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一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厅里，一群官老爷官太太们正踏着轻快的步子翩翩起舞，留声机里放的都是当时上海滩最流行的舞曲，他们抽着高级香烟，喝着名贵洋酒，谈天说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尽情地享受着纸醉金迷，笙歌快舞的乐趣。一个女人却静静地坐在角落的沙发上，她气质高雅，没有一丝媚俗之气，她十分的年轻，穿着打扮和其他官太太一般无二，却显得格外的美艳动人，带着一种和在场的其他人不一样的知性气质。那么她是谁呢？具有如此超凡脱俗气质的女人，怎么会出现在这样一场奢华的舞会上呢？
“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昼夜都要忙，郎里格朗郎里格朗，没有钱也得吃碗饭，没有钱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说起电影《十字街头》，我们不禁会想起这首主题曲《春天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作词是当时30年代上海滩有名的女作家，胡寿楣，而她最被人所知的名字，叫做关露。
关露是胡寿楣的笔名，她1907年出生于山西右玉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1932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这位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才女，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诗句，更是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而这样一位民族之妻，她的一生，却与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始终纠缠不清。
乱世硝烟·受任抵达香港
1939年，关露在上海滩已经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女作家、女诗人，她学识丰富，求知欲望强烈，甚至自学了多门语言。她的爱国诗篇，激励了上海当时很多的进步青年，此时也是她创造的高峰期，但也正是在这一年，受人喜爱的女作家关露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消失一个月之后，人们发现关露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家里的红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李士群又是什么人呢？
1939年秋天，一个深夜里，关露正在对自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单行本进行较大的修改。这个时候，突然门外有人敲门，来人是一个叫刘少文的男人，他带来了一封来自中共南方局叶剑英的密电，密电上的内容是这样的: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这里的小廖就是在香港从事文化救亡工作的廖承志，至于南方局究竟要关露去香港找廖承志干什么密电中却没有提到。
“可能是调我到香港搞文化工作的吧”关露曾这样猜想。上海“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以后，国军败北，上海沦陷。中共中央为了保存实力，将一部分文化界进步人士转移至香港，一部分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仍然留守在租界，关露就在其中。而此时的上海滩，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外表歌舞升平，实则充斥着敌我之间殊死的斗争！处处都弥漫着压抑的气氛……
关露到达香港的第二天，廖承志就来到了关露下榻的旅馆，和廖承志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潘汉年。而这次谈话的内容，可以说是绝密，多年以后，这段往事才被公布于众。原来这两个人给关露带来的任务，并不是让关露来香港做文化工作，而是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交给她去完成:那就是返回上海，潜入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特工总部，地点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在李士群身边潜伏，了解李士群的思想动向，并适时策反李士群。
