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扬、袁鼎的父亲袁复礼
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
也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先驱之一
作为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
袁复礼对一对儿女的影响无疑是深入骨髓的
这也使得袁扬、袁鼎两姐弟
义无反顾从事了地质相关的工作
袁扬因为期望开展西藏地质考察
阴差阳错加入了中国登山队
从此见证了队员攻克数座险峰的辉煌时刻
袁鼎一直默默从事地质工作
研究所到之处的地质矿产
和其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可能性
探险家小传
袁扬、袁鼎
袁扬
中国女子登山队运动员
曾任我国第一个女子登山队队长
运动健将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普查与找矿系
1958年被选入中国登山队
后任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
1958年登上苏联列宁峰6900米处
1959年登上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山7500米处
1961年袁扬作为队长带领国家女子登山队
攀登新疆公格尔九别峰，队伍成功登顶
创造女子世界纪录
两次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袁鼎
袁复礼之子
子承父业
在新疆从事地质工作22年
足迹遍及新疆天山、阿尔泰地区
及西藏阿里等地区
2020年第23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其中肯定了中国考古学研究开端于1921年。
而袁复礼——袁扬、袁鼎的父亲，就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可以说，袁复礼老先生是现代田野考古研究的先驱践行者。他在中国考古研究及文物保护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面我们就和袁氏姐弟一起，追溯其父袁复礼那些震撼人心的地质考古经历， 回顾国家登山先锋五六十年代的探险经验。
▲袁扬（左）、袁鼎（右）姐弟
01
袁复礼：1921年发掘仰韶文化遗址
1921年，袁复礼和瑞典人安特生一起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仰韶文化遗址。
袁复礼根据现场发掘情况，绘制了一幅精准的仰韶地形图，那幅图一直到现在都是仰韶考古的重要依据。
后来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也同样，袁老先生经过实地的细心勘测，再绘制出该地地形图和考古地层剖面，这对后续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毋庸置疑是功不可没的。
1921年的考古工作，虽然极具开创性，可对于袁老先生来讲，也不无遗憾。
一同考古的瑞典人安特生把文物拿回去以后，并没有上缴中国政府，把它们留在中国，而是声称以中国目前的条件，是没有能力研究的，提议他先把东西拿到瑞典去，研究完了以后再归还文物的一半给中国。而安特生的这一提议，居然得到了当时的北洋政府的许可！
中国的文物被这样明目张胆的掠夺，袁老先生无疑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反抗。
经过仰韶文化的发掘合作，安特生明显看到了袁老先生的能力，在后来1923年的甘肃考古中，指明要袁复礼同行。
1924年，袁复礼只陪同安特生走了一小部分里程，就找借口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煤矿去了。
至于安特生从中国带走的文物，据说后来归还了一半，有些因为历史原因没能保存下来，而另一些主要是陶瓷残片等，陈列在现在的北京地质博物馆以及南京的博物馆里。而另一半是否归还至今已无法考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安特生在瑞典成立了一个“东方博物馆”，里面主要陈列仰韶发掘的文物，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来自甘肃发掘和购买的文物。
02
开启中外平等合作的科学考察
考古文物的流失，对于像袁复礼这样有深厚民族情怀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后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了，又一次欲和北洋政府签订协议，想要自己带队去中国西北考察。
回想安特生考古的惨痛教训，这一次，包括袁复礼在内的北京学界不干了，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坚决反对外国人单独对中国进行考察，攫取中国的文物。
在各方压力之下，经过谈判，斯文赫定最终同意和中国合作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双方协议规定将文物采集品运回北京一块做研究，但是所有文物最终必须全部留在中国，一件也不能带走。
为此，斯文赫定的考察团随行队员中增加了10名中国成员，另外还有3名采集员，是地质调查所派去的。
袁复礼是其中一名队员，以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参与此次西北科学考察团，兼地质和考古两个任务。
