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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先辈孤身走“口外”、北徙大青山、落脚后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再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歌猛进的时代气息，讴歌了建设者满腔热忱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
原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该书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奖。
第五十五章
一杆插到生产队
本大队老支书韩来达，据说在全公社范围内，此人革命资历最老。他曾是个老八路，一九三九年秋天，其新婚妻子被陶林县城的日本兵奸污后，一怒之下， 离家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在大青山敌后根据地，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在昔日战场上，他和日本鬼子拼刺刀，也曾和蒋匪军摔过跤（即肉搏战斗）。新中国成立后， 地方干部缺乏，他主动要求转业，离开部队回本县工作。
在建国初期，他还当过区供销社财粮员，那是挣工资的国家干部，这个人的政治觉悟高，当看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自己没有文化，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了，便主动申请回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从互助组开始，一直到合作化运动，始终奋斗在基层第一线。
自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以来，他牢记农民本色，不论走到哪里？一律自带炒面，从来不吃派饭，不愿给老百姓增加负担。一切公务活动，从不经手钱财，更不贪占谋私。经年累月，在群众中留下清白廉洁的好名声。在这次“四清” 中，尽管工作组左查右查，始终找不到任何毛病，社员们对他也是提不出来一点意见，他是全公社最早宣布“下楼”的人！
所谓“下楼”，乃是运动当中的惯用术语。当时，所有村队干部全都要面临“清查”这一关。如果没有经济或其他方面的问题，本人顺利过关，可以“解放” 了，就叫“下楼”。那意思是通过“洗澡”去污后，又轻装上阵了。反之，就称挂在“楼上”，即“卡”住了。
大队主任郭登贤，在“清经济”中，尽管没有查出重大问题，但在“清政治” 中，却有人揭发他篡改了家庭成分。原籍本来是富农出身，上了大后山就变成中农成分了。这个人脾气暴躁，在整个清查过程中，不是顶呛工作队员，就是和“四清”积极分子吵架。结果，他被挂在“楼上”下不来。一段时间过去了，仍然没有结论，只得继续“晾”在那里。
还有十多名大小队干部，我们给排了三类，第一类是既没有白吃白拿，又没有多吃多占；第二类是有过白吃白拿现象，却没有多吃多占行为；第三类就是这几方面全都占了。当时，农村一律实行集体化劳动，在这期间，每个村里除了会计员和保管员外，还有生产队长和小组长。这些人都被“吊”在楼上，对于大集体而言，生产队的劳动就会受到影响。
后来，我们从大局出发，对于第一类人员，直接官复原职了，让他“下楼”来抓生产；对于第二类人员，让他们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做检讨，接受贫下中农批评教育，凡属白吃白拿的部分，经过工作组计算核实，一律实行退赔处理。然后，一齐出来抓生产。对于第三部分人员，则属于“四清”的主要对象，对他们的清查工作，要实事求是做出定性处理。
