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7年7月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在医院陪护住院的妻子。由于病房中有四五个妇女，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年代，胡福明感觉自己在房间里不方便，于是便趴在走廊椅子上修改自己的一篇评论员文章。
正是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胡福明完成了自己这篇文章的大纲和初稿，当时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竟会一石激起千层浪。
1978年4月，胡福明到北京参加一个哲学讨论会，期间《光明日报》理论部的编辑王强华把他请到报社，参加对这篇文章的讨论。
当时参加讨论的有《光明日报》的几个主要编辑，还有中央党校的教授，在经过几次慎重的修改之后，这篇文章终于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面世。
这篇文章的全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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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一出，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有很多人大力赞成文中观点，也有很多人对此文进行猛烈批判，认为这是极其荒唐的谬论。
最终，邓小平做出了最终定论，这篇文章提到的观点完全正确，没有问题！就在当年年底，举世瞩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最具影响力的内容就是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
思想基础的重要性
今天的我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已经耳熟能详，并且对它不会有丝毫的怀疑。因此，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对于这句话竟然会有如此之大的争议。并且反对它的人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胡福明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概念：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发展经济！很显然这二者的顺序是不能颠倒的。
这里也着重指出，思想基础的重要性。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他所面临的是一系列复杂且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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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在国民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医疗、财政等各个方面都存在重大的问题，我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内忧外患。
因此，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最让邓小平等人感到头疼的就是思想方针问题。对于改革，是否要改？朝哪个方向改？如何改？等等问题，都有重大争议，甚至在最高领导层，意见分歧也非常巨大。
邓小平也迫切感受到，中国急需一个正确的思想指导方针，如果大家的思想不统一，心不齐，就算有劲也不可能往一处使。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邓小平带来了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思想问题做一个解释。人之所以为人，最本质的特点不是直立行走也不是学会了用火，而是因为人有思想。
简单地说，人的思想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最终选择。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是如此。
我们拿欧洲作为例子来简单剖析一下。在历史上，欧洲大陆常年混战，无论是政治制度、宗教文明还是科学文艺，都要落后于东方。
但在公元十六世纪之后，短短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欧大陆开始了狂飙式的崛起，一跃超过了此前领先他们数千年的东方文明。
现在有很多人意识中认为西方一直是领先我们的，但实际上西方的崛起只是近几百年的事情。
那么西欧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得到爆发式的全面崛起呢？答案就在十四到十六世纪发生的那场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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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的最大功劳就是破除了欧洲人民对于宗教的绝对迷信，打破了思想桎梏。从那以后，欧洲人开始热衷于冒险、探索，开始相信科学，开始崇拜民主。
而他们之所以会如此选择，如此行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受到了文艺复兴的启蒙。也正是因为如此，文艺复兴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影响至今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一场解放思想的革命运动！
反观我们中国，似乎就缺乏这么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封建社会准确地说是末期，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直到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和鸦片叩开了国门。
此后，中国就陷入了长期的迷茫、徘徊和艰苦的探索之中，不过那时的有识之士求的是生存，首先得确保我们这个千年古国不被列强吞并、灭亡。
经过一百余年的探索和抗争，我们终于在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此后我们的重要任务开始转为国民经济建设。
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这段时间是个比较特殊的历史阶段，是我们从“求生存”到“求富强”的过渡阶段。
我们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那么我们能否在它们的指导下再次富强起来，实现民族复兴呢？理论上看是完全可以的，马列主义吸纳众家之长，博大精深。
但经济建设和民族独立斗争相比，这个过程要更漫长，更细致，更加的深入，对于思想觉悟的要求更高，更广泛。简单的说，必须要求大部分国民在思想上面达到一定的高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他们才有可能自发的进行正确的行动。
但那时的情况非常特殊，马列主义虽然非常的广博、全面，但毕竟是舶来品，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普通老百姓很难理解，短时间内很难成为普遍性的思想意识。
为了让国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马列主义，从而帮助我们发展，决策层通过消化和吸收，形成了有自己语言特色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著名的“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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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同样是一套系统的全面的理论思想，对我们的革命、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过，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毛泽东的思想似乎还是太过高深了，因为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大部分是文盲，根本没有接受过最基础的教育。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太过深奥了，很难真正的理解。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见到这么一句话：“中国，是政治文化搭台，传统文化唱戏。”意思是，咱们中国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新民主国家，但是老百姓还是按照自己的老思想在过日子。
