都能精准预测后续的发展概况，因此他也有一个绰号“小诸葛”。
陈济棠雄霸广东，李宗仁和白崇禧盘踞广西，两派互为邻里又是竞争对手。广东经济发达，财力雄厚，但兵力较弱，桂系立足于穷山僻壤之间，家底薄弱，但士兵战斗力强悍，两派多年来没少打过仗，也从没断了来往，双方多少都留了些面子。
陈济棠之所以想起来要请白崇禧，不仅仅因为白崇禧多谋善断，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一个“利”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世间攘攘，皆为利往！当粤桂两派争地盘的时候，就是你死我活的敌手；当更大的敌人杀过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成了唇齿相依的盟友。
白崇禧同样不愿意看到红军南下，中央军跟进，因为广西和广东离得太近了。如果红军被逼南下，陈济棠肯定完了，广东一旦落入老蒋的手里，桂系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所以，白崇禧欣然接受陈济棠的邀请，一路游山玩水来到粤系防区。
陈济棠在指挥室里焦急的等待白崇禧，这老白慢慢悠悠，一路饱览赣粤边境一带的大好风光，心情舒畅地来到了陈济棠的前沿指挥室。老白可不是简单地在游山玩水，他实际上是在沿途进行实地调研。当他步履从容，满面春风地出现在陈济棠面前的时候，已经胸有成竹了。
白崇禧分析，老蒋这次采纳了德国人的建议，实行所谓的“公路堡垒”政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给红军穿插的机会，正好抓住了红军的七寸，只要老蒋不心急，瑞金城破之日不远矣！
听说红军那个最会打仗的毛泽东被撤了，临阵换将，犯了兵家大忌。换将也就罢了，他们竟然让两个文秀才掌帅印，看看前面那几仗打得多漂亮，可这回呢！拿着鸡蛋碰石头，焉能不败？
这次红军肯定要败在他蒋某人的手下，既然打不过，红军肯定要撤，关键就看他们要往哪里撤。撤得好，还有一线生机，撤不好，那就只有全军覆没的下场了。
从现在的局面来看，红军很有可能要去湘西，那里有他们两个主力军团，还建立了根据地。湘西一带山穷水恶，坡陡水深，不利于大兵团展开作战，自古就是响马出没之地，红军要是去了那里，老蒋也拿他们没办法。
白崇禧对赣南一带进行了仔细的勘察，他认为红军如果要向湘西转移，有两条较为理想的路径可走。一是向西，从南康、新城这里进入湖南南部地区。二是南下，从古陂、重石一带进入粤北。
根据最近的情报显示，近期几乎每天都能发现红军骑马的军官在古陂一带观测地形、路线。所以，红军计划的路线很有可能就是南下进入广东，然后再转向西进。而这里正是粤军的防区，红军不傻，粤军总比蒋军好打。但如此一来就正中了蒋某人的下怀，他正等着让红军帮他开路呢！
并且最急的是，红军可能马上就要转移了，一是老蒋步步紧逼，再一个红军转移必然不走公路、铁路而是要翻山越岭，走野到小路，如此他们根本不可能携带大批粮食辎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红军之所以坚决抵抗，硬顶到现在，就是在等秋冬之际，赣粤边境一带粮食秋收。那样他们就可以在行军的路上就地筹粮，以免被辎重拖累。
白崇禧已经把局势分析的很透彻了，陈济棠和他的高级参谋们也不得不佩服这老狐狸的脑子确实好用。所以，红军南下转移的时日已经近在咫尺了，陈济棠必须早做准备。白崇禧似乎也已经猜出了陈济棠接下来要干什么，但看破不说破，起身告辞了！
白崇禧的分析的确非常精准，蒋军、苏区和粤军的所有态势都被他算准了。此时在瑞金的周恩来一方面要紧张地准备转移工作，一方面又在为红军的出路发愁。博古和李德两位大老爷，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平时理论口号喊得震天响，到了关键时候根本上不了台面，一点有用的主意也没有。
正当周恩来焦头烂额的时候，陈济棠的密使再一次来到瑞金，找到了朱德，这次他带来了陈济棠的亲笔信。信上的内容很简单，尽快派人来谈判！朱德和周恩来商量之后，立即请密使通过电台回复陈济棠，我方立即派专人来贵军防区谈判。
陈济棠的这封信让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十面埋伏的铁桶阵上，发现了一道生门，红军能不能突围出去，中国革命能不能保存住火种，就看这次谈判了。
周恩来立即抽调了两名干将，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苏区政府执行委员何长工。这二人年富力强，既了解我党我军政策，又有地下工作经验，关键时刻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派此二人担任红军代表，足可担当重任。
但此次谈判是否能够成行，周恩来自己说了不算，因为当时红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是军事三人团，由周恩来、博古和李德组成。周恩来要想派人去谈判，他还缺一票！李德的工作不太好做，这人是个驴脾气，所以周恩来找到了博古，博古才开始也不同意。