在大小队干部的选用上，我们坚持大胆依靠积极分子，包括没有问题的原大小队干部，也是我们积极依靠的对象。但也有个别人主动提出来，不愿意再干了，还有的是干脆不让他干了。这样，在干部配备上出现了缺口，我们就召开社员大会，让群众来选举产生。
就在选举过程中，小东卜子生产队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村里社员们参加集体劳动早出晚归，这种大型会议只得放在晚上举行。我们队部的通讯员赛音，除了用大喇叭喊叫外，还得入户去催促人。这时，就连他本人也不知道，本村里有个大闺女，喜欢上他这个蒙古族小伙子了。这个姑娘叫秀珍，性格淳朴，心地善良，自从工作队进村之后，她就暗恋上人家啦。
然而，一直没有机会表达。这天，她见赛音一个人在村里走，就悄悄跟在他身后。他走她也走，他停她不停；他去队房里点汽灯（当年比煤油灯先进的一种照明用具），她就守在一边观看。农村姑娘的那种爱是火辣辣的，大会开始后，她就紧挨着赛音坐在一起。
当晚散会，夜色已浓，秀珍央求赛音送她回家。在小伙子送她回家的路上， 心花怒放的姑娘，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就在小伙子那脸蛋上，用力亲了一口，赛音这才恍然大悟。当回到队部后，见他忧心忡忡。当时，我们几个工作队员，全都是住在一起，老胡就问他怎么啦？他说：“犯了组织纪律，担心受到处分。”经过再三问询，他总算是说出了真相。
第二天，老胡就让我找秀珍谈话，还让我做她的工作。我说：“我是工作队长，只抓工作进度；你是指导员，谈心属于思想工作，应该由你去做。”老胡说：“我的耳朵聋，与女人交流起来有困难，还是由你代表组织，与人家好好谈一谈，千万不要伤了她的面子。”
这天，秀珍又来找赛音，赛音躲着不见。我就把她迎进屋里，给她倒了一碗热水，一边和她拉家常，一边就婉转地提出来：“赛因是工作队员，我们内部有纪律，在工作期间，不准谈恋爱。”秀珍一听，马上撅起嘴说：“莫非你们工作队员，就不娶老婆，不生娃娃啦？”我说：“反正你现在不能和他谈对象。另外，你找他也不合适，他的家庭观念特别重，他父母亲呀反对他找外地人。”秀珍嘴硬：“我才不管这些呢，只要他人好就行！”
我们两人正在说话间，只听队部文书小李喊：“任队长，请你赶快过来接电话！”我问：“是谁打来的？”他说：“是分团的裴团长。”我让秀珍先回去，就赶紧跑进隔壁屋里接电话。只听到话筒里传来对方的声音：“我刚才接到总团来电，说是集宁市公安局来电话，叫你抓紧赶回去，那个假军人倒卖服装案，又发现新苗头了，让你继续追查下去。”
一听这话，我胸中就来气了，当时与领导早已说过，这个案件一旦耽搁下来，就不好追查了。现在无法向上级交代了，又想让我这个专业人员，继续回去啃这块硬骨头。我就对裴团长说：“这几日，我这里忙得要命，每天开会到深夜，实在顾不上回去！”
一听我这里工作吃紧，裴团长就在电话里说：“那好吧，我知道你们很忙，那我就代表分团，向总团汇报吧，就说当前工作，正在马踩車呢！实在无法走开， 过一阶段再说吧。”我说：“这样最好，你向总团汇报，比我方便多了，你也不希望我们的工作，落后于别人啊！”裴团长说：“老胡向我反映过了，他说你这个人，虽是公安出身，做农村工作不隔行。”
夜里躺在烧得热乎乎的土炕上，我仍在想白天那件事情。当初我参加公安工作，思想单纯，目光狭隘，只想为父亲报仇。自从在公安干部学校上学后，我才懂得公安战线的任务光荣而艰巨，当一名人民警察荣耀而伟大，我就选择它为终身职业，决心干一辈子。我作为业务骨干，经常克服困难，坚持站在对敌斗争的最前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之后，我是越战越勇，更加坚定了为这项事业奋斗到底的信念。
这些年来，每当接手一个案件，就是对我一次严峻的考验。尤其在年初，一下子遇到三起重大案件，它就像三座大山，突然压在我的身上。我决心和这些坏人，彻底较量一番，看一看究竟谁高谁低？以此为我们人民公安增光添彩，也不愧业内人士称我为“神探”。可正当案件侦破进入关键时刻，领导却将我从火线上撤下来。我刚来到村里，怎么也想不通。后来，只能面对现实，全身心投入到当前工作之中。在这期间，通过内查外调，我们终于弄清楚了郭登贤的家庭成分， 他确实是中农成分。只不过这个人，年轻气盛，办起事来，盛气凌人，平时得罪了不少人。这时间久了，就给人留下了“老爱训斥人”的坏印象。