其实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马列主义还尚未完全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之中，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在按照传统的方式在生活，传统的思维方式在想问题。
“两个凡是”
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出现思想方面的混乱，也没有出现对新思想的强烈抵触，反而是非常热情地将这种思想迎进了自己的生活。
究其原因，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毛泽东本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极具人格魅力，其人生经历也具有历史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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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是中国人民最伟大也是最信任的领袖。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几乎所有中国人民都会毫不怀疑地信任毛主席。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身上必备的东西不是钱包，而是那本名为《毛泽东语录》的红色小本子。在那个时代，人们工作和革命中的指导纲领是“毛概”和“毛选”。
人们最经常引用的话就是：毛主席曾经说过……
中国的女性地位与权利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大幅提升和毛主席有很大关系，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妇女能撑起半边天！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在本质上并没有真正的接受马列主义，所谓的信奉马列，几乎完全出自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和信任。
当人们熟练的念诵：“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时候，心里仍然在祈祷龙王爷显灵，给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月！
所以才有人总结：政治文化搭台，传统文化唱戏。老百姓过日子，信的还是老理儿！
当然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最高决策层也非常清楚，只不过这种情况是无法很快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
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展开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进行汉字简化改革以降低人们学习的门槛，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义务教育等等。
但深深印在人们心中的传统思想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有时候还需要一场革命。
不得不承认，文革对中国还是有贡献的，愚以为最大的贡献就是打破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传统封建思想的迷信与固执。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场规模浩大的运动与文艺复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仅仅是打破了原来禁锢在人们思想上的枷锁，却并没有告诉人们下一步的方向。
这个时候，中国出现了短暂的迷茫期，原先的时候人们不太需要自己去思考向哪儿走，该怎么走的问题，因为只要紧跟毛主席的步伐，听毛主席的话就可以了。
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那一年与世长辞，已经习惯了聆听领袖指示的人们有些不太适应自己来思考。
尽管这个时间段并不长，但我们依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那个时代的惯性有多强，紧接着“两个凡是”出现了。
胡福明是在1977年1月的报刊上看到了“两个凡是”，这也是此概念首次公开亮相，不过这种提法在高层实际上早已存在。
最为经典的表述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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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提法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当时的人们在思想上的迷茫与无措，似乎我们必须跟随一个英明伟大的领导才可以，但确实无人能超越毛泽东了。
“两个凡是”一出，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警觉，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旦这种思潮成为主流，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光明日报》在巨大的压力下将这篇文章发表了出来，并引发了滔天巨浪。
邓小平做得“翻译”
今天的我们回过头去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仍然会感叹这是一句极具智慧的一句话。
不过，真正让它发挥巨大作用的并不完全是其自身蕴含的智慧，而是在那个迷茫的时代，由它而引发的那场大论战。
无论是翻看马列主义，还是细阅毛选，我们都能发现很多集古今之大成的真理金句。但是，这些真理、智慧却很难引起普通老百姓的关注。
尽管他们可能每天都会虔诚的朗读、背诵，但却很难使他们主动的去思考，去辩证。
这场大论战在无意中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北京到边疆，都在激烈地讨论这个问题。
最终，还是邓小平站了出来，为这场论战画上了句号，又或者说开启了另一个方向上的讨论。
尽管这场讨论影响范围非常广，但邓小平依然觉得这句话还是太过书生气，不够接地气。于是他又为这句话做了一个形象的“翻译”，就是那句著名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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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句话多么正确，多么富有智慧，如果老百姓听不懂，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1978年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这场关于真理的大讨论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这场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里程碑的会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同时也确定了改革开放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句真理对日后的中国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开始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方针，不再盲目地进行个人崇拜，把精力全部都放在了结果是否理想面。
将来的人们回首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经过这场大讨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以往的人们只知道“一颗红心两只手，世世代代跟党走”，但从此以后，人们便明白了要“摸着石头过河”，知道了“能抓老鼠才是好猫”……
今天的我们早已习惯并适应了这种思维方式，并且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我们将来的发展和复兴也将持续其深远的影响。
不过，直到今天很多人只把这句话当做是一句口号，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早已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思想的力量是人类社会中最巨大的力量，它能够引发一个社会根本性的变革。