那么李士群是何许人也呢？这个极司菲尔路76号又是什么地方呢？原来李士群曾经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以后，李士群投敌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到了抗日战争初期，李士群又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汪伪政府的成员，掌握着汪伪政府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由于他的特殊性，所以在适当的时间派人潜伏到他的身边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在1939年4月临离开延安时，曾研究过如何对待李士群的问题，他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条件下，可以与李士群建立某种联系，争取他利用他这是革命的两面政策，是可行的。
可此时的关露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并不是一个真正地下情报，潘汉年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关露呢？事实上，潜伏到李士群身边的最佳人选原本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她是我党极其优秀的情报人员，但由于当时她在湖北宜昌执行重要任务，无法分身潜伏到李士群身边，她告诉潘汉年，她的姐姐关露与李士群也相互熟识。
不怕困难·毅然走上特殊前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白色恐怖席卷而来，绝大多数中共党员的身份都不对外公开，当然也包括关露。李士群不知道关露的身份，两人生活中也相互熟识，眼下自然只有关露是最容易接近李士群的。不得不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关露姐妹俩能有这样敢于斗争、心系革命的进步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听到潘汉年对自己的认命之后，关露心里就暗暗发誓:她要走上这特殊的前线！可是此时还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由于之前对李士群的厌恶，关露已经好几次拒绝李士群的邀请了，那么她该用什么理由解决李士群呢？
关露想到一个办法，她对潘汉年说:“就说我失业了，生活发生了困难，让他给我找个职业，他对我也不至于见死不救吧！”潘汉年和廖承志都点头同意，随即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啊”，关露回答道:“我不会辩护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关露已经明白，自己将要面临的不仅仅是危险，不仅仅是可能付出生命，更艰难的是忍受孤独，忍受世人不理解，甚至毁掉自己的名誉。
关露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就联系了李士群，而李士群对关露的造访，表面看起来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甚至异常热情，还特别派人开着自己的黑牌车去接关露。这辆黑牌车就停在了极司菲尔路76号，这座花园洋房的大门前，李士群的家也在这76号里面，被誉为“杀人魔窟”的汪伪特工总部。
李士群热情地打开76号大门来迎接关露的到来，但是狡猾的李士群并没有直接让她来76号工作，而是先带她上上下下参观了一遍76号。进入76后，关露吃了一惊，这里跟大门外那条平静的街道天差地别！清一色的绿色制服，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每个人都是杀气腾腾的样子！更为可怕的是，当他们走在那些阴森的楼里时，每个房间里传出来此起彼伏的、被重刑折磨下、发出的哀嚎声，光听着就让人毛骨悚然。
李士群将关露引到一个小房子的门口，关露透过门上的小窗户往里看，里面没有桌子也没有床，只有地下铺了几片薄薄的稻草帘子，上面扔了三四个刚刚受完刑的女人。关露感动很奇怪:为什么要带我来看这个？于是她问道:“她们都是些什么人啊？”李士群回答她:“这些啊，这些都是国民党军统分子，”关露只是笑笑，轻声答了一声哦，此时李士群凑到关露身边，轻声耳语:“我可一个共产党员都没抓，”说完便若有所思地看着关露，看着这个女人会作何反应？
关露此时明白了，李士群说这话是在试探她，她很清楚，来到这个“魔窟”潜伏，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眼下绝不能让李士群这个老狐狸察觉到一丁点异样，于是关露只是平静地看着李士群，没有作任何反应。李士群捉摸不透眼前的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只是单纯得谋个工作，但是经过此番试探，他也并没有发现什么疑点，最终他还是对关露放下了戒心。从那之后关露一如既往聪明又自如地应对着李士群，慢慢成为李士群家里的座上客，经常出入他的家中。而在当时出入李士群家中的都是一些所谓的社会名流，而关露是一个有学识、有社会影响力的女作家，她的造访可以为李士群在舆论上造势，实际上就是表现给大众看，连大作家关露都是我李士群的常客！
