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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先辈孤身走“口外”、北徙大青山、落脚后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再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歌猛进的时代气息，讴歌了建设者满腔热忱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
原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该书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奖。
第五十三章
临阵换将易新岗
一九六四年初，随着外来人员大量涌入，本市人口出现反弹，市局社会治安工作更加忙碌。新春伊始，我们就接手了三起案件，一起是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工区偷听敌台案；一起是冒牌军人勾结地方人员倒卖军用服装案；还有一起是外地向本市邮寄反动传单案件。
第一起案件比较复杂，由于这家外来企业常年驻扎在集（宁）二（连浩特） 线南段施工，约有三千多职工，大多从事野外作业，不少人自由散漫。此外，该单位人员成分复杂。其中，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系旧社会过来的旧职员，还有一部分老工人是原国民党方面的投诚起义人员，后被安排到偏远山区来维护这条铁路，他们自认为这是“发配改造”，一些人不思进步；尤其是一批年轻工人，因本企业思想教育跟不上，再加上党团组织活动缺乏，不少人除上班外，就是酗酒或打扑克，甚至有人偷听敌台广播。
当时，收音机尚未普及开来，尤其在本地区，还属于奢侈品。只有个别公家单位才有那玩意儿，还是磁石拾音装置。可在铁三局工区内，平均每三名职工就有一台，还是清一色的“半导体”。这种收音机体积小，波段长，频率高，又便于携带。这在当年，那可是时髦用品！这些铁路工人的收入，要比地方工作人员高。他们从事野外作业，有特殊的津贴和补助。这钱挣得多了，就容易滋生出不少坏毛病来，一些人整日精神空虚，业余时间就靠玩耍和吃吃喝喝混日子。一些头脑不清的人，就有可能被敌对分子所利用，干出一些蠢事来。
发现他们内部有人聚众偷听敌台，乃是缘于境外的反华组织寄来的几封神秘信函。据悉，该局有个自称“五魁首”的人，听从敌台的蛊惑和宣传，竟在本局青年人中发展反动地下组织，甚至宣称已经发展了多名骨干。请求境外反华势力，给予活动经费和邮寄书刊。
我们曾派出一批警力，深入铁三局开展侦破工作，第一次普查就有近千台“半导体”，它的短波波段，只要开大频率，均可接收境外广播。当时，我们公安部门的监测条件不够完善，还无法覆盖和探知到其接收领域。究竟该从何处下手，一下子没有更好的招数。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他们的工地上，甚至流传开反动传单。这引起了盟处和市局的高度重视，要求我们必须抓紧侦破此案，决不能让他们任意发展下去，一旦形成邪恶势力，就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若是与境外勾结起来搞破坏，那种乱摊子，更不好收拾了。
第二起案件是根据市民群众的举报而发现。经过缜密追查，在新建成的乌盟宾馆内查到倒卖军服人员留下的住宿登记。这几个外地人，全是使用假“军官证”作身份证明。其中，一个人是上校军衔，还有一名中尉，一名少尉。然而，按照住宿登记簿留下的部队番号，又通过内蒙古公安厅协助发函调查，那个驻地根本就没有这支部队，而姓名也是子虚乌有。
当追查本地谁在勾结假军人倒卖军服时，发现他们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更无正规的营业执照，完全是一个外来流动团伙。临时租用临街门面的几节柜台，低价倒卖军用被褥，军衣军鞋，还有一些军用物品。平时就住宿在小旅店内，纯属无根沙蓬草，到处流浪。
这伙假军人，作案肆无忌惮，有时十分猖狂。过了一段日子，又接到群众举报，说是他们竟然开着军用汽车，在大街上狐假虎威，招摇撞骗。那些外来流动人员，简直就是其敛财的帮凶，有的人在大街口打地摊儿，甚至公开吆喝叫卖， 捞上一笔钱，转身就走了。
当时，全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政策，社会上那些搞“黑市”的人，一律被定性为投机倒把行为。像这样明目张胆地倒卖部队军用品，不仅扰乱市场秩序，还损害军队形象，则属于犯罪行为。由此，我们咬住线索不松口，要将此案一查到底，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第三起案件，至今仍是个谜团，其起因和发生地，均在市区邮电局。一日，柜台营业员，收到一个从张家口市发来的邮包，上面收件人地址含糊不清，它只是注明集宁地区各委办，既无单位名称，又无具体人姓名。按本行业规定，这类包裹一律退回原地。可是，寄件人地址不详。邮局员工就觉得蹊跷，这个邮件是怎么来的呢？后来，由分拣组长打开一看，那里面全是花花绿绿的传单。
