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一天，西安城内如平常一般并无任何异样，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切都是那么平静。一个中年男人手提皮箱行色匆匆地走在大街上，为了防止被人跟踪，他不时悄悄向四周扫视，这个人叫吴德峰，是我党的一名秘密情报工作者。
此时的他之所以如此匆忙，是因为他的皮箱内装有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必须马上交给延安方面。
与他同行的同事也格外机警，细心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突然一阵急促的哨音打破了原有的平静，紧接着大批国民党军队出现在街道两旁，他们将所有路口都封锁了，任何人都不能出入。
随后国民党军挨家挨户地进行搜索，所有进出人员必须经过严密搜身。此时的吴德峰正走在一家书店门前，面对这种情形，他与旁边的罗青长眼神交流了一下，两个人便很自然地一同走进了书店。
吴德峰在店内买了一本字帖，付钱时趁着店员不注意，把那份文件快速藏在了字帖的夹层里了，并示意罗青长提着箱子走。
罗青长离开书店后，吴德峰便将刚才那本字帖交给店员让他卷起来，之后便接过来，很自然地走了出去，期间并未显露出任何异样。
此时的罗青长已经通过了国民党兵的搜身，吴德峰拿着字帖走到哨卡那里，将双手举起来配合对方的搜查。在经过仔细搜身后，国民党士兵并未发现什么，就放他离开了。
成功脱险的吴德峰走了几步后又转身对搜身的国民党士兵说道：“这个你还没看呢！”说着便将手中的字帖晃了晃。
国民党士兵见他这么多事，有些不耐烦了，甩了甩手让他赶紧走。
就这样，吴德峰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突击检查，将情报带出了西安，并最终交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
作为我党的秘密地下情报员，吴德峰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危险，他是如何在国民党中周旋，一次次成功获取到情报，并全身而退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潜伏在国民党内
身为中共地下党交通工作的创建者，吴德峰还有个更为响亮的名号，那就是中共特工三大亨之一，这个名号是国民党给的，足以看出吴德峰确实为我党情报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1896年吴德峰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他有机会和很多国民党高层接触。18岁那年，他加入了创立三年的中国共产党，并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出于工作的需要，吴德峰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后经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邓演达的举荐，出任国民政府武汉公安局局长。
任职期间，他频繁利用职务之便及在国民党内部的人脉关系刺探情报、掩护同志。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接连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诛杀共产党员及革命人士，上海等地立即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云下。
邓演达的左派身份使得吴德峰受到了牵连，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对象。随后邓演达远走莫斯科，组织立即通知吴德峰撤退。
但吴德峰却认为此时还不是离开的时间，因为他依旧手握武汉军警大权，通行证、户籍等证明文件都由他出具，这样可以掩护更多同志撤离，一旦自己撤退了，那很多同志处境就更加危险了。
于是他便向组织提出要求留下来。他认定国民党反动派不敢轻易动他，毕竟他手中还有武装。
在如此危急时刻，吴德峰如同无事发生一般，继续暗地里掩护同志们撤退，事实确实如他所料，一直视他为眼中钉的反动分子正是因为顾及他手中的武装才迟迟没有动手。
因此国民党策划了一个计谋，想要秘密逮捕吴德峰。几个月后，国民政府的一纸调令让他们的阴谋昭然若揭，表面上是要给他升官，实际是要削弱他的兵权，一旦失去了兵权，那自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抓捕吴德峰。
吴德峰的处境已是相当危险。
离任当天，他吩咐所有军警全副武装为其送行，接任者见状直接打消了抓捕他的念头。