回到开头那一幕，关露是一个浪漫感性的女作家，从内心里，她是抗拒李士群家这种整日花天酒地、吃喝玩乐生活的，她看不惯，也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
关露不会抽烟不会喝酒，看着官老爷和官老太太们尽情地玩乐，陪着他们醉生梦死，这种场合，关露已经忍受太多次了。但是，这种煎熬，关露只是把它放在心里，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关露永远保持着高雅的姿态，带着一个作家独有的清新脱俗的气质，自然地应付这酒场上的各种人。
不仅如此，李士群的夫人叶吉卿经常会请一些官太太们来打麻将，而关露并不会打麻将，但她常常会陪着叶吉卿打，一陪就是一整天。尽管关露内心并不愿意做这些与自己观念相悖的事情，但是她明白，只有先与叶吉卿熟络起来，通过叶吉卿的帮助，她才能更进一步地接近李士群，使李士群更信任她。
而事情也正随着关露的计划进行着，渐渐地，叶吉卿与关露越来越亲近，她开始带着关露一起去首饰店买首饰，去商量买皮大衣等等……潜伏任务看上去进行得很顺利，李士群与叶吉卿对关露的态度也非常友好，他们对这个有学识、有才气的女子抱有某种程度上的尊敬，但此时，关露经常出入李士群家的消息也在坊间流传开来了，另外一种压力也满满地开始影响关露的生活。
有一次，关露正和叶吉卿从一家大商店里走出来，刚要上车，不经意一回头，看见了蓝兰。蓝兰见状，仿佛见到了仇人，用一种非常鄙夷仇恨的目光瞪了关露几秒钟，然后用鼻子轻蔑地哼了一声，白了关露一眼，一扭头便走开了。这个蓝兰是剧社的一个女演员，原来和关露关系很好，关露常到她家玩，有时甚至还睡到一张床上，如同亲姐妹一般。
刹那间，关露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汉奸！虽然在决心走上隐蔽战线时，关露已经做好了会被误解的准备，但她没有想到，这种感觉原来是如此地难过！在这些压抑自己天性的日子里，唯一能使关露得到安慰的事情，便是应文学界好友的邀请，参加一些诗歌座谈会。只有在这时，关露读着那些美好的诗句，她才感觉自己是真实的。然而，关露没有想到，她很快就被摒弃在文化界之外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再也没有收到文艺界的邀请，有活动也没有人通知关露。渐渐地，关露明白了，她被文艺界的朋友们隔绝了，因为，此时她在外界背负的名声是:汉奸。
心性坚毅·背负骂名依旧坚持
关露在李士群家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了解李士群的思想状态，并随时汇报以便上级判断，是否有可能利用李士群为抗战获取情报。根据关露长期以来的观察，她发现，李士群是一个极其会投机的人，在如今战争局势尚不明确的时候，他有意图想与我党合作，因为他要留一条后路以求日后自保。
另外，关露还了解到，李士群因为多次被国民党中统、军统抓捕，严刑拷打，受尽折磨，所以对国民党怀恨在心，他甚至向关露表露过，他是借日本人反蒋，和共产党是殊途同归。当然，李士群的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关露由此可以看出来的是，李士群对于和共产党合作还是有兴趣的。关露把这些重要的情况，都一字不落的汇报给了上级，上级领导根据关露所提供的，有关李士群思想动态的汇报才终于做出判断:李士群的策反行动是可能的。
20世纪40年代，上海滩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关系微妙，形式错综复杂。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彻底沦陷，中共江苏省委必须迅速转移，如何冲破封锁线，李士群的启用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因为李士群几个月前，刚刚升任了警政部长、伪江苏省省长。但此时，大权独揽的他，在政治生涯上正得意的时候，还会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吗？况且，李士群其人阴险狡诈，曾经三为其主，极为善变，这个时候如果是贸然行动，一旦处理不当，即使是好友，李士群也一样会痛下杀手！
关露此时深深了解自己的处境，这其实就是一场生与死的博弈，而她没有退路，她知道失败的代价是什么。关露来到李士群家里对他说:“李先生，老朋友还是很关心你的，我妹妹这两天还来信，叫我转告你们，她很想念你们，很想和你们联络，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李士群是个聪明人，一听便明白其中的意思，他把脸凑到关露的面前，压低声音说:“如果老朋友真的需要我，我愿意帮忙。”
为了换取未来的生存机会，李士群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当天晚上，关露把她打入76号以来，对李士群思想动态的认识、以及76号内部的建筑设计、76号特工总部的组织情况等等写成了报告，并寄给了潘汉年。