经他们报案后，我们收回了全部传单，上面那内容几乎一致，大意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近日在张家口举行代表大会，通过《×× 宣言》，这是标准的散发反革命传单。经过立案调查，发现这纯粹是无中生有，因为在张家口市，最近根本没有召开过什么全国性会议？更何况，在当时的那种政治背景下，怎么可能召开一个早已不存在党派的代表大会？
然而，经查阅历史资料，证明这个反动谣言，还真有一点历史依据。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一批内蒙古王公贵族和知识分子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曾在张家口召开过一个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还选举产生了以白云梯等人为核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后来，受国共两党政治影响，这个组织逐渐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演变为国民党右派，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个组织已经名存实亡了。一九四七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一度在张家口办公，一九五四年与绥远省合并。
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搬出这些旧党派来说事儿，本身就有险恶用心。我们分析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环境下，制造紧张空气，搞反动宣传，扰乱社会治安。为此，我们决定先从源头上追查，再深挖出真正的幕后策划人。
这三起大案件，虽说发案时间不同，眼下却搅和在一起，弄得我们疲以应对。为集中优势兵力，做到各个击破，我们就按轻重缓急，先将“聚众收听敌台案”放在首位，因为按照当年的治安条例，凡偷听敌台的人，属于反革命罪行，我们决定首先攻克这个堡垒。
铁三局人员成分复杂，对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个问题，可对我们而言，却是一个突破口。我们就利用其内部管理松弛、鱼龙混杂的状态，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手段，先给“五魁首”组织，打进一个楔子，做我们的眼线。待条件成熟后，再拉出一个人来，作为“复线”。这样，就可对其内部情报，进行对照复核。在取得主动权之后，再彻底摧毁它。
随后，经过酝酿策划，并征得铁三局领导的配合，将我们局里那个在社会上很少露面的内勤员，伪装成铁路巡道工人，派到该工区去做“卧底”。平时，他留心观察，发现好多宿舍，工人们回去后，就把门窗敞开了。目的是散发潮湿的霉气，也好对流新鲜空气。
可是，有间屋子却很奇特，从来不开门窗，总有那么几个人，在里面鬼鬼祟祟活动。具体在干啥呢？人们谁都不知道。于是，那个“卧底”就将这伙人，列为重点观察对象。后来，他也伪装成吊儿郎当的样子，想方设法去靠近他们，有时一块闲侃，偶尔喝酒聚餐。
久而久之，他就发现一个叫“苏立”的人，可能是他们的头儿。这人虽年轻， 平时也不多语，一旦开口，在这个圈子里，就很有号召力，似乎很有地位。于是， 这个“卧底”就把他作为突破口，竭力揣摩其心思，迎合他的喜好，还在那圈子里，常说怪话发牢骚。
一次，他又买了罐头和饼干，纠集这几个人，躲在屋里喝酒。由于彼此混熟了，就把苏立也拽进来，一起划拳猜酒令。这伙赖皮也没把他当外人，尤其是那个苏立，对他也无戒心了。不一会儿，这个酒量不大的家伙，也喝得脸红耳热，头晕眼花，不由自主就话多了。
此刻，“卧底”趁热打铁，又提回一瓶酒来，还买了盒香烟。一边假意劝酒套近乎，趁酣劲儿猛灌了苏立几杯，一边给他敬烟点火，往出套他的实话。不想这个人的思想真的很反动。他虽说出生在旧社会，但成长在新社会，可攻击起共产党，攻击开社会主义，那语言非常恶毒，从骨子里充满了仇恨。这令“卧底”都深感吃惊，原来在现实社会里，还有这么猖狂敌对分子，仇视新中国和新制度， 那才真叫“人还在，心不死”，这股力量不可忽视。
