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失联，请关注以下账号备用：
1980年11月27日，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在一次会议上就《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发表讲话。
在这篇超过一万字的长篇文章中，包含以下内容：
“若将自建国以来党所犯之过全都嫁祸于毛主席，使其独自负起责任，这种做法与历史事实不符。小平同志言之准确，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对诸多错误都应负一定责任。……我们怎能将自身错误之责任全部归咎于毛主席？在大跃进中，许多同志表现得言过其实，将事实歪曲到令人震惊的地步，致使错误发展至极为严重的程度，这也是我们需要承担的责任。”
黄克诚发表这次讲话，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场运动结束后，人们开始进行反思。许多人一时之间将责任一概归咎于毛主席，坚信错误源自毛主席的领导，只有完全否定毛主席，才能结束那场错误，启动全新的改革开放事业。
尽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竟然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共鸣，尤其是那些曾经被打倒的人更是情感激荡，推波助澜。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黄克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发表了这次讲话，对毛主席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真实、客观的评价，特别是对建国后发生的错误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认为那些错误不是毛主席个人的问题。
在讲话中，黄克诚特别提到了一件事：“在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
因此，我们从这件事来看，可以进一步探讨在那场“大跃进”中，到底是谁的问题更为严重。
1958年8月17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关于1958年全国钢产量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与会者支持将1958年的钢产量定为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然而，毛主席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认为这个目标过于高远。
为了验证这个数字的真实性，毛主席特地召集了冶金工业部的负责人以及几个钢铁大市的负责人，逐一听取大家的意见。
毛主席首先询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可行吗？”
马天水回答：“可以。”
接着，毛主席询问安徽马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可行吗？”
赵敏也表示：“可以。”
然后，毛主席依次询问武汉市委书记、太原市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结果大家都表示没有问题。
接下来，毛主席向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和副部长刘彬咨询，王鹤寿表示：“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调动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刘彬也附和：“可以，我们都做过详细的计算。”
最后，毛主席向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求证，薄一波回答说：“主席，我建议将1070万吨的数字登报，一经刊登，大家都看到了，就会义无反顾地努力奋斗。”
听完大家的保证后，毛主席感到满意，但仍有些不放心，于是找到陈云，要求他确认一下这个数字是否可行。陈云经过调查后向毛主席报告：“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账，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毛主席这才相信了，同意把1958年的钢产量定在1070万吨。
显然，引发“大炼钢铁”热潮的并非毛主席，而是相关负责人。相反，毛主席一开始并未认同这个数字，而是通过逐一询问相关负责人的意见，最终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认可，才确定了这个目标。
因此，责任的归属显而易见，将这一错误归咎于毛主席，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毫无耻辱！
冶金工业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在事后回忆：“毛主席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场上没有人能够回避。实际上，报告虚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情况明显不可行，却硬说可以。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反思，我说，大跃进问题，是我们在那里愚弄了毛主席。”
这不仅仅是在工业领域的情况，农业也有相似的情形。对于那些“亩产几万斤”的报道，毛主席根本不相信。然而，无论是中央领导层还是地方领导层，都信誓旦旦地表示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毛主席又有何办法呢？
同样是在1958年8月，毛主席前往天津四合庄乡新立村，视察那里的“亩产十万斤”试验田。
事后，毛主席询问秘书高智：“你相信一亩地能产十万斤稻谷吗？”
高智回答：“我种过地，我是不相信的。”
毛主席点了点头，说：“不要相信这些事。”
因此，不论是在农业还是工业领域，毛主席都对“浮夸风”持不信任的态度，甚至坚决反对。但是，犯下这些错误的相关负责人，却把错误都推到了毛主席的头上，实在是太不要脸了！来源：通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