电影《哪吒》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凭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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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扎根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思想是极难改变的，可一旦被改变，就能获取了智慧的力量，走上一条能通天的康庄大道！
我是史海魅影，关注我为历史点赞。
1977年7月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在医院陪护住院的妻子。由于病房中有四五个妇女，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年代，胡福明感觉自己在房间里不方便，于是便趴在走廊椅子上修改自己的一篇评论员文章。
正是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胡福明完成了自己这篇文章的大纲和初稿，当时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竟会一石激起千层浪。
1978年4月，胡福明到北京参加一个哲学讨论会，期间《光明日报》理论部的编辑王强华把他请到报社，参加对这篇文章的讨论。
当时参加讨论的有《光明日报》的几个主要编辑，还有中央党校的教授，在经过几次慎重的修改之后，这篇文章终于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面世。
这篇文章的全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此文一出，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有很多人大力赞成文中观点，也有很多人对此文进行猛烈批判，认为这是极其荒唐的谬论。
最终，邓小平做出了最终定论，这篇文章提到的观点完全正确，没有问题！就在当年年底，举世瞩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最具影响力的内容就是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
思想基础的重要性
今天的我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已经耳熟能详，并且对它不会有丝毫的怀疑。因此，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对于这句话竟然会有如此之大的争议。并且反对它的人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胡福明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概念：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发展经济！很显然这二者的顺序是不能颠倒的。
这里也着重指出，思想基础的重要性。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他所面临的是一系列复杂且困难的问题。
当时的中国，在国民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医疗、财政等各个方面都存在重大的问题，我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内忧外患。
因此，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最让邓小平等人感到头疼的就是思想方针问题。对于改革，是否要改？朝哪个方向改？如何改？等等问题，都有重大争议，甚至在最高领导层，意见分歧也非常巨大。
邓小平也迫切感受到，中国急需一个正确的思想指导方针，如果大家的思想不统一，心不齐，就算有劲也不可能往一处使。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邓小平带来了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思想问题做一个解释。人之所以为人，最本质的特点不是直立行走也不是学会了用火，而是因为人有思想。
简单地说，人的思想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最终选择。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是如此。
我们拿欧洲作为例子来简单剖析一下。在历史上，欧洲大陆常年混战，无论是政治制度、宗教文明还是科学文艺，都要落后于东方。
但在公元十六世纪之后，短短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欧大陆开始了狂飙式的崛起，一跃超过了此前领先他们数千年的东方文明。
现在有很多人意识中认为西方一直是领先我们的，但实际上西方的崛起只是近几百年的事情。
那么西欧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得到爆发式的全面崛起呢？答案就在十四到十六世纪发生的那场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的最大功劳就是破除了欧洲人民对于宗教的绝对迷信，打破了思想桎梏。从那以后，欧洲人开始热衷于冒险、探索，开始相信科学，开始崇拜民主。
而他们之所以会如此选择，如此行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受到了文艺复兴的启蒙。也正是因为如此，文艺复兴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影响至今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一场解放思想的革命运动！
反观我们中国，似乎就缺乏这么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封建社会准确地说是末期，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直到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和鸦片叩开了国门。
此后，中国就陷入了长期的迷茫、徘徊和艰苦的探索之中，不过那时的有识之士求的是生存，首先得确保我们这个千年古国不被列强吞并、灭亡。
经过一百余年的探索和抗争，我们终于在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此后我们的重要任务开始转为国民经济建设。
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这段时间是个比较特殊的历史阶段，是我们从“求生存”到“求富强”的过渡阶段。
我们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那么我们能否在它们的指导下再次富强起来，实现民族复兴呢？理论上看是完全可以的，马列主义吸纳众家之长，博大精深。
但经济建设和民族独立斗争相比，这个过程要更漫长，更细致，更加的深入，对于思想觉悟的要求更高，更广泛。简单的说，必须要求大部分国民在思想上面达到一定的高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他们才有可能自发的进行正确的行动。
但那时的情况非常特殊，马列主义虽然非常的广博、全面，但毕竟是舶来品，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普通老百姓很难理解，短时间内很难成为普遍性的思想意识。
为了让国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马列主义，从而帮助我们发展，决策层通过消化和吸收，形成了有自己语言特色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著名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同样是一套系统的全面的理论思想，对我们的革命、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过，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毛泽东的思想似乎还是太过高深了，因为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大部分是文盲，根本没有接受过最基础的教育。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太过深奥了，很难真正的理解。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见到这么一句话：“中国，是政治文化搭台，传统文化唱戏。”意思是，咱们中国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新民主国家，但是老百姓还是按照自己的老思想在过日子。
