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难时代——留不住女人的农村,嫁不出去的县城。



我爱人类,但我讨厌人。——埃德娜· 圣文森特· 米莱

撰文 | 君子宿
编辑 | 君子宿
今天看了虎嗅的这篇深度文章,忍不住顺着话题写写读后感。当然,先分享几个我特别认可的逻辑观点(当然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原文,真的很深度,有论点有论据):
“婚难(nán)”首先源于客观上的性别比失衡,这是传统价值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混杂而产生的沉重历史遗留问题。
二是在乡城流动与社会分化过程中,传统“高嫁低娶”模式在性别比失衡中被延续,乃至被扩大化。中下层男性最终逃不出被剩下来的命运,尤其是曾经被称赞的“老实人”,特别是缺乏代际经济支持的“老实人”,最容易被剩下来。
三是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华北女性与现代性观念更具亲和性,在接受现代化教育过程中,更加个体化、更加追求个体的权利、自由与幸福,更注重小家庭生活层面的独立性、私密性与情感性。
刚好我老家也是正经的华北农村,非常符合文章中提到的现象:普通农村男性结婚,订亲、彩礼以及婚礼开销大概在二十万左右;县城买房是标配,大部分情况下还要买车、甚至是必须在市区买房。
最终,农村剩下的就是一些老人和纯粹的光棍了。
正如前面的观点所说,有计划生育的历史遗留问题——具体到华北地区是这样:如果一胎是男娃,基本上就无法要二胎了——纯粹的政策问题,并不是大家重男轻女、不想要;如果一胎是女娃,一般还会要二胎——但无法要三胎,还是政策问题。我是80后,正经的华北农村,从我小时候起,就经历了计划生育年代,那时候的农村,关于重男轻女的观念早已改观了不少,十里八村都见不到一个执着于生儿子的家庭——而前妻的老家河南,这样执着的非常多。
但是,比较讽刺的结果来了:计划生育非常严格、不执着生儿子的华北地区,性别比例严重失衡;计划生育被各种钻漏洞、执着于生儿子的河南地区,性别比例非常平衡。和我同龄的人中,河南这边普遍一个家里三四个孩子,只有一个是儿子。
所以,很多人把性别失衡归结于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是非常错误的主观臆断。最主要的影响只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落地情况——严格的地区都失衡,不严格的地区就趋向于自然平衡。
再来就是“高嫁低娶”的传统观念,在现代化的今天,不但没有被消除,反而进一步强化、不断被拉高。如果说女权得到正确的发展,那么这套传统观念是应该被消灭的;但目前这样的结果,恰恰证明了女权走入了一种极端。
当然,这无关对错,我始终强调这一点,但始终被读者所忽略。是这样的物质时代,促进了大家更加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促成了大家普遍性的选择。但是这样的选择有点和囚徒困境相类似——就是当大家都选择最优解的时候,反而大家都拿到了最差解。为了帮大家省事,我这边直接拿出百度百科的解释:
囚徒困境的故事讲的是,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放出去,抵赖的话判一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八年,比起抵赖的判十年,坦白还是比抵赖的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好。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或者损害集体的利益。
婚姻的情况当然和囚徒困境不一样,所以我用的词语是相似——结果相似。
因为女性都想办法离开、或者已经离开了农村——通过工作、婚姻,而农村男性很难通过相同的路径去实现,这样就在农村剩下了大量的单身男性,早就弭平了出生性别比的差距,这就必然导致县城及以上的地方,女性总量是溢出的,必然有人会剩下;再加上“高嫁低娶”被信息时代的扭曲放大,会继续扩大剩女的数量。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女性在探探上随便划动几下,就能匹配一堆男性,会有一种被很多人喜欢的错觉、可以任意挑选对象一样;而男性普遍不会这样认为,因为男性更加理性且现实——看见不等于得到。
我最后再强调一下,这是时代塑造的一个现实问题、现实困境,无关个体的对错问题、更无关性别的对错,我只是在描述当前的这个真实的现象、发生的原因,希望引发大家的一些思考,有自己正确的认识、少一点怨天尤人、找出适合个体的解决方案。
我甚至觉得这种现象,可以换一种角度去解释——旧的婚姻模式已经不符合当下的时代。
最后建议大家去读虎嗅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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