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比较熟悉的侵华日军部队，是与第五、第六和第九战区对峙数年的日寇驻武汉第11军，它牵制着重庆政府正规军接近100万人，发动了十几次大型会战，是正面战场的日军主力。然而它的东边还有一支日军战斗力不弱的战役兵团，那就是司令部设在上海的第13军。
第13军成立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最初编下辖第15、第17、第22和第116四个精锐师团和三个混成旅团，司令官由西尾寿造大将兼任。后期又调来四个警备师团，总兵力一度逼近20万人，而它所应对的顾祝同第三战区基本是消极抗战。正是新四军在苏浙皖地区的坚持斗争，使日寇第13军无法抽出有力部队增援第11军。
新四军傅秋涛部一度攻击了上海虹桥机场，南京周边的新四军游击队也活动频繁，为了保证华东后方的稳定，迫使日寇必须留驻相当的警备力量。前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之所以被动，兵力不足是个重要原因，如果第13军倾力西援，薛岳守长沙势必会遇到更大困难。
傅秋涛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原驻安庆的第13军第116师团，在“皖南事变”之前它根本不敢离开华东，因为该师团是第13军唯一的机动部队。而新四军被同室操戈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第116师团便加入了华中战场，是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和湘西会战的绝对主力。
汪精卫投敌后，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组建汪伪政府的军队“和平建国军”，初始兵力88000人，随着不少杂牌军叛变，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膨胀到40多万人，成为日本鬼子在华东和华中地区统治、掠夺的重要帮凶，而这帮家伙是基本不打重庆军的。
华东地区人口茂密物产丰富，是中国的富庶之地，也是侵华日军维持“以战养战”的重要基地，正是新四军的不断出击，重创了汪伪军的清乡、征粮、抓丁等恶行。比如粟裕将军新四军一师在苏北，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得日伪疲于奔命，车桥战役一战消灭日军近500人，迫使许多伪军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一师7团甚至创造了全歼姜偃伪军一个团（700余人）而无一伤亡的优秀战例。
车桥战役形势图
新四军建军时只有万余人，并且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装备也比较低劣，更由于前期的战略失误，队伍发展缓慢，到“皖南事变”前不过25000人，而同一时期的八路军已经发展到40余万人，差距非常明显。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期，而华北八路军也给予了强力支援，八路军南下支队黄克诚所部（后来的三师主力）、八路军第四支队彭雪枫所部（后来的四师主力）、八路军李先念所部（后来的五师主力）纷纷加入新四军作战序列，极大提高了新四军的战斗力，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已经发展到30余万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八年时间里，新四军在江淮河汉之间的八个战略区先后抗击日军13个番号的师团以及汪伪军23万余人，历经大小战斗近3万次，毙伤俘日伪军429000余人。以新四军为主体组建的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最终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初合并为“华东野战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四大野战军之一。
而新四军的番号也一直沿用到华东野战军成立的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才撤销，原新四军主力部队除第3师开赴东北加入东北野战军、第5师改编为中原军区外，其余所有部队都加入华东野战军作战序列，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改称第三野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