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苏联国内沉浸在一片和平之中，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竟是隐藏在暴风雨来临前背后的最后一丝宁静。苏联人民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浩劫即将笼罩他们的家园。
6月1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朱可夫对此时苏联的处境十分担忧，他不断苦口婆心地劝诫斯大林务必马上使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而斯大林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就是战争，你们懂不懂？”
其实，希特勒准备对苏联展开进攻的传闻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不再是什么秘密了，斯大林也早有耳闻，但是他一直自信地认为这一天不可能这么快到来。
因为早在1939年斯大林就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他觉得对方一定会信守承诺，即使德军铁蹄已经践踏了包括波兰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正对广袤的苏联虎视眈眈。
一天前的6月13日，苏联政府还通过塔斯社对外声明了双方的协议，并表示苏联和德国一样会遵守其中的条款。
所以当时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的所有苏联军政界人士都认为那些关于德国将进攻苏联的传闻均为不实谣言。
但其实这些所谓的“谣言”在欧洲已经完全不是什么秘密了，大家不知道的是到底苏联会在何时发动进攻。
来自中国的情报到底对苏联方面应对德军的突然袭击起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作用？
来自中国的情报
1939年9月1日，德军以迅雷之势闪击波兰，次年便将魔爪伸向了北欧的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等国。6月14日，德国又对自己的邻国法国下手，希特勒的欲望好像永远无法被满足。
德军所到之处皆为一片废墟，哀鸿遍野。
其实，早在1940年12月18日，“巴巴罗萨”计划就已经出炉了，这份计划的目标正是苏联，不过是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次希特勒依旧选择以闪电战的方式迅速出击，打斯大林个措手不及。
按照之前的计划，德军会在短短三周之内便攻下苏联首都莫斯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德军厉兵秣马，抓紧时间备战，决定与苏联展开决战。
希特勒共调集了152个师和3个旅的兵力，总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05万，由此可见德国人的决心。集结完毕后，这支庞大的突袭部队开始向东开进，然而此时毫无察觉的数百万苏联红军依旧散布在广袤的国土各地，完全没有如临大敌的紧迫感。
就在此时，一份份关于德军的情报被呈到苏军统帅斯大林的案头。1941年3月20日，时任苏联情报部长的戈利科夫向斯大林说明了德军进攻苏联的几种可能方式。
其中一个方案与后来德军实施的“巴巴罗萨”计划内容几乎相同。4月2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致信斯大林，警告其大批德国军队正向东部开进。
十天之后，苏联海军库兹涅佐夫上将向斯大林报告说：“德军将会在5月14日进攻苏联。”
然而，5月14日德军却没有出击，这让所有苏联人放松了警惕，他们认为德军将于近期进攻苏联的情报并不可靠。
不过距离莫斯科大约9000公里的中国重庆，一个中国人让苏联的历史记住了另一个数字。当时中华大地正面临着日本法西斯的蹂躏，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后，蒋介石不得不暂时选择更加安全的重庆作为陪都。
身兼委员长行营参议、新生活运动总干事和军事委员会政治设计部委员数职的阎宝航，时常出现在国民政府各种高级聚会中，因为特殊的身份，他对应付这种场合游刃有余，而且十分受欢迎。
在一场为欢迎德军武官特意举办的舞会上，国民党军政要员显得十分兴奋，受邀出席的阎宝航在觥筹交错和推杯换盏间隐约感觉到这场酒会非比寻常。
他敏锐地感觉到在这歌舞升平的假象之下，一定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一边喝酒一边以锐利的目光扫视着会场内的所有人，最终锁定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分别是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他与二人同在国民政府任职，平日里免不了互相打交道，所以他起身和对方寒暄了几句。
其实，阎宝航还有一个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的身份，交谈期间，阎宝航提及近日关于处理日军轰炸后的遇难者遗体时，不禁叹了口气。
果然不出所料，身为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果然掌握着他想要得到的某些信息，据对方透露，德国将于6月20日向苏联发起进攻，这个绝密情报令阎宝航十分震惊，波澜不惊的外表下是剧烈翻腾的内心。
他一方面表示自己根本不相信苏德之间会发生战事，一方面小心翼翼地跟孙科、于右任打听这则消息的来源。
危险的地下工作
