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29军在长城关隘喜峰口取得大胜，让日本人进攻华北遇到了很大的阻碍。
但是，喜峰口作为明清时期京师北卫的重要屏障，在山海关被日军攻破后，这里变成了拱卫华北及平津的最后一道关口，对华北虎视眈眈的日本鬼子强攻遇阻后，便开始想别的招数。
民族危亡之际，当29军将士在长城一带浴血奋战时，蒋介石却不顾国人之期盼，一意孤行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试图和日本人讲和。
他先后派出何应钦和黄郛与日军谈判，这让日寇有了可乘之机，1933年5月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在《塘沽协定》上签字，自此之后，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自由出入华北的“通行证”。
华北危矣！
然而，狼子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就此罢休，尝到甜头的他们不断寻找借口，逼迫软弱的国民政府与他们妥协，最终通过签订《何梅协定》将国民党势力赶出了华北。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是如何签订的？其中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阴谋？
一、日本人的如意算盘
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之后，日军加紧了侵略的步伐，在扶植了伪满政府后，以保卫其“合法领土”的名义，开始向关内进军。1933年1月榆关失守，东北军全部退至关内，开始在长城一带组织防御。
起初在29军的顽强抵抗之下，日军对长城沿线的侵略行动并不顺利，但是此时的蒋介石非但部给在前线奋勇杀敌的29军以嘉奖和援助，而是出人意料地派出何应钦前去和日本人和谈。
由于在此前的战事中未能获胜，所以自知没有什么谈判资本的日本人拒绝与国民政府谈判，继续派兵进犯。
直到在喜峰口遭遇惨败，日本人才改变了策略，将目光投向了国民党内部，希望能寻找到内应，然后在内应协助下打开华北的大门。
其实在很早以前，日本人就往中国境内安插了很多间谍，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情报网络，天津就有其特务机构。
这些潜藏在天津的特务开始行动了，他们通过高官厚禄、金银珠宝、美女香车等各种途径收买拉拢汉奸卖国贼。很快，一个因北洋政府垮台而失势的军阀头子张敬尧进入了特务的视线。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不久，急于利用日本人东山再起的张敬尧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
4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位于北平城内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来了一群商人模样的人。这几个匪里匪气的商人一进大堂就大声吵嚷着要预定本饭店最豪华的客房。
饭店伙计不敢怠慢，赶紧给他们安排好了房间，这些人对客房的每个角落都仔细检查了一番后，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次日清晨，一个胖乎乎、头戴礼帽、身穿大褂的男人住进了那间豪华客房。与之前那些匪里匪气的商人相比，这个人明显成熟稳重许多，从气质上来看绝非一般的小商小贩，一定是做大买卖的。
在前台的来客登记簿上，这个“大商人”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常世五”，工作人员听到左右簇拥着的人都恭敬地称呼他为常老板。
然而，令大家极为疑惑的是，这位常老板平时行踪十分诡秘。在当时六国饭店的豪华客房价格很昂贵，但是这位常老板的房间却经常没有人住，只是隔三差五来一回，而且每次出入都有军人相伴。
在这位常老板住进来后不久，又陆续有三个人登记了房间，而且特意吩咐前台工作人员要住在常老板对面。这三个人的活动规律与常老板恰好相反，自从住进来后就很少出饭店大门，甚至有时候一天都不出房间。
5月7日晚上，已经好久没来住的常老板突然出现，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前来，既没有左右簇拥的随从，也不见那些相伴进出的军人。
常老板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便径直上楼进入了自己的房间。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背身开门进屋的时候，对面的房间内有一双眼睛正通过细小的门缝死死地盯着他。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寂静的六国饭店内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响，枪声来自二楼常老板住的那间豪华客房。工作人员正要上楼查看，只见那三个住在常老板房间对面的人从楼上冲了下来，直接跳上了停在门口的汽车，扬长而去。
当天，“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遭刺杀殒命”的消息就传遍了北平城的大街小巷。不久之后，国民政府北平官媒对外宣称这个遭刺殒命的常石谷其实是大汉奸张敬尧。
张敬尧在九一八事变后去了东北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1933年初，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任命张敬尧为伪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命其在平津地区组建傀儡政权，伺机在北平策划暴动，以配合在长城一带作战的日军攻占北平。