俗话说，酒后吐真言。从苏立的口中，“卧底”了解到，他的父亲是个国民党投诚人员，他中学毕业后，来到铁路沿线工作，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当护路工。可是单位领导总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不论怎么努力表现，入不了团，参不了军，上不了大学，各条路被堵死了，他只能用消沉来对抗。从他这些“醉话” 里，令“卧底”彻底明白了他这种反动思想的根源，也弄清了他偷听敌台，对抗新政权的真正原因，他极有可能就是该团伙的骨干。后来，“卧底”故意在他面前，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表示愿意与他认干弟兄。一直到这时，他才露出了真相，他说：“你搞‘拜把子’、结弟兄那一套，没有一点用处，那完全是封建主义老掉牙的东西了，我让你加入一个秘密组织，只有聚集起来，才能形成力量， 才会办成大事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过了几日，苏立让他写份保证书，他故意反问：“莫非认个结拜兄弟，还需要有人担保？”苏立则说：“这是我们立下的规矩，你可不要当成儿戏。”一看这是要来真的了，“卧底”只好先答应下来，假装表示同意，可他不敢留下证据，万一上了贼船，舍命也难逃脱。
无奈之下，“卧底”借口回家看望父母，悄悄跑回局里，向我们汇报情况。众人据此分析，认为那个“五魁首”，也许只是一个代号而已，这个苏立才是核心人物。我们觉得这家伙能耐不小，这个反动地下组织体系，考核手续还很严密。随后，我们据此制定了下一步策略，让“卧底”继续潜伏回去，一定要设法搞回来一套真的组织“登记表”。一方面作为日后定案铁的证据，另一反面，我们也可以从中寻找机会，拟从其内部拉出一个人来。
这日，我正与“卧底”密商搞“登记表”的具体步骤，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来一听，是庞局长让我过去。我以为他要询问这几件案子的事儿， 还叫上了那位副科长。谁知，进门后，庞局长却让副科长先回去，并急切地说，有要事与我单独面谈。
当时，我心里直犯嘀咕，这究竟是啥事啦？在电话里还不能说？非要单独会面？只见他为难地说：“你也知道，从去年开始，党中央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今年以来，这规模又扩大了，要在各地农村开展‘四清’。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盟委提出集中力量，先解剖麻雀，再全面推开，并选择在察右中旗搞试点、出经验，然后在其他旗县取得成果。从上月起，所有参加‘四清’的工作队员，已经开始集训了。可集宁市工作团至今人数不齐。上周在盟委礼堂审查时，派去的人因不符合条件，又被退回来六个人。市委要求快速补齐，既要有领导水平，又要有实际经验，特意点名让我们局里去一个人，我想让你去。”
一听他这话，我就觉得有些贸然：你作为局长，明明知道我手里还压着三起案子，这第一个案件，眼下刚刚有点眉目，怎么能让我离开岗位呢？我就说：“你看能否换个人去？我实在是走不开呀！”他说：“我也是不想让你走，在这个节骨眼上，临时更换将帅，对案件破获肯定不利。但是，若派别人去了，又担心让退回来，那我怎向市委杜副书记交代？”
我说：“这事好办，既然你也是不想让我去，那我直接去找杜副书记，当面向他讲清楚。”庞局长说：“这也好，你当面向杜副书记解释一下，争取能够留下来，这几个案子压得我头都疼。”当下，我就骑自行车去了市委，找见杜副书记， 就说：“局里抽我搞‘四清’，我实在走不开。”杜副书记问：“你有啥特殊理由？说出来，我听听。”我说：“我手里头压着三起案件，那个偷听敌台案，就差摸清老底，连根拔起了；那个倒卖军服案，我已经派人秘密跟踪到太原市了，三个假军人眼看快露馅了；还有那个邮寄反革命传单案，我们正在着手制定方案。”
杜副书记听完，皱着眉头说：“你说公安任务重要，这政治任务更重要，眼下 ‘四清’是头等大事。你叫我慎重考虑，是该去不该去？我倒要反过来问你，你不去？我怎办？你若真走不开，就去盟委找赵军书记，给他说明理由，如果他同意，我当然没意见了。”
我一看，在杜副书记这里碰了个软钉子，反而讨个没趣儿。回到局里，庞局长就做我的动员工作。他说：“局里只有你在农村工作过，还有基层锻炼的经历，这名单已报到盟委组织部了，没有赵军书记的点头，咱想换也撤不回来了， 不行你先下去，下一步再说。”
果然，第二天，我就接到盟委组织部的电话通知，已经将我编在市分团的工作队了，要求立刻去设在盟委的总部报到。今日下午交代工作，明早在盟委大院集合，统一出发。我报到后，马上向局里交代了工作。当天夜里，才回家把老婆孩子安顿好，天亮就上路了。
第五十四章
七千大军进中旗