一些人就与他过不去，借这次“四清”运动，搬出其阶级成分来做文章，让他无法下台。这次看到外调结果，令郭登贤深受感动，他说：“这事情总算是有一个结论了，也能还我一个清白。”但我们并没有将问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让他彻底认识到以往的错误行为与缺点和毛病，彻底改掉脾气暴躁、总爱训人的习惯，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做深刻检讨。在取得大家的谅解后，我们觉得这个人工作能力强，可以继续使用，最终通过选举留任了。
在“抓整顿、建班子”这个阶段，小东卜子工作队从实际需要出发，先行了一步。结果，走在了全团的前面。当时，节令已进入秋收大忙季节，当本大队各村的新任干部带领上社员们战天斗地龙口夺粮时，其他各个大队工作滞后，绝大部分村子还没选举新干部。尤其是羊圈湾大队，大小队干部全被赶下台了，新的干部怎么也产生不出来，眼看把秋耕翻田都要耽误了，连公社分团的领导也急成了一团。这是因总团曾多次强调过，搞“四清”不能影响生产。现在根本不是影响了，简直就是耽搁了。这个责任，谁也担当不起呀？为此，裴团长就把我们工作队树立为先进样板队，让向其他工作队传授“典型经验”。不几天，分团又发来通知，让我们整理材料，向总团汇报。我们队部文书小李，系大学本科毕业，乃“科班”出身。可他在煤油灯下，苦熬了两天两夜，一名堂堂中文系的高材生， 竟然写不出来一份总结材料。一看那些话句，写的文绉绉的，我就亲自操笔，撰写这个材料。
其实，我也理解小李的苦衷，不能说他写不了材料，而是他放不开手脚，这也不敢写，那也不能说，这样一来，这个材料就写不成了。而我是搞公安出身，从不怕这怕那，也不信邪。写起材料来，有一说一，有二道二，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就把材料写成了。
过了几天，分团领导又打来电话，说是总团领导看过汇报材料了，提出要到你们大队进行实地调查。原来，总团团长赵军，在察右中旗搞“四清”，只是个挂名而已。而真正坐镇指挥的人，乃是常务副团长许集山，时任盟委副书记，他做事比较务实。在看完我写的材料后，觉得我对目前工作队存在的一些“过火”做法，原因分析得较准确。尤其指出在我们分团有几个工作队，在工作中采取了激进方法，不仅否定了“二十三条”中关于“绝大多数村队干部是好的”这一基本定论，反而提出了“推倒重来”的新做法，甚至认为“绝大多数村队干部不能依靠了”，还得出“这些干部不清除，社员群众不满意，农业生产上不去”的结论。这种极端做法会导致混乱局面的出现。
一听说总团领导要来，分团的赵善壁副团长就给老胡下命令，由队部出面做接待工作。老胡与我商议：“上级领导来了，这能给吃好的么？”我笑着说：“我只管陪同调查，吃住由你负责。”老胡说：“这不好办呀？领导饿了，也得吃饭，但吃什么呢？上面明明规定了‘五不准’。但是，领导也是人，让人家饿着肚子走了，我老胡这心里，也过意不去呀？”
我便揶揄他：“那就让上级领导到社员家里吃派饭哇。”老胡说：“那怎么改善生活呢？”这时，一旁的赛音插话了：“那‘五不准’是不准吃喝集体的东西，只要不去贪占社员的劳动成果，你拿啥招待也行。”岂料，对这句话，他竟当真了， 当下就说：“这么说是能招待了。”我就问：“那拿啥招待呢？”赛音说：“野外那山货算不算群众财产？我搞不太清。”
他这句话，突然点醒梦中人。老胡就问我：“老伙计，你那小手枪还带着吗？”我说：“你问这干啥？”当年，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一般都兼任基层武装部长，允许携带手枪。可在“四清”当中，这项特殊规定已被取消了。我以为他问这事儿，是上级有啥新规定，不准我带枪了？只见他扒在我耳朵悄悄说：“我想打野兔去。”我一听，这个主意好啊！