就在张敬尧前往北平当天，板垣征四郎还高兴地向上级报告说张敬尧将在不久之后在北平谋划暴动，并建议关东军加紧进攻长城沿线，这样里应外合必能拿下北平。
令板垣征四郎没有想到的是，张敬尧还未实施暴动就被戴笠派去的蓝衣社特务给惩除了。正在长城沿线狂轰滥炸的日军此时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他们继续加紧炮轰29军阵地，给蒋介石施压。
二、华北危机日益深重
日本关东军在长城一线的军事行动确实收到了效果，慌了手脚的蒋介石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跟日寇讲和，完全不顾前线拼死血战的29军将士。
虽然张敬尧的北平暴动未能成功，但是关东军在正面战场上却取得了突破。5月下旬，日军从河北东北部突破长城险隘，一路长驱直入，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
作为当时国民政府北方政治、经济中心，平津已是岌岌可危，北平危局更加坚定了蒋介石与日军议和的决心。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主动的日本人觉得谈判的时机到了。
5月18日这天，原本因为日军进攻而鲜有人进出的北平火车站显得格外忙碌，不断有轿车进进出出。
8点左右，北平市内的国民政府各级官员政要都已聚集在站台上，他们个个西装革履，精神抖擞，能看出来即将到来的必定是一位重要人物。
过了没多久，一列火车缓缓驶入车站，火车停稳后一个清瘦的中年男子缓步迈出车门，这时候早已等候在此的官员纷纷围了上去，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
这个人名叫黄郛，此次来北平是为了与日本人谈判，蒋介石之所以选择派他前来，是因为他一直与日本人关系密切。早在1927年时就曾潜往武汉与盘踞在那里的日本人进行谈判，以为蒋寻求日方在经济和外交上的支持。
为了显示自己的谈判诚意，在黄郛奉命北上前，蒋介石特意为其加官进爵，任命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身份，这也是当时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的最高行政职务。
黄郛抵达北平后第四天，日本人就迫不及待地主动找上了门。5月22日，日本驻北平领事馆致电北平军分会，告知其临时代办中山详一与军政部长何应钦有要事相商。
果然，当天下午15点左右，中山详一便在两名随从的陪同下来到了北平军分会。何应钦不敢有丝毫怠慢，早早就在办公室等候了，中山详一进来后，连忙起身迎接。
何应钦的客套并没有赢得中山详一的热情回应，他冷冰冰地说：“我之前就接到训令说华方将派人言和，但是你们一直没有诚意，直到我们兵进平津。昨天，我再次接到训令说黄郛先生已经抵达北平，让我做好谈判准备，请你转告黄先生，若真有诚意，务必尽早来谈。”
军人出身的何应钦面对日本人的傲慢无礼竟然毫无脾气，唯唯诺诺地回答说：“先生的意见，我将转达黄委员长。”
中山详一走后，何应钦立即致电黄郛，向他报告了日本人的意思。经过协商，双方决定在24日举行正式会谈。
24日晚8点，黄郛和秘书李择一一同来到位于北平城东的丁香胡同，这里住着日本公使馆海军武将藤原。
黄郛走后，紧张万分的何应钦、张群等人一直焦急地在北平军分会等待着谈判结果，却迟迟不见黄郛回来。
当天晚上11点，何应钦见黄郛还没有回来，料想到谈判或许不顺利。于是，让副官给黄郛家里打了个电话，卫兵说黄郛还没回去。接着又给藤原家打去电话，没有人接。
一股不祥的预感在所有人的心头浮现：黄郛回不来了，被日本人扣留了。
何应钦紧张到坐立不安，一直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空气如凝固了一般，所有人都低头不语。这时候，何应钦首先打破了沉默，他命令副官立即调集车辆，准备回南京，说完扭头就要离开。
站在身旁的熊斌一把拉住他说：“再等等吧，黄委员长要有什么意外，我们怎么跟上面交代呀！”
“日本人从来不讲信用。形势危在旦夕，现在不走，如果明天早上敌机把卢沟桥炸了，我们都得做俘。”何应钦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这时候屋子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表达对去留问题的看法，一时争执不下。
夜里12点，事情仍没有定论，正当大家吵得不可开交时，黄郛一脸疲惫地推门进来了。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他。只见瘫坐在椅子上的黄郛缓缓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大家看看吧，这就是谈判结果，如果同意，我马上打电话要他们制止明晨的攻击，否则，我们大家今夜就要准备南归。”
阅读完那张纸上的条件后，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因为这么大的事谁都做不了主，只能请蒋介石定夺。
当天夜里，蒋介石便回电说完全同意日本人提出的“中国军队向西向南撤退”要求。
得到蒋介石的回复后，黄郛长长地舒了口气：“一夜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华北得救了！”
然而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一时之妥协竟然是引狼入室，换来的不过是短暂的和平。
精明的日本人显然不相信黄郛口头答应的条件。第二天一大早，藤原就派人送来了一份日本方面参加停战协定正式签字的代表名单，并敦促中国方面务必于天黑之前交出参加签字的代表名单。
黄郛和何应钦立即把身在北京的军政要员全都召集起来，开会商议代表名单。会上所有人都低头不语，因为大家心里清楚，这个代表着实不好当，一定会遭受国人的唾弃。
会议就这样僵持着，代表名单一直没有结果，急得何应钦团团转：“各位都是党国重臣啊，在此国难之际，各位当要共扶危亡啊！”
依旧没有人回应。
下午三点，南京方面发来了一封急电。电报上的内容着实让何应钦长舒了一口气：“授熊斌先生北平军分会总参议之职，任谈判首席代表。”
