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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对于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来说，都不会忘记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和“严打”斗争。从1983年7月开始，根据邓小平的重要决策，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
01
为什么要发动这场“严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很好。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党中央提出综合治理的方针，各级政法公安机关依法惩处了一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做了大量教育、感化、挽救失足者的工作，有些地方一个时期社会治安情况有所好转。
但是，社会治安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好。许多地方流氓团伙，横行城乡，危害很大，他们打家劫舍，拦路抢劫，强奸轮奸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983年上半年，连续发生了多起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突出的是“二王”抢劫杀人案和卓长仁劫机案。1983年2月12日下午，沈阳市突发“二王”抢劫杀人案件。王宗坊、王宗玮兄弟是沈阳市人。他们抢劫枪支，持枪行凶，开枪打死4人、打伤3人后向南逃窜。一路昼伏夜出，流窜河北、湖南、湖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继续盗窃枪支，持枪行凶，先后又打死5人，打伤6人。“二王”行踪诡秘，使得部分地方空气紧张，群众提心吊胆。中央决定开展“严打”斗争以后，9月18日，“二王”窜匿于江西省广昌县山中，被我军警民包围击毙。
1983年5月5日，从辽宁省沈阳桃仙机场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班机，在大连至山东黄县上空被暴徒劫持至韩国，两名机组人员被打伤。劫机犯共6人：卓长仁、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高东平（女）。事后查明，卓长仁等人从1982年底开始策划，其间经过网罗同伙、骗盗手枪、练习打靶、试探机场情况等行动步骤，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注：卓长仁等人后从韩国到了台湾，几年后卓长仁又作恶，因犯杀人罪被台湾当局判处死刑）。
据统计，1983年1月至5月，全国共发生杀人、伤害、爆炸、强奸、轮奸、重大盗窃等重大特大案件2.5万起。京、津、沪等18个大城市的发案率呈上升趋势。刑事犯罪分子的猖狂破坏活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的危害，影响社会安定，破坏经济建设。
面对这种社会局面，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在中央顶层酝酿决策，“严打”斗争的序幕即将拉开。
02
邓小平痛下决心
1983年7月19日，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应约前往邓小平住处谈话。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公安部这个文件（注：《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不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等同志谈过，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问题是下不了手！
邓小平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你们说，加强侦察破案，严厉打击现行犯罪活动，已通知各地，暑期旅游旺季也是犯罪活动的旺季，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念到这里时，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
邓小平接着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
邓小平接着又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停了一会儿，邓小平接着说，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气势还会涨上来。
接着，他非常严肃地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最后，邓小平严厉地指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及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03
“严打”全面展开
邓小平的谈话，明确地澄清了“严打”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不会变成又搞运动了，以及对搞运动应该怎么认识等问题。
就在邓小平谈话的当天，刘复之整理出记录，报告了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同志，也送给邓小平办公室。7月20日，刘复之召集会议讨论贯彻“严打”行动方案，同时征求上海、天津、广东等省市的意见。大家都认为，邓小平的谈话是对公安工作的关怀和支持，是对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践的有力指导，无不精神振奋。
7月29日至8月3日，陈丕显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具体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具体确定了七类“严打”对象：一是流氓团伙分子；二是流窜作案分子；三是杀人犯、放火犯、爆炸犯、投毒犯、贩毒犯、强奸犯、抢劫犯和重大盗窃犯；四是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犯罪分子和制造、复制、贩卖内容反动、淫秽的图书、图片、录音带、录像带的犯罪分子；五是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动会道门分子；六是劳改逃跑犯，重新犯罪的劳改释放分子和解除劳教人员，以及其他通缉在案的罪犯；七是书写反革命标语、传单、匿名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有现行破坏活动的林彪、“四人帮”残余分子。
这次会议贯彻中央的“严打”决策，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动时间大体上一致，允许各地适当机动。为了保证取得最好的效果，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行动时间力求统一。
8月上旬至国庆节前后，中央组织两批19个工作组，分赴各地调查“严打”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通报，提出改进意见。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人民群众普遍反映，“严打”行动是为民除害，是一件大好事。各界人士盛赞这场斗争“顺民心，得民意”。不少群众主动配合公安干警搜捕、堵截犯罪分子，检举揭发他们的罪行。广大干警团结一致，昼夜奋战，斗志旺盛，不畏艰苦，不怕疲劳。
经过各地的共同努力，“严打”第一战役第一仗，至年底胜利结束，战果累累。自8月至12月的5个月内，全国共摧毁犯罪团伙7.6万余个，缴获枪支1.8万多支，子弹42.7万多发，凶器24.2万多件，炸药15万公斤，雷管98.6万多个，赃款和赃物折款8351万多元。 何立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