随后大家把吴局长护送回了家中，就在这些护送的人在客厅里聊天喝茶时，借口回卧室换衣服的吴德峰趁机从后门溜走了，去了汉口。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吴德峰刚刚离开，新任局长便下令封江，全力搜索吴德峰。
不过已经为时已晚了，吴德峰早就乘船逃走了。
顺利逃脱的吴德峰自此结束了在国民党内部的潜伏生涯，抵达汉口后，吴德峰接到了上级的另一项任务：到鄂南领导武装暴动。
然而，此时国民党正在湖北全境通缉他，身为曾经的公安局局长，吴德峰经常抛头露面，所以很多人认识他，只要他一露面势必会被指认出来。
如何才能安全到达鄂南呢？
于是，吴德峰再次祭出了他的绝活——变脸。所谓的变脸就是采用嘬腮、剃眉、变声等方式达到掩人耳、混过关卡的目的。
二、在上海初显身手
结束指挥鄂南暴动的任务后，吴德峰又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核心领导周恩来。
此时周恩来正在筹建中共秘密情报机构——中央特科，吴德峰此次前来的目的是组建中央交通局。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与专门负责搜集情报的中央特科配合，从事秘密情报交通工作。
交通局的其中一项任务是建立交通网，打通中共中央与各苏区之间的联络。
接到组建中央交通局的任务后，吴德峰立马将妻儿接到了上海，并在那里租了一间房子。然而，刚刚搬进房子的第一天晚上就发生了意外，差点暴露是他的身份。
当时吴德峰的身份是商人，当他把家具全部搬进屋子后，房东却反悔了，说必须要找三个铺保才可以租给他，这让吴德峰大为疑惑。
随后房东领着他去了另一个房间，指着堆在屋里的两套与他一模一样的旧家具说：“这是前面两个租户留下的，他们都被国民党怀疑是共产党抓走了。”
吴德峰立马回答说：“我们一家刚刚在上海落脚还没安定下来，家具是刚买了的，我马上就找铺保。”
在组织的安排和帮助下，吴德峰一家得以顺利住了下来。
随后中央指示，任何从事情报工作的人，言行举止和生活习惯必须要跟自己的身份相符，即使经费紧张也要做到，因为这是为了安全考虑。
吴德峰的儿子长得十分可爱，房东很喜欢他，所以常来他家。有一天晚上，来串门的房东见吴德峰的妻子头发梳得很好，便提出第二天一大早来找她梳头，吴德峰妻子警惕地表示立马给她梳。
经过这两件事后，吴德峰敏锐地感觉到他的身份很容易暴露，便提出要搬家。
为了不引起房东的怀疑，吴德峰命人将一封报丧的电报送上了门，并故意让房东去门口取，在吴的授意下，妻子一见到电报便伤心大哭起来，后来吴德峰便以回家奔丧的名义离开了。
之后，他又在法租界内租住了下来，这次的身份是闲居上海的有钱人。谁都不会想到这个游手好闲的人，竟然掌握着一条通往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秘密交通总干线。
每一封机密文件及情报的传递，每一份重要物品是输送，每一位来上海同中共中央联系的同志，都要经过他的谋划组织和亲自执行。
1930年，中共中央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恰在此时中央苏区通过打土豪获得了一批数额不菲的金条，而如何通过国民党的层层检查将这些黄金安全送到上海便成了一个难题。
经过深思熟虑后，周恩来决定指派吴德峰亲自到苏区将黄金带回上海。果然，胆大心细的吴德峰不负众望，将黄金缝制在衣物中躲过了国民党哨卡的沿路盘查，最终安全交到组织手里。
在吴德峰的领导下，这个专门负责运送情报的交通系统和负责搜集情报的中央特科配合的相得益彰，在他的努力下，各份情报和人员得以安全传递。
也正是因为有了中央特科和中央交通局的存在，使得深陷龙潭虎穴的中共中央机关始终安然无恙，指挥全国的革命活动。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负责中央特科日常事务的顾顺章在武汉被叛徒发现，遭到逮捕后随即叛变。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当时顾顺章手中掌握着中共中央机关很多人员的资料。
一时间，中共中央随时面临着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吴德峰立即通知顾顺章熟悉的交通线负责同志紧急撤离，因此即使顾顺章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我党的秘密交通线也并未受到大的影响。
在吴德峰有条不紊地安排下，那些有可能被顾顺章出卖的同志迅速转移，赶在国民党前来抓捕前撤离到了安全的地方，让国民党妄图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计划落空。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尤其是在处理顾顺章叛变后续事宜中，让吴德峰在情报领域的天赋及能力显露了出来。他心思缜密，临危不乱，面对紧急情况毫不慌乱，这些特质让他在处理情报工作时如鱼得水。
几年之后，他被中央派往西安从事情报工作，也是在那里吴德峰达到了他情报生涯的制高点。
三、西安大显身手