看完后何应钦把电报递给了熊斌，上面的内容让熊斌不免有些垂头丧气，只见他黑着脸缓缓地坐在了沙发上，半晌没有说话。
这时候其他人纷纷站起身来与他握手，表面上是安慰他，其实大家都是在暗自庆幸。
天黑之前，一份以熊斌为首席代表的谈判代表名单终于定了下来。
正式签字仪式定于5月31日，在天津塘沽举行。
当天清晨，熊斌一行人早早就来到塘沽仓库楼等候日本代表前来。日方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双方代表坐定之后，冈村递过来一沓提前打印好的停战协定。
停战协定的内容让熊斌大出所料，因为每项条款都远远超出了此前议定的范围。与此同时，冈村还表示：“这份停战协定是我们的最后方案，你们要做的事很简单，就是回答‘是’或‘否’。”
听到这里，熊斌的脑袋嗡嗡地，其他中方代表也都呆坐在那里。
“贵方没有谈判诚意，我们表示抗议。”熊斌沉默良久说出了这么一句毫无分量的话。
此时的冈村宁次有些不耐烦了，“啪”地一拍桌子：“你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熊斌只好默默地低下头，在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塘沽协定》的签订无疑是蒋介石自己开门揖盗。自此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便可以自由出入华北地区，华北危机日益深重了……
三、日本人的桌边阴谋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天真地以为只要稳住了日本人，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腾出手来一心调集重兵“围剿”日益壮大的红军了。
然而，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日本人并没有就此罢休，因为他们的目的远不是取得一张自由进出华北的“通行证”，而是占领整个华北，继而占领全中国。
国民政府的软弱妥协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助长日本人的野心。尤其是在《塘沽协定》签订过程中尝到“桌边阴谋”的甜头后，日本人料定，只要坐在谈判桌前，蒋介石派来的代表必不敢说半个“不”字。
于是，一个更大的阴谋在日本人的心中萌发：将国民党势力一步步赶出华北，从而达到不战而的华北的目的。
终于，在长久的等待之后，日本人找到了借口。
当时，天津的日本租界内有一家叫《国权报》的汉奸刊物，社长胡恩溥自然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汉奸。为了保证胡恩溥的安全，每天下班日本人都会派人送他回家。
5月2日这一天，胡恩溥下班之后照例在报馆里等待日本人的车子来接他，但是直到天黑，也没见有人来。
这时外面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等待了许久的胡恩溥担心等会雨下大了回不去，就抓起自己的公文包，匆匆下了楼。
他刚踏出报馆大门，一辆黄包车就从对面过来了，“先生，坐不坐车？”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车夫问道。
见雨越下越大，胡恩溥没有多想就坐了上去，就这样黄包车飞快地疾驰在夜色中，朝着他家的方向而去。
车子行进至半路时，车夫放慢了脚步，并很快停了下来，车上的胡恩溥正想开口询问，结果直接被车夫用短刀连捅数下，当场毙命。
第二天，天津另一家汉奸报纸《振报》的社长白逾桓也被人在家击毙。两个汉奸在日本租界接连被杀，令日本人极为震惊。于是，日本人蛮横无理地向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发难，污蔑他们提前知晓此事，但拒不向日方报告。
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声称是河北省府有意搅乱日租界的治安，是故意挑衅日本帝国，并扬言要让中国政府为此付出代价。
随后，日方派出代表与何应钦会晤，敦促他立即追查凶手，还提出了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等诸多无理要求。
为了逼迫何应钦同意，日本人开始调兵遣将，作出武力解决的动作。日本人此举令何应钦十分惶恐，立即前去劝说于学忠辞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于学忠断然拒绝了何应钦的好意。
无奈之下，何应钦只好请蒋介石出面。6月初，于学忠被解除河北省主席职务，带领他的51军移防甘肃天水。
何应钦原本以为只要赶走了于学忠，此次事件就会平息。不料，仅仅过了三天，日方代表就再次登门，以保护河北侨民为借口，提出了“中央军全部撤离河北”等4项要求。
几天后，日方通知何应钦说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已经签署了“备忘录”，中国方面只需要照抄一份签上他的名字即可。
混迹官场多年的何应钦深知日本人的用意：将此前提出的4项要求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这些天来，日方代表频频登门提出诸多无理要求让他疲于应付，并落了个亲日派的臭名。如今要是再签署一个这样的卖国条约，那自己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无数中国人唾骂。
于是6月13日拂晓，何应钦趁着夜色逃离了北平。但是，何应钦的逃离却更加助长了日本人的猖狂气焰，为了息事宁人，国民政府最终和日方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日本鬼子因此达到了将国民党势力赶出河北的目的。这为日后日军公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并展开大规模的侵华行动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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