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未
真正独立的国家
跨越千年的藩属情，韩国与中国：一段跨越时空的邻国情缘
近在咫尺的韩国，曾是中国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文化深受中国影响。箕子朝鲜、卫满朝鲜、辰国等历史，都见证了韩国的中国渊源。而新罗、朝鲜王朝的独立和生存，也离不开中国的帮助。日本殖民和美国"海外州"的时期，韩国更是深受外部势力影响。今天的韩国，虽然身处世界舞台，但其根源始终与中国相连。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中国三千年的藩属国——韩国
韩国的地理位置与中国非常接近，两国之间的距离很短，只需乘坐飞机三个小时便可从北京到达首尔（原汉城）。这样的地理环境，在古代就已经使韩国的交通和通讯得以发展，与中国有着频繁的交往。
在历史的长河中，韩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其文化深受“小中华”的影响。在经济上，韩国依赖中国的生存；在政治上，韩国对中国表示臣服；在军事上，韩国依靠中国保护。而韩国与中国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开始。
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朝鲜半岛建立了古代国家“箕子朝鲜”，这是韩国与中国历史渊源的一部分。而西汉时，燕国的卫满推翻了箕子朝鲜的统治，建立了“卫满朝鲜”。此外，在朝鲜半岛南部，存在着一个名为“辰国”的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是马韩、辰韩、弁韩三个部落联盟的前身，他们曾经向中原王朝朝贡。
在隋唐时期，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均向隋朝和唐朝称臣朝贡。在这个时期，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成功地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新罗承认唐朝是其宗主国，积极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引进儒学，并不断派遣人员入唐留学和贸易。
直到朝鲜王朝建立，它仍然视中国为宗主国，并向中国称臣、朝贡。特别是当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朝鲜感谢中国的“再造之恩”。后来清朝崛起，朝鲜又视清王朝为宗主国，并向其朝贡。而中国也一直在帮助朝鲜抵御外敌入侵。
日本的殖民地和美国的"海外州"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触角开始深入朝鲜王朝，而在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势力彻底从朝鲜撤出，日本的势力便趁机侵入，成功掌控了朝鲜和其大韩帝国的当权者则试图引入俄国的力量来对抗日本。
日俄战争后，俄国的势力也从朝鲜撤出，随后在1910年，朝鲜彻底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在二战后的1945年，随着日本投降，朝鲜半岛进入了南北分治的时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北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扶持）和南部的韩国（美国扶持）相继成立。
自此，韩国成为了美国的“海外州”，这种关系在军事、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
韩国受美国军事控制
自1950年美国军队“仁川登陆”以来，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与苏联和中国完全从朝鲜境内撤军不同，美国军队从未撤出韩国。最多时达到32万人。
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压缩了驻韩美军的编制，但借口中国和朝鲜的军事威胁，仍有3万多名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等部队分布在大大小小39个遍布全韩国的军事基地中。美军在韩国享有比在本国更尊贵的地位。
1945年至1948年，美军的“最高等公民”法律地位被正式写入韩国法律中；从1948年至1949年开始，驻韩美军开始被要求遵守一些实质上不平等、但名义上平等的条约。在此期间，韩国试图讨论收回治外法权，但没有得到美国的同意。至今，韩国恢复了对驻韩美军在犯罪时的名义审判权。
然而，这些审判权只是名义上的。在实际操作中，大量美军违法事件和犯罪案件被无视或不了了之，即使韩国民众上街集会抗议也无济于事。相反，这反而会遭到韩国政府的镇压。
韩国的内部军事结构受到了美国的“印太战略”的直接影响。虽然韩国拥有规模庞大的陆海空军和预备役部队，但在战争发生时，韩军的战时指挥权将归于驻韩美军司令部，这意味着整个韩国的所有军事力量都将被美国所指挥和动员。这一点反映出韩国尽管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其军事战略和权力结构仍受制于外部因素。
尽管韩国军事实力世界排名第七，却缺乏战时指挥权。这意味着韩国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其军事力量将不得不服从驻韩美军的指挥，这无疑给韩国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挑战。
然而，韩国投入巨资建设军事实力（军费排名世界第九），其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东欧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将是称霸一方的存在，因为它的邻居包括世界前八的俄罗斯、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家。但是将这样的存在放在全球环境中来观察的话，这样的军事实力并不足以保证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对韩国军事控制的影响力之大。
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严重挑战
韩国作为全球前十五的经济体，人均GDP位列全球前二十七，是亚洲少有的发达国家之一，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在冷战时期，韩国得到了美国的扶持，以展示资本主义天堂的繁华，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控制韩国。