他认为陈济棠是反动军阀，我们和他谈判就等于通敌，有背叛革命的嫌疑。经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苦苦劝说，博古最终同意了，可他也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政治条件。
次日一早，何长工、潘汉年同陈济棠的密使一起，由红军护送到了苏区和粤军防区的边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粤军护卫部队，用轿子抬着三人快速向山林深处疾行。
这支粤军护卫部队是陈济棠的贴身警卫连，全是他的心腹，绝不会泄密。警卫连长手持陈济棠的手令，沿途哨卡无人敢阻，陈济棠也早已下了严令，谁敢阻拦格杀勿论！
很快，他们来到江西南部寻乌县境内的秘密森林里，森林里一座不显眼的大宅子就是他们秘密谈判的地点。
对于这次谈判，陈济棠最担心的是保密问题，因为在蒋介石眼里共产党如洪水猛兽，所以国民党方面谈“共”变色了。而“通共”则是杀头的死罪，陈济棠深知此事非同小可极为敏感，若是不慎泄露消息，那自己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从秘密联系中共，到安排谈判一切事宜，全部使用自己的贴身心腹，绝对可靠的人。并且他还让密使特别叮嘱周恩来等人，此事关系红军和粤军生死存亡，万万不可泄密，否则两军将陷万劫不复之地。红军方面除少数最高层领导之外，也极少有人知道有这次谈判。
陈济棠从自己第三军里精心挑选了两名最信任的心腹爱将，与自己的秘书一道与红军谈判。何长工、潘汉年到达指定地点之后，谈判立即开始。
红军的主要目的就是借道，只要能顺利通过粤军的防区，红军的基本目标就达到了。陈济棠的目的就是让红军不要南下，只要红军向南转移，借道不是问题，粤军肯定门户大开送红军过境。
本来这次的谈判很简单，也应该很顺利，军事方面的细节双方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最尴尬的就是博古提出的那些政治条件，博古提出要陈济棠释放政治犯，武装人民群众等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条件。
陈济棠的代表不用请示就直接拒绝了，这些条件就等于要把陈济棠通共的事情公开宣布出来，这等于是自寻死路，陈济棠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双方为了这些无聊的问题纠结了三天三夜，眼看蒋介石的大军就要打进瑞金了，潘汉年最后同何长工商量，时间紧迫必须放弃那些政治条件，马上和粤军达成协议，尽最大可能减少红军的损失。至于博古事后追责的事，现在也顾不上了。
最终双方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以及相互借道。其中，借道才是重中之重，红军必须马上快速通过粤军防区。陈济棠承诺不阻击红军，红军只要提前通知粤军，粤军将后撤20里让路。红军也相应的承诺，绝不会主动攻击粤军，将尽快通过粤军防区。
这次谈判没有留下任何纸面资料，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具体的内容只记录在双方代表的记录本上。值此生死存亡之际，任何的纸面协约已经没有任何束缚力了，能够依靠的只有对方的信守承诺，因为此时他们存亡被绑在了一起。
对于瑞金指挥部里的周恩来、朱德等红军最高指挥官来说，谈判的这几天是最难熬的。前线告急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后方为准备撤退搞得鸡飞狗跳，大敌当前而红军总部却连转移的方向都没确定下来。
在这种时候的等待是最艰难的，终于潘汉年与何长工拼命赶了回来，谈判成功了，粤军同意借道！周恩来立刻命令全军，准备开拔！
1934年10月10日，八万多中央红军从瑞金开拔，目的地湘西，他们要到那里和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再建苏区根据地。这次转移原计划是一次中距离行军，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一年两万五千里。
红军的转移方向并不难猜，蒋介石也判断出了红军的去向，于是命令各部在红军西进的路上设置四道封锁线。只要提前设下重兵把守，红军绝对挺不过去，蒋介石以为心中的美梦就要成真了！
但他没有想到，陈济棠这颗棋子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而且这条路走得十分隐秘，蒋介石到死也没弄明白，红军究竟是怎么通过这三条封锁线的。蒋介石有一个缺点，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陈济棠是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头脑和胆识打拼出来的一方诸侯，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往你老蒋设好的火坑里跳呢？
