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在接连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失利后，党中央决定在刚刚占领的遵义召开会议，面对接二连三的失利和红军的锐减，会场之内气氛凝重。
在这次我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上，是谁选择站出来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并提议由他重新领导红军？
红军连战连捷
1932年10月，赣南大地已是秋风萧瑟之际。江西宁都一个小山村的祠堂内气氛十分严肃，原本的红军工作总结会议，变成了对毛泽东个人军事路线的批判。
而矛盾的种子早在上半年就已经埋下了。当年3月下旬，随着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江西开展，国民党增加了驻防赣江流域的兵力。
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为红军应该避其锋芒，避免在敌人重兵防守的赣江流域发展革命战争、建立苏区，而应该转向敌人军事实力薄弱的闽西、浙江等地。
在多次据理力争之后，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作战方案。随后毛泽东以中央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红军东路军攻克了闽南重镇，取得了漳州大捷，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此时，毛泽东的威名传遍了整个闽南大地，在红军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接连派出国民党大军进剿红军，首先命令十九路军立即向福建进发，而陈济棠的粤军则进入赣南地区，准备对中央苏区展开进攻，第四次“围剿”的阴云开始笼罩瑞金及整个苏区。
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毛泽东率领红1、5军团由龙岩出发，准备伺机歼灭来势汹汹的粤军。此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是朱德，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
随后，红军与粤军张枚部在水口地区遭遇，凭借着红军战士们的英勇表现，经过两天两夜的恶战后，粤军被击退。
经此恶战之后，红军的士气和战斗力进一步得到提升。队伍顾不得休整，立即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进军，渡过于都河后，进入兴国境内。
这时候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由瑞金赶赴前线，而中央局事务暂由任弼时代理。在周恩来的再三举荐下，中央局最终同意了由毛泽东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
中央局的这一决定，顿时迎来了全军上下一片欢腾。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军接连攻下了乐安、宜黄，在一周之内连克三城。
宁都会议
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乘胜攻取南城，然而当他们率领士气正盛的红军队伍抵至南城近郊时，却意外地发现南城守敌竟有3个师之众，而且已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毛、周、朱三人在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后，认为敌军已是严阵以待，而红军则接连遭遇苦战又连日奔袭，遂决定先退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然后相机而动。周恩来立即电告中央局，说明红军计划改变行动策略就地休整的原因。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临时中央及中央局却接连发来电报，命令红军停止休整，继续向北前进，威胁南昌。
身处后方不了解情况的中央局这一命令，让身处前线领兵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十分为难，最终他们联名朱德和王稼祥致电中央局并转呈中共临时中央，表达了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于南丰、乐安一带的建议。
然而，中央局却认为应该坚决贯彻临时中央提出的“积极进攻策略”，不论毛泽东等人如何陈言，后方中央局成员仍旧固执己见，双方矛盾被进一步激化。
最终，中央局决定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在宁都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全体会议，以解决前方和后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在作战方针上的意见分歧。
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任弼时等人对毛泽东在运动战中中伺机消灭敌人的军事主张横加指责，认为红军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进攻策略，这完全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在作祟。
面对任弼时等人的无端指责，毛泽东并没有屈服，他据理力争、舌战群雄，但最终却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无奈称病告假，回后方“安心”搞起了政府工作。
失去红军军事领导权、被安排到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毛泽东，此时无疑是失意的。但是，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王稼祥二人的力挺却让他感到十分欣慰。
此时的王稼祥虽然与毛泽东相处仅有一年多时间，却对他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十分佩服。他认为毛泽东拥有真才实学，他在军事上的造诣要远远超过那些从苏联留学归国只会“纸上谈兵”的布尔什维克。
在会上，王稼祥不卑不亢地表示：“虽然我和王明、博古等同志曾一同留学苏联，而且和博古同志还是同乡，但是我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军事思想是符合当下红军实际的，并在历次战斗中得到了验证。”
面对任弼时等人提出的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决定，王稼祥掷地有声地说：“现在大敌当前，临战换将是大忌，指挥红军的重任，非毛泽东一人莫属。”
但是无论周恩来、王稼祥如何力挺，后方中央局成员依旧固执己见，最终毛泽东回到了瑞金，全面主持中央政府各项工作。
1932年12月，迫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等人被捕叛变后我党在上海的活动遭到了严重破坏，博古等人抵达中央苏区。随后，在博古和洛甫的请求下，共产国际派出刚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李德前往苏区指挥中国革命。
1933年初，执共产国际这一柄“尚方宝剑”的李德抵达中央苏区，对中国局势完全不了解、只会纸上谈兵的李德此时信心满满，意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英明”领导下，指挥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当时，正值周恩来、朱德二人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4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这场胜利让博古信心倍增，他认为是他的指挥才使得红军势如破竹连连取胜，从而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更加深信不疑。
而刚刚来到中国的李德却凭借着在首次亮相中对中国革命和苏区形势的侃侃而谈获得了红军军事指挥权。
王稼祥关键一票
1933年9月，不甘失败的蒋介石决定卷土重来，他调集100万大军，实行更加严密的堡垒战术，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
敌我兵力相差如此悬殊之下，明显准备不足的红军被迫仓促应战。李德仅仅依靠一张与实际完全不符的军事地图，纸上谈兵，指挥红军与国民党百万大军激战。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红军接连受挫。期间，虽然毛泽东多次提出更加符合红军实际的正确主张，却均被刚愎自用的博古无视。
红军在苦战一年后，于1934年10月被迫长征，开始向湘西转移。然而，接下来没有意识到错误的博古、李德不顾毛泽东的劝阻，执意与国民党正面硬刚，湘江一役导致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人。
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刚刚占领的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博古首先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军战斗做了总结。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此时的博古依旧在逃避责任，拒不承认红军的失利是由他和李德的错误指挥造成的。
接下来，周恩来站起身来，批判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军坚持的错误的军事路线。
而毛泽东的发言则让博古、李德更加无地自容。他用前四次反“围剿”获胜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作了透彻的全面的分析与有力的批判。
当毛泽东铿锵有力地指出红军之所以会在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中打了败仗，完全是由错误的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导致的，矛头直指罪魁祸首李德和博古。
这个时候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紧张的气氛蔓延在与会人员周围。在此关键时刻，王稼祥站了出来，他开宗明义十分坚定地表示完全赞同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发言。
接着他还严肃地批评了几个月来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直言不讳地指出红军之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中接连失败，陷入如今艰难境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李德多次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于不顾、一意孤行。
王稼祥的发言招致了李德和博古的不满，但是他毫不理会，进一步揭露了李德苏区后在领导上的种种错误做法。
最后，王稼祥坦言中国革命必须由像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领导，并提议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同志重新参与军事指挥。
王稼祥的畅快直言得到了与会红军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致同意。此次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对于红军及整个中国革命来说都十分重要，它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领导，在危机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也为后来红军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毛泽东都会十分感慨地对周围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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