当时，乌兰察布盟总人口二百多万，为全区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该行政公署管辖十九个旗、县、市，西起达茂联合旗草原，东达与河北接壤的化德县，境南至托克托县与清水河县一带，最北到边城二连浩特市，总面积近十五万平方公里。境内拥有五百多个人民公社，数千个生产大队，数十万个自然村。由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作出决定：全区“四清”（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运动，率先在该盟推开。乌盟盟委依据上级精神，遂做出决定：从所属各旗、县、市机关，抽调七千名精兵强将，组成“四清”大军，全部进驻察右中旗，集中各方面力量抓好试点，以推动这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那日，我去盟委“总部”报到时，听那里的工作人员讲，凡是被选拔或抽调出来参加“四清”的工作队员，在进入农村前，已在盟委大礼堂里，集中训练半个多月了。每天主要是宣讲运动的意义、目的、步骤和方法，强调坚持“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五不准”原则（即“不吃肉、不吃蛋、不喝酒、不吃请、不去贫下中农以外的户家吃住”等等），特别要求每个人，在这场运动当中，“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敢于斗争、取得成果。”
这期间，每当发现不合格队员，立马退回原单位去，又让重新换人来。临出发前，全体人员在大礼堂里，举行了一次誓师动员大会。由盟委书记赵军作动员报告，他在会上强调指出：“这次‘四清’是一次比‘土改’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七千人马的领导机关，叫作‘总团’，由盟委第一书记任团长，办公地址设在该旗的党委大院；各公社的指挥机关叫‘分团’，设在各个公社所在地；各个大队的工作队叫‘队部’，各个生产队叫‘工作组’，一般由五至七人组成，每一个村子都要有工作队员。”
动员大会结束后，所有人全部整队待发，对哪一部分工作队员进驻哪一个生产队，连日来，总团早已做出了详尽而具体的安排。这支数千人的队伍完全是军事化行动，那几十辆“解放”牌大卡车，威风凛凛地开进科布尔镇。当年， 从集宁出发到察右中旗，还要经过一段日伪时期修建的老公路，那路面不太好走。可也只用了半天时间，所有人员迅速分解到二十六个公社、二百多个大队、一千五百多个生产队和自然村，全员准时到达了指定地点。
当时该旗农牧民人口不足二十万，几乎每三十个人中间，均摊一名“四清” 工作队员，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开创了本旗有史以来入驻人数最多的新纪录。总团每天一份简报，及时通报情况，工作效率很高，哪怕是一份通知，只需半天工夫，便可直达各个村级工作组。由于我是临时抽调的“替补”队员，在出发之前，既未参加过前期的集中培训，也没有拿到学习材料，更无队员编组文件。当时，仅参加过誓师动员大会，只知道被编在了米粮局公社工作分团。在入村点名时，就上了北去的大车。而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名叫小东卜子大队。当到达目的地之后，挨个点完名，一共有二十二人。其中，还有两位年轻的女干部。
当时，总团的领导机构是由盟级领导干部组成，分团领导则由有关旗县来的正处级干部担任，队部领导就是由分团来指定，一般都是正科级干部。各村的工作组员，全都是普通干部。我们驻地的米粮局公社被编为一个分团，总共有一百五十名工作队员，主要来自托克托县、察右前旗、固阳县、乌盟银行系统等单位。分团长由托县县委副书记裴志忠担任，察右前旗副旗长赵善壁为常务副团长，由盟人民银行副行长戈壁同志担任副团长。
我们大队部的指导员，姓胡，他是一位老干部。战争年代因脑部负过伤，耳朵失聪。在车上听人议论，他好像是托县农业局局长，我被指定为本大队工作队的队长。从此，与老胡一起工作，作为他的搭档，带领这二十多名队员，来指导这里的“四清”运动。
当时，小东卜子大队的党支书，名叫韩来达，他是位 1948 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从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起，就是村里的领头人，因没文化，一直在村里工作。见我们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他对老胡说：“这个村子小，住户房子少，估计是住不下，赶快往各村分哇。”不料，老胡却说：“队员吃住这事儿，你去找任队长吧。我是指导员，专抓思想工作。”
我说：“我和大家没在一起集训过，互相不认识，今天算是头一回接触，什么情况也不了解，该怎么分组呢？”老胡说：“我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你现在了解也不迟呀？”我只得对每位队员的基本情况，先询问，后登记，又问韩来达：“韩支书，这个大队有几个生产队？哪个村子最大？”老韩说：“我们大队共有一百多户人家、五百多口人，分五个生产队。只有岳家沟和脑包村，人口稍微多一点，剩余的大井村和其他村子，人口都较少。”
