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13日，广东乐昌的长来镇长来村可谓是人头攒动，其中包括政府人员、学者记者、普通老百姓，他们密密麻麻聚在一起手捧鲜花，不少人还拉着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龚将军”。
而此时一位年过九旬的白发老人正和妻子一起舟车劳顿从香港赶往深圳，接着乘坐火车抵达了韶关，在韶关他们受到了好多人士的热烈欢迎与热情招待，无奈老人归心似箭，只是匆忙参加了一场宴席之后就马不停蹄赶往乐昌。虽然心急如焚，可仔细端详老人的神情，还是能从其中发现一丝丝焦虑甚至是不安。这个老人名叫龚楚，曾经是继毛泽东、朱德之后的红军第三号人物，同时也是被冠以“红军第一叛将”称号的人物！
龚楚字福昌，别名龚鹤村，1901年11月，他出生在了广东乐昌的一个小山村里，全家人对于这个小生命的降生都是无比欣喜。当时的广东处于晚清时期，龚楚出生之时正赶上庚子恩正两科乡试录的举行，虽然当时广东作为贸易大省，许多外国的文化都已渗透进来，但家里人还是希望他能努力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龚楚也没有辜负家里人的期望，从小天资聪颖的他展现出了不同于一般孩子的才能，学什么东西都是事半功倍。7岁家里送他去私塾读书，1912年进入村里的灵武小学继续学习。或许这个年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上学算是很晚了，但在当时那个几乎没有农村孩子读书的年代里，龚楚说得上是十分出色。凭借着聪明才智，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读完了三年的课程，并在第二年夏天考上了县高教小学。1916年夏天，高小毕业的龚楚成功考入广州市第一中学，完完全全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接触的新事物越来越多，龚楚渐渐不再满足书本里的知识，而当时的中国局势也是战乱四起，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在当时吸引了一大批的进步分子，其中自然也就包括思想十分先进的龚楚。
1917年，他听说孙中山要组织军政府的消息。没有考虑多久，就即刻决定要参加革命，要加入部队去当兵。说做就做的他被粤军纳入了编制，不久又凭借出色的才能被上级赏识，在部队里担任班长和旅部的副官。尽管如此，他还是渐渐觉得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不够用，无法在战争中派上太大用场，他想要学一些更加有用的东西。
于是在不久之后，当南朝联防使李根源在韶关开设了滇军讲堂韶关分馆后，他毫不犹豫地要去参加考试，希望可以进学校里学习。然而这次的事情进行的并不是十分顺利——他确实成功地考进了学校，但又因为生病而不得不回到家乡疗养。此时的时间点距离他考入学校仅仅不到一年，这也让他心里十分惋惜，但又没有办法。他考上了学校一期，但不到一年就回老家休养。1920年的冬天，经过了长期休养，龚楚的身体基本上完全恢复，便立即申请重新返回了原来的部队，在其中担任中尉排长一职。
后来在他担任国民革命军一支部队的少校参谋时，经常和一些先进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一起谈天说地，讨论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他的桌子上也总是摆着一些先进的读物，例如《新青年》和《向导》等。从这些刊物已经打卷、发毛的边不难看出，他曾经翻了无数遍，说不定已经对里面的内容倒背如流了。
1921年6月，军队奉命离开广东前往广西，途经梧州，第二连司令员邓鹏调任另一个岗位，龚楚接任。1922年2月，由于父亲身患重病，他离开部队，再次回家。1924年的时候，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在经过了组织上为期一年的观察和培养后，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由于先进表现成为了中共党员。
当一个人真正有才能时，他便不会被埋没。1925年的6月下旬，正在进行工作的龚楚接到了来自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命令。在这次任务中，他需要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在省农协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北江办事处十分看重他，对他委以重任，希望他可以再回到家乡后，协助筹备和组织开展一些权限的农民运动，另外，他还需要负责联络指导周边县区的工作。在这个工作上，他具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对当地人文环境和人脉十分熟悉。凭借着这一个有利条件，他成功地组织了多次农民运动，并且组建了一支乐昌县的农民自卫军，将工作和能力提高到了以前从没有想到过的高度。
除了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龚楚还在乐昌积极开展党务活动，介绍谭俊略、龚友政等人入党。8月，乐昌县农协龚初、杨高林、邓水石、薛阳生等代表出席广东省农协常委会扩大会议。12月，龚楚参加了韶关北江农业军事学院一期工程，于次年2月中旬结束。