当时戴笠与胡宗南合作，让西安城内的特务几乎无孔不入，然而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吴德峰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排了三部秘密电台，老蒋的命令发出不到两个小时延安方面就知道了。
1938年的一天深夜，位于西安曹家巷12号的中共秘密情报机关，吴德峰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作为我党西安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他需要连夜将刚刚获得的情报译成密码，并在天亮时传到延安。
几天后，机关人员发现他们隔壁搬进来许多陌生人，一向谨慎的吴德峰发现这些人行动十分隐秘，经过仔细调查后才确定他们竟然是军统的特务。
国民党特务机构驻地竟然与我党情报机关仅有一墙之隔。
当时很多同志提议立马搬家，但是吴德峰却拒绝了，因为他觉得敌人万万不会想到自己隔壁住的竟然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
此前在上海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他，几年时间内完成了多次重要任务，从未出现过差池，并成为中共党内的无名英雄。
正是因为他出色的情报工作能力，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周恩来便派他前往西安进行情报收集工作。
西安位于延安的南面，所以掌握西安城内国民党动向对我党十分重要，这次吴德峰需要在敌人眼皮子地下从事情报工作，可想而知有多么危险。
因此必须谨小慎微，稍有差错就会被特务识破身份遭到逮捕，深知此项工作危险性的吴德峰对工作人员要求极为严格。
这时候他对外身份是一名报社编辑，但就是他反复强调纪律，仍有人犯错。有一次，一个公开身份为报馆校对的译电员，出于省钱的目的到“鬼市”上买了一双廉价皮鞋，没成想只穿了几天就掉底了。
就是因为这样一件小事，这名译电员受到了吴德峰的严厉批评，因为在当时报馆工作人员收入非常可观，绝不会到“鬼市”去买廉价皮鞋穿，这样做很容易被人怀疑。
尽管吴德峰有报社编辑的身份作为掩护，并改名为吴铁峰，但是由于他曾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所以认识他的人很多。
终于有一次在西安街头他被人认了出来，而这个人恰好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当时曾在武汉与其共事的特务在大街上认出了他，并上前打招呼，面对突发情况，吴德峰灵机一动，操着一口浓重的陕西口音表示你认错人了。
就这样与国民党特务机构仅有一墙之隔的我党情报机关，一直在吴德峰的领导下秘密刺探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并全部报告给延安。
与此同时，他让妻子到东北军所办的学校任教，并与那些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太太们常有往来，以获取情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吴德峰负责的西安情报站发展了很多重要关系，就连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处副主任戴中溶、侦缉队长肖荣等人都秘密为中共服务。
而此前由周恩来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副官熊向晖也由西安情报站联系。
这些人提供的情报为延安的保卫工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吴德峰在情报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党高级领导人亲切地称呼他为“吴德老”。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吴德峰被任命为武汉市首任市长。
王震曾如此评价吴德峰：“人家闹革命是被逼上梁山，吴德峰却是家产万贯自己走上梁山。”
为了中国革命吴德峰不但放弃了优渥的家庭，还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他与戚元德共生了9个子女，但是大多因革命原因送人或夭折、下落不明。
晚年时，他曾教育自己的儿女：“我们家在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际，从‘维新变法’经过‘辛亥革命’，历时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昌盛富强，多少革命者前赴后继。你们必须继承先烈遗志，更加努力刻苦为之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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