七十年代后，韩国抓住机遇，引导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从美国和日本流向韩国，成功地创造了"汉江奇迹"，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然而，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后，韩国经济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韩国的表面繁荣背后，是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社会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的现实。尽管首尔病是每个国家的首都都会有的通病，表现为交通堵塞、人口拥挤等问题，但韩国的状况尤为严重。
首先，首尔的高房价是其中一个严重的问题。
首尔的房价远超上海和北京，甚至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东京和中国香港。即使普通的工薪阶层不吃不喝奋斗三十年，也难以买下首尔的一套房。此外，与南部众多高楼大厦相比，北部有众多的平房、危房甚至平民窟。如果一个人出生在贫困家庭，那么他大概率这一生也会贫困。
其次，首尔的人口过多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首尔聚集了全韩国超过20%的总人口，这正如那句话所说：“拿掉首尔，韩国就不再剩下什么了”。人口过多演化出了环境污染严重、交通特别堵塞、房价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由于人口过于集中，全国的优质大学、优质企业、好的工作机会都集中在首尔。这导致首尔的地铁单日载客量极高，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铁系统之一。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全国的人口都流入首尔，使得首尔出现了大量的蜗居的“蚁族”。
除了“首尔病”，韩国还面临三大社会问题：
第一，生育率全球最低。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年轻人经济压力大和结婚率低。尽管韩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鼓励人口增长，但效果并不明显。
第二，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韩国的贫富分化首先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上。少数大城市繁华无比，但大部分小城市和乡村却与中国的西部小县城相差无几。同时，阶层固化严重，富人过的生活普通人不敢想象。大部分韩国人的一生就是一家人一辈子蜗居在几十平米的破房子里。普通实现阶层跳跃的途径几乎没有，在韩国，唯一的快速致富的方法就是“出道”，但不断曝光的艺人成为资本的玩物从而自杀的事件使国民寒心。
第三，韩国每年都有大量揭露黑暗社会现实的优秀影视作品诞生，但资本对此毫不在意，“你拍你的电影，我享受我的生活”。这也导致了普通韩国人扭曲到极致的三观：有钱就是一切。
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韩国经济模式的困境和挑战。三星、SK、现代、LG等财阀的强大控制了整个韩国的各个行业，政商勾结严重，普通小企业很难在已经饱和的市场里再有所作为。韩国70年代的“汉江奇迹”靠的就是财阀的力量，随着财阀势力不断壮大，政府也越来越离不开财阀。这不仅使得普通民众的生活面临挑战，也使得韩国经济面临严重的挑战和困境。
韩国：狂热的基督教热土
韩国位于东亚，深受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影响，这在其国旗“太极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充满了东方的文化韵味。尽管如此，美国的影响力使得基督教成为了韩国的国教。
在韩国，基督教徒众多，占总人口的30%。其中新教教徒占比20%，天主教徒占比10%。人们曾自豪地认为韩国是东方的“耶路撒冷”。历任韩国总统无一例外都是基督教徒。
虽然基督教在韩国历史上曾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随着国际视野的扩大，韩国宗教界的许多“奇闻怪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
韩国的传教士曾做出令人大跌眼镜的“骚操作”，去中东传教。要知道，中东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众多的地方，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死对头。在中国，也有韩国的传教士在传教。
基督教在韩国的影响力巨大，这表现为教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数目众多的教会学校以及广泛的号召力。
疫情刚爆发时，大量狂热的教徒不顾政府禁令，聚集在街头呼喊“哈路利亚”，无视市长的劝告，甚至需要长老进行号召。这种行为在其他国家可能相对少见，即使是在以“上帝之国”著称的美国，基督教的影响力也没有这么大。
朴正熙在发动武装政变的夜晚，首尔全城宵禁，唯有教会可以亮灯。永世教教主崔太敏与朴槿惠是“精神夫妻”，其女儿崔顺实是朴槿惠“闺蜜门”的女主角。
1987年，企业主朴顺子与31名族人、信众自杀于自家工厂屋顶，震惊了整个韩国社会。这就是著名的五大洋集体自杀案。
臭名昭著的“新天地教会”也是其中的代表。疫情盛行时，教会主呼吁大家不要戴口罩、不要去医院检查，祈祷主的保佑就可以了。在教会里，乱交、群婚非常常见，殴打、打耳光这种事情更是屡见不鲜。
宗教是底层人民的精神寄托。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底层人民用宗教来填补他们空虚的内心。因为宗教的爱是世界上唯一平等的事物了。宗教具有的凝聚、团结的社会功能扩大了底层人民的社交圈，教会这个圣洁的场所给了他们一片内心的净土。大量的底层人民入教使教会头领的社会影响力增强，甚至强大到需要与总统合作。
韩国的这个教训给我们中国提供了一个需要避免的发展模式警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保持对多元文化和信仰的尊重，同时警惕极端主义和群体行为的出现，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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