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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田涛著《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华为访谈录》，吴春波著《华为没有秘密》，林超华著《任正非传》，王育琨《苦难英雄任正非》。
华为的成长离不开《华为基本法》，这就不得不提到起草这部企业法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教授（彭剑锋、黄卫伟、包政、杨杜、吴春波、孙健敏，被称为“人大六君子”）。
不记得是哪位教授讲述的这个缘起：
大概是在1995年，任正非想请人大教授给华为做咨询，问：你们要多少钱？
还没等教授回答，任正非又接着说：100万够不够？教授们震惊了：华为这么有钱？出手就是百万？可当时任正非妹妹穿的衣服却还带着补丁。要知道，这是在90年代中期，那时候的人大教授，在学校的工资最高也不过几百块。
几位教授目瞪口呆，一时语塞，小心脏狂跳不已。因为刚刚为了讨回上一家咨询项目的尾款，教授们差点拍了桌子，软硬兼施才刚刚拿到区区几万元钱。然而任正非张口就是百万重金。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的华为，真的没有钱，公司没钱，员工也没钱。
虽然有很多老员工回忆说每月都涨工资、一年涨7次工资，但拿到手的一半都是白条。当然，这些白条后来都变成了股份。任正非当时的一位秘书，最大的心愿便是能够去商场随意地买衣服；任正非自己的一个妹妹当时穿的衣服，还带着带补丁；任正非自己呢，腰上系的是大街上随便几块钱买的皮带。但任正非对人大教授们却张口就是“百万够不够”，似乎华为从来不缺钱，或者说他从来不看重钱。
当然，几位教授也不负重托，历时数年，让《华为基本法》从根本上奠定了华为后来几十年的价值趋向。
吴春波教授还提到一个事例。
在人大几位教授帮助确立了《华为基本法》之后，华为又花了十多亿美元请了美国IBM团队，帮助华为推动和实现了IPD变革。
在变革方案的讨论中，美国顾问们很少见到任正非本人，变革的具体规划和执行过程任正非也从不介入，但是，任正非却在关注一件事。
曾在IPD变革中担任主管的李爱新回忆称，老板经常会过问“顾问的钱付了没？”，有时候审核时间稍微长了点，任正非就会发火“付钱付得慢了”。
当时有人抱怨华为给的咨询费太贵了，任正非却说：“你真傻，你一个小时付680美元，人家把30年的知识都教给你，你打个折扣，别人只教你三个月的，哪个划算？”
事实上，也正是任正非对知识的这种不计成本付出，换来了顾问们手把手地教会了华为“怎么建模版、画表格填表格，怎么有效开会”，让华为从一次变革经验中，也掌握了一整套的变革方法论，为后续推动ISC、IFS等体系的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正是从那时起，华为就从法理上确立了每年将营收10%-15%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上的铁律，仅仅近十年，华为累计在研发上的投入，已高达9000多亿元，早年更几乎是倾其所有。也难怪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有一句直言：国内很多高科技企业对不起“高科技”三个字，只有华为每年几百亿的在科研方面砸钱。这就是任正非的风格，对知识和人才的投入，对研发的投入，挥金如土！但任正非对自己，却是吝啬的。为了让员工拿到手的比别人多一些，任正非坚持华为不上市，将约99%的股权开放给员工，任正非作为创始人仅拥有1%不到。持股的员工可以享受分红和利润，公司每年所赚取的净利，几乎是百分百配给股东。
就曾有华为高管曾建议任正非：“老板你应该将股权比重提高到10%-15%，这样就有了法理层面的实际控制权，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累了，成天花很多心思搞平衡。”但任正非却果断拒绝：“你以为你愿意，其他人都愿意？假设我要替自己着想，我当然应该支持股东拿多一点，因为我是最大股东；但是你们也不傻，你们还会去拉车吗？”“只要我不要钱、少要钱，世界就是我们的；如果我也要钱、多要钱，世界就缩到我家了。”任正非说。“财散人聚”，坚持要与所有华为的奋斗者共同分享利益，任正非成了中国最会分钱的老板，华为也成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标杆。
知名财经作家王育琨先生，在自己的新书《苦难英雄任正非》中，将任正非称作中国的“经营之圣”，把任正非的利益分享称之为“以众人之私成众人之公”。王育琨先生研究任正非21年，多次与任正非促膝长谈，在这本《苦难英雄任正非》，完整地、全景式地解析华为和任正非，希望能让困境中的创业者感受商业领袖的突破重围和榜样的力量，跟着任正非，看得更清、更远、更高。《苦难英雄任正非》不同于大多数有关任正非的传记，从英雄的苦难、有灰度的人生、复杂环境的活法、世界强国的借鉴、成众人之公、英雄团队建设及创新战略等维度做了深度剖析，呈现出任正非独一无二的企业管理哲学和理念。一如任正非所说：“不经过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确的道路。”
每一个渴望成功的人，以及困境中的创业者，可以读一读《苦难英雄任正非》，感受商业领袖的突破重围的智慧和榜样的力量，跟着任正非，看得更清、更远、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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