当年，这一带土地肥沃，水草茂盛，号称米粮川。“米粮局”这个地名，可谓名副其实。该公社南面那敞滩里，是一片开阔的湿地，每当进入夏天，芦草如茵， 水鸟飞弋。而北面半圐圙村外，荒草覆盖，野兔很多，有时还有黄羊出没，可是，社员们却很少猎取。
第二天一早，我俩带着赛音悄悄出发，向北直奔半圐圙而去。不一会儿，就来到一片草深坡缓的野滩上，我掏出手枪来，交给老胡让他打。他却说：“不行啦，我这眼睛也花了，为节省子弹，还是你打吧！”我就让他俩散在我身后，平举起枪来，四下寻找目标。
不一会儿，远处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只见几只灰皮兔子，立起身子来，好像在张望什么。我瞅准机会，啪、啪、啪，连叩扳机，三声枪响，几只兔子应声倒地。赛音见状，高兴地跑过去，双手捡起来，一齐举过头顶，兴奋地说：“打准了！打准了！好枪法啊！”
本来，我不准备再打了，可老胡却改变主意了。他说：“这些日子，那些队员们，个个瘦成干猴了，你干脆再打上几只，给每个人吃上一块肉吧，也算打打牙祭！”我只好又打了几只。这些兔子，每只差不多三斤多重，也够大家吃一顿了， 可我枪里也没子弹了。
第五十六章
面对现实言真情
只隔一日，在分团裴团长陪同下，许集山副书记就过来了。一谈到调查报告，他就问我：“你对下一步农村工作怎么看？”我说：“现在村队的领导班子全都改选了，白吃白拿和贪吃贪占现象没有了。可是，过上一个时期，会不会死灰复燃呢？关键要靠制度来约束人，而不能依靠运动来集中解决。这定下的制度靠谁来维护呢？这就要靠群众监督检查。”
许副书记说：“你谈得很好！看来你这个人，爱思考问题，咱们想到一块去了。”接着，他又询问了大家几个问题。等座谈结束，他让我带大家走访了几个农户，当详细询问了一些相关问题后，一齐返回了队部。这时，天近晌午了，老胡就将大家叫进队房的后灶里。
此时，墙角临时支起一口铁锅，锅里“咕咚咕咚”正炖着野兔肉。一闻到这股扑鼻的肉香味儿，许副书记就明白啥意思了。一看他也没有表示反对，老胡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进肚里。他抬眼去瞅裴团长，这个人很聪明，此刻躲在许副书记身后，不言不语。
转过年来，进入“审查清理”阶段，即对有问题的干部作出结论，对清查出来的问题分类解决，工作相对轻松了。我半年没有回家了，这次利用过春节机会， 才回去住了几日。返回科布尔镇时，看见街道两旁全是土板排子房，除旗直机关为青砖建筑外，没有一座楼房。全镇就是一条十字街，大约一里多长。我就直接去了旗人民武装部，本想要几发手枪子弹。可转了几个办公室，没有一个认识人。正犹豫之间，见过来一个人，一看正是秦庆山。此人我认识，他原是武川县武装部的作训科长。互相一问询，才知道他新提拔了，担任了本旗武装的部长。听我说明来意，他从民兵训练的科目内，给我领取了半夹子手枪子弹。
我返回米粮局公社，本来只是想和分团领导打个招呼。不料，进了裴团长办公室，他就不让我走了。我问：“干啥？”他说：“公社机关的工作队长，自过起年后，就一直没来，今日打电话去催，说是病在家了。可眼下正值审查清理阶段，机关每天夜里召开干部大会，我也是每天熬到十二点钟。我们分团已研究过了，决定将你留下来，接替他的工作。”
这个决定太突然了，事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又没有让我交代手上的工作，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可我又不便当场否定或推辞，只得借口回去与老胡交接工作，转身回了小东卜子。我将裴团长的话与老胡一说，他就急眼了，嚷嚷道： “这怎能行呢？在工作队里，你是左膀，我是右臂，配合默契，让你走了，我怎办呢？”我当即就说：“你这个老同志，在我面前嚷嚷管啥用呀？你有本事儿，就直接去找裴团长！”老哥这个牛脾气，当下就被激将起来了，他抬脚就去了分团，找到裴团长，张嘴就说：“请你给我把任队长留下来！”可裴志忠根本不买他的账，也不给他面子。当下就说：“这是分团领导的集体决定，你找谁也不能改。”一听口气这么硬，他就退了一步，向人家求情：“难道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一直到此时，裴志忠才向他亮出实底：“不仅要留下他担任机关工作队长，还要让他当公社党委书记。”