这其中的原委，直到几年前作家岳南的一本书《梅贻琦传》，才得以披露，颇为有趣：原来另一位现代考古开创人、同时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李济（曾和袁复礼一起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从学术团体协会开会回去后，向清华国学院建议清华应该派人参加此次西北科学考察团。李济本是四大导师认可的最佳人选， 可无奈西阴村考古到了最关键的写报告阶段，李济实在分身乏术。这时，陈寅恪建议派袁复礼代表清华加入此次西北科学考察团，这一提议得到了清华国学院的一致通过。然而此前袁复礼一直在地质调查所工作，清华大学就紧急为袁复礼办理了调职手续，可还是比大部队的出发日期1927年5月9日晚了几天，袁复礼直到12日才踏上此次西北科考的行程。
后来袁复礼在新疆发现了71条恐龙，又在宁夏发现了1条恐龙，一共是72条龙，这大量的恐龙化石被运回北京，袁复礼和另一位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一起研究，解放后杨钟健还因此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斯文赫定和中国组成的中外西北科学考察团具有史无前例的开创性意义，开启了“中外平等合作科学考察”新模式：明确规定了外国人不可在中国单独进行考察，必须得到中国许可并以双方合作的形式才能开展，采集的文物也不可随意带走，必须全部留在中国。
而事实也如约定的那样，本次西北科学考察采集的所有文物全都留在了中国，包括杨钟健视为珍宝的72条恐龙化石。
正是因为我们有像袁复礼、李济、刘半农、杨钟健等这样优秀的爱国学者，因为他们的坚持和努力，才让我们得以保存大量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文物，才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石，才让中国得到世界的认可和尊重。
03
袁扬：加入中国登山队
带领队员攻克险峰
女承父业。袁扬于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普查与找矿系，本想在地质考察领域大有一番作为，却阴差阳错进入了中国登山队，后来还担任过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和“登山”开始了一辈子的羁绊。
1958年，苏联工会通过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写信请求合登珠穆朗玛峰，中央批准了，于是把全国总工会所有的登山队员全部调到国家体委（现在的体育总局），成立登山处，还在香山成立了登山训练班，为攀登珠穆朗玛峰选拔运动员。
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袁扬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借着登山去到珠穆朗玛峰考察一番，以填补这一地质空白。抱着这样的期许，袁扬报了名，不曾想她的这个主观愿望和主办的初衷完全不符，他们只需要登山运动员，而袁扬居然还真被选拔上了。
既来之则安之，袁扬就和其他队员一起，开始接受登山训练。
按照和苏联的约定，原本计划于1959年登珠穆朗玛峰，但因为西藏局势的问题，登珠峰的计划被推迟到1960年。
于是1959年，登山队转移到新疆慕士塔格山，继续对运动员进行登山训练，然后挑战慕士塔格山。在这次登山的队伍中，其中有8名女队员成功登顶，破了世界纪录。袁扬因为高反强烈，止步7500米，而这一高度距离峰顶只有40多米的距离。
1961年，袁扬作为队长，带领队员登公格尔九别峰。
袁扬又一次因为严重高反而止步7200米，随后提早下了山。但她的队员成功登顶，创下女子世界纪录，令国人骄傲。
然而在登顶后下山过程中遭遇的雪崩、冰裂缝等险情，至今回忆起来，都让袁扬后怕不已。
下山途中，其中一组的一名队员不小心掉进了被雪层覆盖的冰裂缝中，救援直到天黑只能就地宿营。第二天下山过程中，在一个比较陡峭的地方，两组共6个队员遭遇了雪崩，雪崩从7000米的海拔一直持续到6900米的营地，营地当时还有2个队员和1个医生驻守。袁扬他们第一时间组织上山救援，可还是牺牲了几个队员，令人痛心不已。
后来才知道，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辑的《天文年历（1961年）》，袁扬队伍登山那天，发生了太阳黑子爆炸，导致了高山气候突变，风雪交加，掩盖了冰裂缝，从而发生了雪崩等一系列地质灾难。
登山对于所有人来说，是一种探险，尤其是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世界高峰。即便出发前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可往往因为高山缺氧、天气突变、地形复杂等不确定因素，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给登山者和队友留下遗憾。
登山运动员这一身份伴随袁扬一生，她有遗憾但不曾后悔。
袁扬见证了中国登山队的成立和发展，目睹了中国登山队攻克险峰的几个辉煌时刻，并在其中默默承担自己的角色，努力将这一事业推向世界舞台。
从袁复礼到袁扬、袁鼎，袁氏两代人，传承的是一种带有探险性的先锋精神，他们以超乎寻常的信念和魄力去践行自己的事业，留给我们乃至世界值得称道的成就和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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