1927年3月，国民党内部由于和共产党的合作有了分歧，据守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在南京的蒋介石集团不和，决定分道扬镳。野心勃勃的蒋介石企图控制并消灭共产党，发动手下的人大肆逮捕、残害共产党人。他带着自己手下的一部分势力到达南京，另外成立了一个政府。从此之后，国民党从内部分裂开来，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宁汉分裂”。党中央根据此事件也下发了相关的指示。
1927年5月，接到指示的龚楚率领乐昌农民军与北江工农军成功汇合，共同组成了起义军，龚楚担任了起义军总司令，部队赶赴武汉参加对蒋介石的讨伐。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成功会师。5月4日，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成立第四红军，隶属于第三师第八团，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党代表，王二卓任参谋长，陈毅任军委书记。工农革命军第3师原由宜章农业军组成，改编为红军第4军第10师第29团。随后，胡少海、龚楚率29团参加了打败襄阳、镇压井冈山的战役。7月，第四红军奉命湖南省委南下湖南。7月24日，朱德率两团进驻范世生部队驻扎的郴州市。8月底，在红军第四方面军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和朱镕基率领红军主力回到井冈山。杜秀静、龚楚留湘南，组织湘南专委会。他们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等县和红卫兵。在此基础上，他们在湘南开展工作。
革命军部队再次进行了改编，他所在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师也被改成了红四军的一个团，他仍然在其中担任党代表。但除此之外，他身上又多了一重身份，那就是红四军的前委常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前委书记是由毛泽东担任，常委则只有两个。也就是说，除了他以外就是朱德。纵观整个红军里面，能达到这样成就的绝对没有几个人，可以说除了毛泽东和朱德，他的地位算是最高的。但这并不是他阅历的终点，在1929年5月，他又被任命成为了中共广西的前委委员。
肩负重任的他清楚地知道，此时最要紧的是什么。11月龚楚奉命赴长沙参与工作不料途中遭到袭击，出于对干部的保护党中央决定派龚楚前往香港从事秘密地下工作。他首当其冲，与其他同志一起争取俞作柏和李明瑞。但他的身份意味着他不能以原本的姓名去完成这个任务，于是他化名龚鹤村，悄悄离开香港去到广西的梧州。他首先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伯和广西特派员李明瑞的政府中担任省政府办公厅保密秘书。省政府从梧州迁到南宁后，任南宁市船务处处长、局长。因此，事实上，中共对俞、李的渗透主要是通过龚楚进行的。
1929年12月11日，红七军在广西百色正式组建了起来，并且于这个月的11日发动了起义。广西百色起义发生。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邓小平、司令员张云逸，政委邓斌，以及政治部主任陈浩仁。化名为龚鹤村的龚楚也在其中，担任着参谋长的职务。这一职务就相当于红军里的军师，可谓是十分重要。但这远远还不够，与此同时，龚楚还兼任了红七军第19师的师长。这一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在革命的过程中立下了不小的功绩，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1930年11月7日，红7军7000余人齐聚河池，召开整编会议。整编后，红军第七军的领导人员作了一些调整：李明瑞任总司令，张云逸、邓斌、龚楚仍在原来的岗位上，他们对第19师、第20师、第21师有管辖权。第19师由原来的第1纵队改组而来，前身是战斗力最强的第4警察大队和训练团。龚楚任师长，邓斌任政委；另外两个师战斗力较为薄弱。
龚楚在井冈山的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凭借着自身的出色工作能力和革命经验得到了大家的敬重。1931年1月，红军第7军转战湖南、广东。由于病人增多，在广西和县桂林休息了三天。根据军队减员3500余人的实际情况，军部决定将三师精简为55团、58团。2月3日中午，红军第七军与广东军邓惠团、湖南军唐伯银团、湖南军陈龙团展开激战。龚楚在梅花战役中受伤，伤势十分严重，后秘密潜入上海治疗。在1931年8月痊愈后，他又悄悄赶赴上海，再绕了一大圈，从广东、福建一线回到中央苏区。
与此同时，红军也是经过了一番辗转，最终抵达中央苏区。部队在这里进行整顿的期间，他先是担任红12军第34师的师长，后来又被提拔为12军的参谋长。令人唏嘘的是，与他一同从红七军中走出来的李明瑞在当时盛行的肃反运动中被抓了起来，之后惨死，这一事件或许为他后来的叛变埋下了一个伏笔。
失去了一个重要领导人，但红七军不能没有军长，龚楚只好奉命于危难之间，仓促上任之后，率领着红军参与了大大小小的战役，为扩大中央苏区冲锋陷阵。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力镇压和多次围剿，使革命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中央苏区的生活也因此变得十分艰苦。