于右任悄悄告诉他这是蒋介石亲口承认的，而向老蒋透露这份绝密情报的正是德国人，看来这份情报的真实性似乎毋庸置疑。
之所以德国人愿意透露这样一份关乎欧洲战场形势的情报，是因为他们想打破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英美等国的幻想，从而达到劝降的目的。
于是，德国人向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桂永清暗示说，德国将于6月20日前后约一星期内对苏联展开全面进攻。
阎宝航认为，一旦德国人从西线进攻苏联，那么日本也将同时从东线发动攻击，到时候一定会和国民政府达成某种妥协，以集中所有力量对付苏联人，这正是蒋介石最希望看到的。
酒会结束后，阎宝航马不停蹄地赶回家中，立刻将刚刚获得的可靠情报记了下来，然后交给了他的秘密交通员李正文。
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等待了。阎宝航辗转反侧一夜未眠，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而这个人正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
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中共方面领导人与国民政府高官私自会面，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
所以，一见面阎宝航就赶紧将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与此同时，他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孙科作为蒋介石身边的政要，很多蒋介石掌握的消息他都会第一时间获悉，更何况还有于右任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亲口确认。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点点头，表示同意。
然而，此时比较棘手的问题是，苏联方面刚刚通过塔斯社发表了德国将会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声明，如何让他们相信并重视这份情报呢？
随后他将此事报告了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中央认为应该直接将此消息告知苏联方面。
194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将阎宝航得到的情报电告共产国际，并通过季米特洛夫转告斯大林。这是斯大林在德国进攻苏联前得到的最后一次警报。
从事后来看，此时距离德军发动进攻仅仅只有六天时间了。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提供的这份情报极为重视。6月21日，数百万德军已做好了准备，同一天，苏军从一名投诚的德军司务长口里获得了同样的情报，这使得来自中国的那份情报更加可信。
随后，斯大林命令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以应对德军从东部的突然袭击。果然，22日凌晨3点德军三个集团军群190多万兵力，就在数千架飞机和数千辆坦克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向苏联发动闪电袭击。
苏德战争由此拉开序幕。之后斯大林还特意给延安方面发来了一封感谢电。
由于这份情报，使得阎宝航的名字永远留在了二战及苏联历史中，当然还有他那令人捉摸不透的身份。
当年早些时候，周恩来指示阎宝航以国民党高官的身份为掩护，搜集国际情报，代号“阎政”。其实，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对蒋介石极为失望的阎宝航就已经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了，次年他成为了我党秘密党员。
阎宝航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人际关系，可以为他获取情报提供很多助力，但是并不能成为他的免死牌，一旦身份暴露，那等待他的必然是牺牲。
在阎宝航领导的情报小组内有一个特殊的成员，那就是他的女儿阎明诗。平日里他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但是有一次却出人意料地对她大发雷霆。
原来，当天晚上回家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因没有带伞而全身都被淋湿了，高跟鞋内都是水，为了走路方便她索性脱了鞋往家跑。这样的举动在旁人看来根本无伤大雅，然而对于从事情报工作的阎宝航来说这样做很可能会招致国民党特务的怀疑。
毕竟没有哪个千金大小姐会光着脚走路，处处小心的阎宝航认为女儿这样做根本不像个大小姐，很容易暴露身份，他极为严厉地批评了女儿。
其实，阎宝航曾先后把四个女儿秘密送到延安，阎明诗是其中最为年长的一个，此次她是以“回家养病”的理由回到重庆的，所以任何与身份不符的言谈举止都是极其危险的。
阎宝航教育女儿从事情报工作要时刻保持警惕，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获取关于日军绝密资料
1942年5月危险再一次降临。隐藏在国民党内部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徐仲航，因受到军统怀疑而惨遭逮捕，此时阎宝航心急如焚，因为他知道阎的真实身份，还掌握着我党情报小组的很多秘密。