李士群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他贪图名利，为了金钱和地位不惜投敌卖国，而我党正是通过他一心为了保全自己利益的心理，利用李士群，获得了对抗战有利的情报。从关露这条线传递出来的信息，对于中共敌后情报机构来说意义重大。正是因为关露潜伏这两年获得了李士群的动向，才有了后来中共地下党利用李士群获得的种种情报。
关露潜伏在李士群两年多的时间里，与自己热爱的文学界已经断开了联系。不能做真实的自己、曾经的好友都渐渐离她而去，甚至反感她、厌恶她。尽管如此，关露还是始终如一地坚守她曾经许下的那个诺言:我不辩护。妹妹胡绣枫有时会收到姐姐的来信，虽然关露从不提自己工作的事情，但同为地下工作者的胡绣枫也能体会到姐姐的苦闷。她最能给予关露安慰的就是和姐姐一样，在隐蔽战线上发挥自己最大的力量！
受到肯定·再次接受任务
跨过年关，1942年春天，上海街道两旁的树木已经翠绿，一场春雨过后，树木更显得苍翠发亮。关露离开76号后，把所有的空余时间和精力，又放到了自己热爱的文学创作上。对于关露在76号事件上的表现，组织上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关露的第一次地下情报工作可以说是成绩显著的，她已经成长成为一名真正的地下情报人员！
经过一段时间短暂的休整，关露又接到了新的任务。有一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关露正要上床休息，她的上级联系人来了，联系人给关露带来了新的任务:打入《女声》杂志社！为什么要派关露打入一个小小的杂志社呢？这个杂志社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嘛？
《女声》月刊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报道部联合创办的一份中文妇女杂志，读者对象是日寇占领区的广大妇女，由日本著名女作家佐藤俊子出面负责。她是杂志社的社长，同时也是主编，佐藤俊子的中文并不是很好，所以在当时需要物色一个中国编辑。
原来这个佐藤俊子有不少日本左翼朋友，组织上派关露去《女声》杂志社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佐藤找到一些日本左翼朋友，或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朋友，便于开展工作，为中共提供情报，或是日本国内的动态。于是，关露，开始了她又一次的潜伏工作。事实上，当时日本领事馆的要求很严，规定它必须为所谓的大东亚圣战负责，充分发挥其政治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女声》的发行份数不足一两百。日本报道部知道这个情况后采取怀柔政策，规定《女声》只要不发表抗日文章，不宣传共产党和苏联的文章，其他都可以发表。
关露当时负责的是《女声》杂志的读者信箱栏目，在其中，她刊登了大量的关于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包办婚姻，主张男女平等等思想先进的文章。聪明的关露钻了敌人的空子，利用敌人的宣传阵地，尽可能地宣传对人民有用有利的东西。
事实上，关露当时本可以改用其他的笔名，不让民众看到自己在《女声》工作，但为了宣传效果，关露依然用着大家熟悉的笔名，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让人民看到更多思想先进的内容。
进入《女声》月刊的一年里，关露的生活还算风平浪静，直到1943年的7月的某一天，这一天佐藤俊子通知关露，8月份日本当局要在东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女声》杂志社的代表便是关露。
这使得关露很是为难，犹豫再三，如果去东京参加这个会，借这个机会，肯定会了解不少日本国内的情况，至少是日本人民的思想动态，说不定还能和日本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不过，参加这个会议的所有成员，都是要附上照片登报的，这样一来，关露汉奸文人的名声就坐实了，所有人都会误解关露，会认为她关露，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关露把这件事汇报给了上级领导。
一天晚上，一位30多岁的青年给关露带来了潘汉年的任务:他要关露带一封信给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位秋田教授，希望通过秋田教授和日本共产党建立联系。关露此时的内心不是没有挣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她肯定是不想去，她想到过去的那些朋友现在一见到她是怎样一种鄙视的眼光，她都觉得脊背发凉，更不用说所有人都向她投去那样的目光，她该如何去承受！但关露还是那个关露，她最终还是决定去东京！因为她永远不会仅仅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她心里装的是国家和人民！
突破自己·搜集东京资料