1933年5月是龚楚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原因就是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龚楚被动参与。大会对龚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分析并作出了批评教育，对龚楚同志动摇革命态度作出了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并且令其进入红军军训大学高级研修班进行学习。
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
根据调查，一是龚楚畏惧艰难困苦，长期的艰苦斗争动摇了他的意识；第二，他对当时党的做法有一些看法，当时国民党军政当局在“镇压”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了“镇压与安抚并举”的方针，国民党打算用钱财和名利诱使一部分墙头草倒戈，以此削弱共产党力量。龚楚的革命意志并不坚定，信念也出现了动摇。
1934年4月中旬，高级研修班结束后，当时的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因严重贫血在汀州医院休养。党中央对龚楚的能力还是非常信任的，借此机会让其担任红军总指挥部代理总参谋长，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
1934年5月，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龚楚任甘南军区司令员。之后继续被任命为参谋长，主要负责突围工作的准备。10月上旬，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支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公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以下简称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支部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政委，龚楚任中央军区总参赞，何畅任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政府办公厅主任，任命谭振林为国家政治安全局副局长。中央军区总部设在江西省会昌县。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红1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长征。
1935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红24师71团团长史友生、红24师政委史恒忠率领的团9连，经新丰大禹山转入湘南，收留湘江战役中失去的洪三四师部队，在那里发展游击区。后来，龚楚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率领红军第24师71团1200人的小队在湘粤桂边区作战；他避开国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陵、牛岭至新丰铁石围，再经广东梅关、南雄之间的游山至北山。经过三次战斗，他突破了敌军小分队和地方小队的封锁，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开展游击活动，收留红34师的损失部队。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队从临武基地来到辰县黄茅村。刚刚结束了一天的行军之后，战士们脸上满是疲色，而且里面的很多战士都负了，伤身上缠着的绷带里隐隐渗出血来。晚上，他对着身边的勤务兵说道，“我今天有些不舒服，得早点休息了。”过了一会儿，吃完简陋的晚饭，战士们大多就地开始休息，为明天的行军做准备。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午夜时分，一个黑色的身影趁着所有人都在睡梦中之时，留下一封信便悄悄隐匿在了夜色之中，而后消失不见踪影。这个人就是龚楚，他放弃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在革命的危急时刻，背叛了红军。由此可以看出，杨宇春、龚楚离开革命队伍，加入国民党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苏区进行了农民运动的扩大，在当时一些领导同志的默许和误解下，他们清洗了广大指挥员、战士，这种“左”倾做法使黄埔背景的优秀分子离开共产党或加入国民党，给党的事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龚楚刚回老家不久，就得到了广州绥靖办秘书长张兆勤的推荐。在粤军的期间，他先后担任了汉谋游击队司令员、粤湘边区剿匪司令员以及粤北五县联防局长的职务，还仗着对我军战术的了解，诱捕杀害了无数的老同志和老战友。损失惨重的红军避之不及，就连项英和陈毅率领的部队也和他遇上过。后来多亏吴少华看穿了他的阴谋，通知哨兵开枪报警，才让众多战士们逃过这一劫。
但背叛过红军的人，同样也可以第二次再背叛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并没有把龚楚当做心腹，给他过多的权利和信任。龚楚在国民党里待了十多年，最终也只是混到了少将的军衔。