陈济棠在谈判完成的次日就召集手下的主要军事将领开会，告知他们红军只是要向粤军借道，并非南下广东。因此，为保存实力，当红军通过之前，各关隘守军立即后撤，不得与红军交火。
为保密起见，这个命令只下达到旅以上主官，但为了防止一线部队错误理解，陈济棠严令各部：不得首先向红军开枪，红军不开枪我们绝不开枪，红军要过就放其通过，不得阻拦，不得追击。
粤系各部的将领也是跟随陈济棠多年的老部下，对蒋陈之间的矛盾非常清楚，对于陈总司令的命令自然心领神会。他们已然明白老陈和红军之间肯定是有了某种协议，但老大不说，下边的自然也不好问，老老实实执行命令便是了。陈济棠的手下，大部分都是广东人，他们自然也是不愿意看到中央军进来的。
红军先头部队很快就抵达第一道封锁线，负责开路的前锋部队是林彪的第一军团。这支部队是红军战斗力最强的队伍，粤系第一军余汉谋接到命令之后立即急令驻守安远、信丰的第一师撤退。
第一师大部按命令撤退，只有一个团自作聪明认为红军先头肯定是小部队，想占个便宜再跑，结果和林彪的大部队遭遇，差点被全歼，残部快速逃离。林彪部通过第一道防线时，这里已经没有了粤军的踪影。
红军于王母渡、新田之间渡过信丰河，于10月25日全部顺利通过。第二道防线位于汝城和仁化之间，由湘军和粤军分段防御。粤军得到消息后迅速撤离，而湘军的主力部队还没有赶来，湘军只有驻守汝城的一个旅，根本不敢出来阻击红军。
但红军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李德在没有详细地图，没有进行仔细侦查的情况下，给第一军团指出了一个错误的行进方向，导致第一、第五、第九军团在崇山峻岭之间迷路，失散大批部队。此类事件在长征路上时有发生，红军各部指挥员对李德的指挥水平产生很大质疑。
失散的部队又遇到了粤系陈树英和李汉魂的部队，双方发生交火，各有损伤。但这些冲突只是个别部队，个别人导致的意外事件，整体上红军没有遇到太大阻力。11月8日，红军大部队全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第三道封锁线的关键点是宜章县城，主要由湘军把守，距离较近的粤军肯定不会来支援，此时的宜章成了一座孤城。蒋介石和湘军何键根本没有料到红军竟然能这么快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主力部队火速驰援宜章但为时已晚，守城的湘军势单力薄，红军在此地又得到群众的大力帮助，于是他们主动弃城，把宜章送给了红军。
这样，红军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宜章，顺利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根本原因就是与陈济棠达成了秘密协议，获得了粤军“借道”。否则，这前三道封锁线，每一道都将是一条血染的湘江。
陈济棠此后对这次绝密谈判闭口不谈，而红军方面也信守承诺，官方也再未曾提及有关谈判的事宜。后人对于红军能够如此顺利地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的原因一直迷惑不解。1982年，何长工的回忆录出版，但并未引起轰动。
1984年，邓小平高规格接见陈树柏，引起了外界的怀疑，陈济棠的身份再一次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86年，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何长工回忆录中关于这次秘密谈判的细节，这段保守了五十多年的秘史才为公众所知！
孙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因势导利者也！红军与陈济棠是对抗多年的老对手，但蒋介石将两个敌人逼成了合作伙伴。红军和陈济棠也正是在生死存亡之际同时找到了双方的利益共同点，于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让路好戏，在赣南粤北的高山大河之间上演了！
这世间没有绝对的敌人，也没有绝对的朋友，有的只是永恒的利益。只要你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巧妙运用，就能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红军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争取革命最终胜利的道路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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