关于那一次会议，关露奉命书写了一些有关东京之行的散文，几乎都是硬凑生拼出来的，而且并不谈会议的内容，她写了一篇《东京忆语:神经变态的日子》，全部在写她因为水土不服、疲劳过度，到东京后就神经不正常，在东京参加大会时得了精神病，怎么尽想着哭，只好中途退出会场等等。
也许关露此时的内心负担真的是太大了，但即便如此，她也并没有丢下自己的任务。她不仅顺利地将信交给了秋田，回上海之后，还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感，写了三份材料交给了地下党组织。从日本回国后的某一天，关露在街头买了一份《时事新报》，回到家里还没看，便躺在床上把报纸盖到脸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等到她一觉醒来，太阳已经西斜，夕阳懒洋洋地照进屋子里来，她顺手把报纸从脸上揭下来看，突然，她被一条大标题吸引住了:所谓大东亚女文学家揭秘关露之“谜”，她的心里猛的一颤，其中一段话更是让她震惊无比:关露的一生，前后判若两人，她之附逆，即非利诱，也非威胁所致，完全是自甘堕落，自愿出卖灵魂！
难以想象，关露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看完这篇文章的，日本之行，几乎把“文人汉奸”的帽子死死地扣在了她的头上，关露深入敌营，搜集情报，却不被人们理解，从上海名噪一时的才女到遭人唾骂的汉奸，她满心委屈，却从不辩白。
艰难岁月·视丈夫为精神寄托
在关露最难熬的那些岁月里，最能慰藉的便是来自远方的爱人的来信，这个远方的爱人，名叫王炳南，结识这个男人大概是关露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件事。
1937年，王炳南初次见到关露就对她有了些许好感，到了1938年初，关露与王炳南正式相识，他们给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天晚上，关露送给了王炳南一本书，自己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她在给王炳南写赠言时，不小心把自己的墨绿色派克笔夹在了诗集里面，一块递给了王炳南，更巧的是，关露在给王炳南递书的时候无意间抓到了他的手，并关心地问王炳南手怎么这么凉，这个不经意的小瞬间却在王炳南的心中洒下了温暖。
不久后二人便正式确认了恋爱关系，这对苦命的恋人因为各自的工作关系一直都是通过书信联系，而他知道自己妻子工作的特殊性，一直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妻子温暖和信心，而关露也一直将丈夫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陪伴自己度过那一段段被人误解的艰难岁月。
成功转移·为了大义惨痛分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中共党组织通过情报机关得知，由于关露在隐蔽战线上的工作，已经被国民党列入了锄奸名单中。目前，她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党组织为了保护关露，于10月30日将关露转移到苏北淮阴新四军根据地。来到根据地之后，关露的心情很舒畅，因为她或许马上就能够见到心心念念的爱人了。
而在根据地，关露依然经常能收到爱人的来信，那天她如往常一样拆开王炳南的信件时，却愣神了很久，因为，那是一封分手信。王炳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心中也是痛苦的，他对关露的爱情难以割舍，但他为了顾全大局，必须忍痛割爱！王炳南是跟着周恩来总理做外事工作的，需要经常抛头露面，尤其是眼下，正在和国民党谈判，而王炳南是共产党外事方面的代表，这世人皆知。而关露虽然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但明面上却是名声在外的汉奸。在这个时间点上，显然两个人的结合并不合时宜，会对党产生不利的影响。
王炳南是一个党性极强的人，所以他如实给关露写了一封断绝关系的信，关露虽然心如刀绞，但她能明白恋人此时内心的纠结与痛苦，也懂得在当下她必须为民族大义牺牲自己的爱情！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在家国情怀和个人感情上，他们选择了前者，选择了最终相忘于江湖，只在心中保存那一份美好！关露也算是轰轰烈烈地爱过，从那之后，她没有再向任何一个男人敞开心扉，直到生命的终结……
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一间普通的民居内，安静地选择了死亡。在她去世前，脑血栓已经很严重了，她常对身边的人说:“我的病不会好了，我只希望在我病得厉害的时候，你们不要再救我了。”作家总是以独特的视角观看世间万物，关露始终认为，人的经历不同，但都会经历开头和结尾，生死都是一样的，这是关露对于生命的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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