我当即确定，将所有队员分成五个组，每个村一个工作组。每组为四个人， 共计二十人。剩余下一个大学生，留在大队部当文书，还有一个年轻人，安排在身边当通讯员。那两位女干部，则分在一个组里，也好互相照应。当我把这个分配方案拿出来让大家讨论时，谁也没反对，经征求老胡意见，他也同意了。当天夜里，就让村里人将他们送到各自生产队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分团找裴团长，对他说：“裴书记，我是从外地办案刚回来，就被抽调到工作队，既没参加会议，又未学习文件，对工作情况啥也不熟悉，你让我当队长，有啥相关材料呢，先给我看一看。”裴志忠这人很和气，他说：“我这里有一大堆材料哩，除了分团人员花名册，你给我留下来，其他的你可以全部抱走，先拿回去慢慢学习吧。”
我把这些东西打包好，背上就要走。裴团长说：“你既然来了，就别急着走，咱分团正好要开会，你把小东卜子工作队的情况，在会上汇报一下。”我就问：“用不用通知老胡？”他说：“不用了，各个大队只来一人，只要你回去把会议精神，给他传达一下就行。”
当时，米粮局公社共有六个大队，三十多个生产队，将近七千人口。这些大队再加上公社机关自为一队，分团共分了七个工作队。这个汇报会，其实是个碰头会。等这几个队长说完，裴团长就让我汇报一下。我就把根据每一个队员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以及职务状况作为参考，任命为五个村的工作组长，并且连夜就分配到岗的事儿，简单地汇报了一下。
当说到留下一个文书，又安排一个人当通讯员时，副团长赵善壁就挖苦我：“你们队部挺牛哇，身边还留一个跑腿的？”我说：“老胡是个老同志，需要照顾一下。”他笑了一下说：“可以，让老八路带一下年轻同志，也算是个锻炼嘛，这个人可是参加过抗日战争！”
从紧张而忙碌的公安战线，一下子转移到做农村工作，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夜里躺在队房子那土炕上，觉得农村工作也挺好！虽说条件是艰苦一些儿，可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机关杂务的烦扰，根本没有从事刑侦工作那样的压力和煎熬，让我有了充裕的作息时间。
全旗所有工作队一步到位后，立即开展对“双十条”（即党中央先后下发的关于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一些决定性文件，因各有十条指导意见，人们简称“前十条” 和“后十条”）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行动，并将运动分为四大阶段，实行分头推进。在学习与宣传期间，采取的主要形式是：一看文件，二听传达，三是开会讨论，四是广泛发动群众。
我们大队的工作队员在进村入户后，先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约法五章”，不留一点死角，还要求每个人，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衡量的标准就是：不怕房子住得破，不嫌饭菜吃得赖，就怕丢掉老传统；发动群众和联系社员要“真心”，而不能去“哄人”；进村工作是来“擒妖”的，而不是来“吃糕”的；在运动中的斗争策略是挖掉“坏根子”，扶植“红苗子”；而不能像“整社整风”那样，雷声大、雨点小，水过地皮干，耍眼前“花儿”。
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工作方向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推广了“桃园经验”后，催生斗争升级，农村“四清”的内容，又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历史”的高度了（俗称“大四清”）。各地仿照他们的做法，对有“吃、喝、懒、馋、贪、占、乱”行为之一者，即认定为“四不清”干部。随后，经过多日摸底串联，在工作组的扶持下，从五个生产队里选出五位贫农代表，组成本大队“贫协”。这个组织宣告成立后，立即号召各村的社员行动起来“夺五权”。当时，各个生产小队，除了正副队长之外，还有五大员：即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记工员和读报员。根据工作组的要求，这五个“印把子”，必须由贫下中农来掌管。凡是涉及集体经济利益的地方，如果权力仍旧掌握在社队干部手里，一律夺过来归于贫下中农所有。没用几天工夫，各小队“五大员”的权力，一个不留地全被夺过来了。全面工作开展后，分团与各大队开设了电话专线，对整个运动局面进行严密布控。凡是大小队干部，一律实行五不准：即不准离队外出，不准脱离岗位，不准互相串联，不准乱说乱动，不准随便参会。对所有大小队干部，按照分团的要求，停职清查，交代问题。
（未完，待续）
作者近照
作者，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本期编辑：文杰
平台审核：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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