一旦对方经受不住军统特务的严刑拷打或威逼利诱而招供，自己的情报小组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在此万分危急时刻，周恩来亲赴阎宝航的住所，要求他立即带领情报小组撤离重庆。然而，阎宝航却拒绝离开，想方设法全力营救徐仲航。
最终，他找到了在国民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李济深，在李济深的斡旋下，徐仲航被释放，情报小组也得以保全。
危机虽然暂时被解除了，但是隐藏在阎宝航背后的危险时刻都在。
实际上，阎宝航早已成为了军统重点怀疑的对象。1942年8月，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突然邀请他前去面叙，阎宝航没有多想便驱车前往。
然而，当他踏进戒备森严的卫戍司令部大门的一刹那，就感觉到自己此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一见面，刘峙便开门见山地问道：“阎先生，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面对对方突如其来的质问，阎宝航内心虽已是波涛汹涌，但依旧面不改色地从容回答说：“我至今不明白你们说的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我阎宝航奋斗大半生，为得就是将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如果说这就是共产党，我自报一名。”
随后他面含愠色地将邀请函丢在了地上，说了句：“阎某还有事，恕不奉陪！”便转身走了出去。
阎宝航再一次凭借着自己的果敢与睿智化险为夷。实际上，在从事情报工作的这些年里，危险一直伴随着他。
1942年是整个二战的转折点，盟军逐渐在各个战场取得主动，日军在南太平洋及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然而，在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依旧有百万之众，这是日本最精锐的部队。
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关东军对中国抗战及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关东军一旦进入关内，那中国的抗战形势将更为严峻，而要是进攻苏联，则与德军激战的苏联红军将会被牵制。
所以，掌握日本关东军的动向将对中苏两国抗击侵略者极为必要。因此中共将侦查关东军的动向作为敌区侦查的重点。出生于辽宁的阎宝航自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十分关注东北局势。
当他得知国民党方面已经掌握了关东军的部署详细资料，且这些资料就存放在国民党军委的核心机关——军委第三厅时，便将目光投向了那里。
然而，军委第三厅戒备森严，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入的，但是阎宝航因深得蒋介石的赏识，而在这些部门如鱼得水。他的身份让他进入第三厅获取日本关东军的资料变得极为容易。
1944年，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陈诚交给了阎宝航一个任务：研究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这样一来，阎宝航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入第三厅了。
随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故交，时任第三厅副厅长的钮先铭，对方虽然也是从事情报工作出生，但是在阎宝航面前却丝毫没有防备。
阎宝航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他声称陈诚要求他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但是手中缺少资料。
钮先铭当即将两摞厚厚的档案递给了阎宝航。阎宝航知道这些档案记录了日本关东军的详细部署情况，但是如何将这些档案拿出去呢？
“这么多啊，我一时半会可能看不完啊，我还是拿回去慢慢看吧。”阎宝航轻描淡写地说道。
阎宝航的话顿时让屋内的空气变得敏感而紧张起来。钮先铭有些为难地说：“这些都是机要文件，按照规定是不能带出去的。”
见阎宝航十分急切，钮先铭话锋一转：“当然对于老兄你可以例外！”双方约定三天后归还。
就这样，阎宝航轻而易举地拿到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情报，并交给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人员，利用这宝贵的三天时间全部拍照后送到了延安和苏联。
事实上，在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向盘踞在那里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时，红军各级指挥员就拿着阎宝航提供的整个日本关东军详尽情报。
在这些情报的支持下，150万苏联红军兵分三路，一路势如破竹，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击溃了这支日本精锐部队，打破了日本人以东北为据点负隅顽抗的美梦。
阎宝航在隐秘战线的默默付出，为中国抗战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历史将永远铭记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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