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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税赋很高么？其实国家规定的也就三十税一，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比这个更低的税率了，就算加上明末的三饷，也就是十税一、二的水平。
这个税率当然不重，那为什么明朝的老百姓活不下去呢?
孙可望在贵州时，实行十税七，如此高的税，按理应该民不聊生才对。可为什么大明治下的农民忙着造反，孙可望治下的农民却在安心务农呢？
因为在分割劳动果实的时候，大明朝廷吃一成，农民自己吃两成，而“封建主”们吃七成。而孙可望的集权政府，国家吃六成，农民吃二成五，“封建主”只能吃半成。所以，这种提高赋税的“暴政”反而让农民的生活改善了。
那么，这里的“封建主”指的谁呢？就是地主、基层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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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中国，被称为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央集权，集的是什么权？军权和政权，军政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这就是万历二十年不上朝，依然没有政变的原因所在。这要是搁在隋唐时期，皇帝都换几回了。
但这样的集权，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由于当时的中国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皇帝并不能完全控制国家经济，所以必须通过一些基层力量来实现。
国家在地方和基层治理上，完全属于一个半空白状态。因为地方的权力实际上被“封建主”所掌控。
在征税上，我们说三十税一，但这个是国家的标准，交给谁来做呢？当然是地方官。
国家征收人员一来，他们会到每家农户去收么？当然不会，那不得累死。所以他们就实行包税，你们这个府今年交多少，你们这个县交多少。交不齐？那很好办，拿你县令的家产来抵，然后杀头。
县老爷的做法自然是向下摊派胥吏。
县老爷虽只是七品，一般也是个举人，考取的难度并不亚于今天考上清华。
县老爷在征税的时候，胥吏们对农户自然是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而征税是不对佃户征税的，直接对地主征税，不少农户为了逃避胥吏的盘剥把自家土投给地主家，成为佃户。
03
地方官实际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
朝廷派到一个县的官员，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这些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有编制的。
这么点人想要管理一个县，难度自然不小，这就得靠胥吏了。一个县有快、壮、皂三班，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所用的胥吏少则三四百，多则上千。这些人的工资，朝廷是几乎不怎么管的，想管也管不了。
那么，胥吏的收入从哪里来呢？自然是用好手中的权力，去刮老百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基本工资没有，但是提成高啊，灰色收入多啊！
如此一来，就等于国家把对基层的控制权让渡出去了，胥吏们只要能维持官府的正常运转，交够了国家的税收，具体过程官老爷一概不问，不出大事就行。
那胥吏是哪里来的呢？这些肥缺当然不会来自普通农户家庭，而是来自于有钱人的家庭。这样的职位，只要自己的家族不倒，就可以长久的干下去。
03
实际上，农民一年收入自己能留四、五成，只要不遇到大的灾荒，都还是可以活下去的。但在分果实的时候，农民不可能得到那么多。
在明末，佃户的比例高达九层，这说明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佃户的上交粮食，通常是一个固定值，比如一亩多少斗，好的年份，勉强可以完成。遇到灾荒，那就惨了，所得的粮食绝大部分用来交租。
剩下的自己不够吃怎么办？贷款给你啊，利息嘛，今天的网贷可以了解下。你把这贷款还清的可能性等同于祖坟冒青烟的几率。
难道农民没有自由了么！当然有，可以自由选择饿死还是悬梁，或者是投河。
农民身上有五座大山：税、役、捐、租、债。
皇粮国税，是交给国家的，但征税的人都是“封建主”。
徭役，是给国家服的，但是安排徭役的人都是本地“封建主”。
捐，是地方政府的临时加派，负责征收的那批人还是本地的“封建主”。
租，是佃户上缴给地主的，官府完全不过问。
债务问题，那就更不用提了，有一千种方法让你还不清。
那农民可不可以反抗呢？
“封建主”手里没有军队，但是有乡勇组织，也就是民团。这个维护“封建主”利益的准军事组织，主要目的是用来对抗土匪，还是用来镇压反抗，你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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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这样，只要能活下去，老百姓也能忍受，中国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使大家都知道的。
但国家还有大动作啊，什么大动作？
比如，明朝的藩王就藩，按时需要土地的，以万历时期的福王来讲，就藩洛阳，需要200万亩良田，注意这是良田，不是土地。如此巨大的数字，河南一省都无法满足，最后在河南、山东、湖广三省的合力之下，才勉强满足。而万历皇帝的亲弟弟潞王就藩需要的土地是120万亩。
这样的事件，都是胥吏的狂欢节，利用这样的机会，大肆搜刮，中饱私囊。
万历皇帝时期，万历还进行了开矿和增税，这些都派遣太监进行。太监哪里会什么开矿，直接层层摊派，并中饱私囊。
万历用十年时间一共收了569万白银，而一个叫马堂的太监一个人只用了七年就贪污了130万两。而一个叫陈增的太监，他手下一个小太监就贪污了40万两。万历收的钱，还不及太监们到手的五分之一。
而基层的胥吏们又那会放过这样的好事，盘剥之下，层层压力自然又到普通农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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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说，那不还有科举么？只要考上科举就能逆袭。
要知道，读书时有代价的，是需要时间的。
真正的穷人，每天起来就得为一日两餐奔忙，不让一家人饿死。想要读书，还下辈投胎的时候碰下运气，选个好人家吧。
我们常听到有中举者回忆自己读书时候，家境不好。他这里说的家境不好，是指相对大户人家，相对官宦家庭。能够安下心来读书而不参加劳务，就已经不是真正的穷苦家庭了。
纵观明朝276年，中进士者24595人，真正贫寒之家出生者，不足百分之五。
这么艰难的日子，难道不会去告官么？告官，电视剧看多了吧。
“屈死不告状”的说法可曾听过。
县衙里办案的人大多连工资都没有，全靠办案养家糊口，他们每日都在找官司，你去告官，对他们来说，正是送上门的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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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看史书的时候，经常看到某地农民军多达10万之众，聚集在一起，没啥政治理想，不久就被被消灭。
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无心镜百思不得其解，这么多人，为何不建制啊，为何不打城镇啊，为何不提提政治口号啊。后来才明白，他们只是破产的农民，他们根本不想造反。他们的诉求只是活下去，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