其实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马列主义还尚未完全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之中，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在按照传统的方式在生活，传统的思维方式在想问题。
“两个凡是”
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出现思想方面的混乱，也没有出现对新思想的强烈抵触，反而是非常热情地将这种思想迎进了自己的生活。
究其原因，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毛泽东本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极具人格魅力，其人生经历也具有历史传奇色彩。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是中国人民最伟大也是最信任的领袖。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几乎所有中国人民都会毫不怀疑地信任毛主席。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身上必备的东西不是钱包，而是那本名为《毛泽东语录》的红色小本子。在那个时代，人们工作和革命中的指导纲领是“毛概”和“毛选”。
人们最经常引用的话就是：毛主席曾经说过……
中国的女性地位与权利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大幅提升和毛主席有很大关系，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妇女能撑起半边天！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在本质上并没有真正的接受马列主义，所谓的信奉马列，几乎完全出自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和信任。
当人们熟练的念诵：“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时候，心里仍然在祈祷龙王爷显灵，给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月！
所以才有人总结：政治文化搭台，传统文化唱戏。老百姓过日子，信的还是老理儿！
当然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最高决策层也非常清楚，只不过这种情况是无法很快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
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展开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进行汉字简化改革以降低人们学习的门槛，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义务教育等等。
但深深印在人们心中的传统思想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有时候还需要一场革命。
不得不承认，文革对中国还是有贡献的，愚以为最大的贡献就是打破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传统封建思想的迷信与固执。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场规模浩大的运动与文艺复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仅仅是打破了原来禁锢在人们思想上的枷锁，却并没有告诉人们下一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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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那一年与世长辞，已经习惯了聆听领袖指示的人们有些不太适应自己来思考。
尽管这个时间段并不长，但我们依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那个时代的惯性有多强，紧接着“两个凡是”出现了。
胡福明是在1977年1月的报刊上看到了“两个凡是”，这也是此概念首次公开亮相，不过这种提法在高层实际上早已存在。
最为经典的表述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个提法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当时的人们在思想上的迷茫与无措，似乎我们必须跟随一个英明伟大的领导才可以，但确实无人能超越毛泽东了。
“两个凡是”一出，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警觉，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旦这种思潮成为主流，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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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做得“翻译”
今天的我们回过头去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仍然会感叹这是一句极具智慧的一句话。
不过，真正让它发挥巨大作用的并不完全是其自身蕴含的智慧，而是在那个迷茫的时代，由它而引发的那场大论战。
无论是翻看马列主义，还是细阅毛选，我们都能发现很多集古今之大成的真理金句。但是，这些真理、智慧却很难引起普通老百姓的关注。
尽管他们可能每天都会虔诚的朗读、背诵，但却很难使他们主动的去思考，去辩证。
这场大论战在无意中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北京到边疆，都在激烈地讨论这个问题。
最终，还是邓小平站了出来，为这场论战画上了句号，又或者说开启了另一个方向上的讨论。
尽管这场讨论影响范围非常广，但邓小平依然觉得这句话还是太过书生气，不够接地气。于是他又为这句话做了一个形象的“翻译”，就是那句著名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无论这句话多么正确，多么富有智慧，如果老百姓听不懂，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1978年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这场关于真理的大讨论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这场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里程碑的会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同时也确定了改革开放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句真理对日后的中国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开始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方针，不再盲目地进行个人崇拜，把精力全部都放在了结果是否理想面。
将来的人们回首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经过这场大讨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以往的人们只知道“一颗红心两只手，世世代代跟党走”，但从此以后，人们便明白了要“摸着石头过河”，知道了“能抓老鼠才是好猫”……
今天的我们早已习惯并适应了这种思维方式，并且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我们将来的发展和复兴也将持续其深远的影响。
不过，直到今天很多人只把这句话当做是一句口号，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早已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思想的力量是人类社会中最巨大的力量，它能够引发一个社会根本性的变革。
电影《哪吒》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凭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
没错，扎根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思想是极难改变的，可一旦被改变，就能获取了智慧的力量，走上一条能通天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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