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的势力已经不成气候，此时负隅顽抗也没有任何作用。龚楚明白自己的大势已去，收到劝降信后主动率部向政府投诚，然后交代清楚了自己的错误。
同年12月，海南岛面临解放时遇到一个问题，当时海南岛守将是薛岳。广东省省长叶建英请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通过香港派遣龚楚到海南策反薛岳。龚楚假意答应，但他心里明白，多行不义必自毙，过去自己已经是满身罪恶，如今全国解放，他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故事，党和人民会因为自己投降就原谅自己吗？答案是不会的。因此，他留在香港定居在这里。
随后，他应邀访问台湾，并由蒋介石指派秘密组织香港残军，形成“反共救国军”，配合等待反攻的机会。但见国民党的大局已不复存在，他拒绝任命。从那以后，他脱离了政治，改名为龚松庵，回到香港建立实业。龚楚在香港呆了40年。那段时间，他去了美国，拿到了“绿卡”。然而，由于语言障碍和风俗习惯，他不习惯那里的环境，所以他回到了香港。在此期间出版了很多作品。
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79年初，龚楚听说了在中共11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改革开放政策已开始实行，另外还被侄孙告知说“可以去内地做生意了”。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的是邓小平，而两人之间稍微有些渊源——龚楚曾经和邓小平一起领导过百色起义。因此他觉得，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自己也许有机会能够再回到家乡。后来又经过了本族里担任中共乐昌县县委副书记的宗叔开解，他渐渐改变了心里的想法。
80年代末，一份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的文件给了龚楚更多的希望，那就是对于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将不再追究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罪过。他了解到，只要真心认错，党就会从宽处理，决不搞秋后算账。这部相关法律公告的颁布，成为了事情的转机，吃下定心丸的龚楚也下定了回乡的决心。
当时，在香港经营生意的龚楚的几位亲戚发了财，在当地的影响很大。乐昌政府官员为了看中龚楚的经济实力，劝其回归故里。恰好龚楚老家的祖籍房屋因修路而提前拆除，当地的相关部门专门拨出7万元，按照原来的面积和风格重新给他建了一座房子。
龚楚的新居是一栋两层半的建筑，有一户独院。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砌体结构。占地32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70多平方米。它有六个房间，两个大厅，一个厨房和两个浴室。室内地板马赛克、石墙、琉璃瓦顶，在当地也算是格调，一副当地豪宅的模样。长莱镇的官员们还派专人装修龚楚的新房，购置了一套新家具：电视、电话、冰箱、席梦思床、浴缸等。
在龚楚决定择日回家后，乐昌县、长来镇有关部门迅速向上级汇报，并请示龚楚应接受何种规格，如何掌握今后与他交流的政策。省统战部最后批复说，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和之前处理过的类似问题，龚楚的申请应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现在要先解决他回到家乡定居的问题，以后再决定是否应该作出适当的政治安排。就这样，在得到批示后，龚楚终于能然后却一桩心愿，回到家乡。
1990年9月13日的晚上，龚楚连同妻子从深圳乘火车抵达韶关。近乡情更切的他突然不敢接着往前走了，怕受到村里人的冷眼和唾骂，但没想到的是，在过去这么多年后，村民们还是十分宽容的欢迎他回来。此时，这位犯过大错、大半生漂泊在外的老人一瞬间泪流满面。他知道，这是村里人能给他的最大的谅解，内心也是愧疚不已。
不久之后，他就拜托宗叔将自己早在香港就写好的三封信转交给邓小平等人。在信中，他表示自己有罪，请允许起死在老家，他恳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懊悔和愧疚，并且对以前的同事致以最真诚的问候。同时，他还委托宗叔龚洪水以龚楚的名义给邓小平上报了他从香港回来的消息。龚洪水答应第二天一早到韶关市邮电局发消息，并用挂号信把这三封信寄到北京。
龚楚的回乡在当时可以说是被当作一件大事，许多政府官员亲自到场接待，还有亲朋好友前来看“大叛徒”风采的好奇人士。国内许多文史单位和史学家也纷纷前来采访。龚楚虽已年过九旬，但头脑敏捷，记性清晰。他对一些久别重逢的人和事仍记忆犹新，这让来宾们大吃一惊。当然，他只讲自己在红军的经历，而且经常津津有味地讲。当被问及叛变后的经历时，他则保持沉默，避免说话，说“我不记得了”。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家乡去世，享年94岁。但他在回乡之后，却利用自身影响力积极带动家乡发展，按他自己的话说，也不枉自己走这么一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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