老胡这次去，事没办成，还碰了一鼻子灰，气鼓鼓返回队部，冲我发脾气： “你走吧，马上就走，赶快去当你的党委书记，这里庙小，搁不下你这大神仙！”这下子，反把我搞晕了，我忙问：“咋回事？”老胡反问：“莫非你不知道？”我说：“一无所知。”他这才坐下来，向我叙说一番。我听后，心里像堵了块石头，难受地说不出话来。我本来是名公安专业干部，却让我去当公社书记？这种岗位适合我吗？也不是我的长项呀！我该怎办呢？我就躲在小东卜子，没有去公社报到， 又偷悄悄给乌盟公安处领导写了一封信，想让他们从公安专业干部不能流失的角度，找个理由将我留在公安系统。当时，唐平已经荣升为盟公安处长，应该说算是我的恩师了。
可等了几日，总不见回信，而分团一直在催促，我就背上行李，徒步去公社机关报到。当时，我是以机关工作队长的身份出现的，因为留任党委书记这码事儿，还未提到议程上来。我到了公社机关才知道，这里简直是个烂摊子。其他社直机关就不说了，光是公社大院里，共有十几名机关干部，可除去少部分能够正常工作外，其余人员都有问题，至今仍未给下结论。我估计那位前任工作队长， 他也不是真的病倒了，很有可能是因畏惧困难而撂担子。
我将所有材料看了一遍，基本捋出一个大致头绪。据群众反映，一些公社干部除多吃多占现象外，个别人还涉及男女关系问题，甚至有多名“情妇”，在已亡的何维那份材料里面，竟然记录了多个女人的名字。这些事实是否真实？是否存在捕风捉影？我不得而知。
提起何维自杀这码事儿，我似乎有所耳闻：在本公社境北山区，有个大石头沟村，这一带土地肥沃，旱涝保收，历来是个养穷人的好地方。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山西省浑源县有一个姓秦的穷汉，举家逃荒来到这里，后在一个叫半圐圙的村子里，寻房扎落下来。由于没有本地户口，实在分不到口粮，大人娃娃断炊无食，即将沦为乞丐。就在这个时候，村里的干部们看见他家实在可怜，就把这个问题反映上来，请示公社领导该怎办？。
何维作为该公社成立后的首任党委书记，当然不希望本人管辖的地盘上， 出现有人讨吃这种现象，他就找村干部商议。大家一直认为，共产党就是为穷人打天下，如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是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怎能眼巴巴看着穷人讨吃要饭？甚至被饿死呢？何维书记当场答应，给姓秦的这户人家分配粮食，说啥也不能出现再次外出逃荒的后果了。秦家的大女儿乳名叫兰兰，当时也有十几岁了，为报答何书记的救命之恩，就认何书记做了干爹。
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问题就出在秦老汉身上，自从受到何书记的接济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打发上闺女去找干爹要吃的、要穿的，张口就是解决生活困难。特别是去年冬天，秦老汉突然患病发烧，他竟让女儿去向干爹索要西药片片。何维最大的弱点，就是见不得别人哭鼻子。他还有个老毛病，抹不开面子。见秦兰兰张开口，他就让干闺女到公社卫生院去赊欠。一看何书记干女儿来拿药，医生就给挂账了，反而导致悲剧的发生。
对这码事儿，如搁在平常，拿钱还账，顶平赊欠，也就没啥事了。可这桩小事情，偏偏撞到了风口浪尖上。进驻卫生院的工作队员清查欠账，何维的名字赫然在目；当公社供销社售货员交代问题时，又把何维干闺女买花布的赊欠搁在嘴前。当两方工作队员一碰头，那数额合计超过百元以上，遂将情况汇总后，报告到分团领导那里。当时，就有人认为，这赊欠和挂账，基本没啥两样，分明是占有或挪用的贪污行为。于是，就抓住此事，死死不放，令何维连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位机关工作队长，竟然要拿他这位公社党委“一把手”开刀。当他接到工作队员口头通知，让他到公社参加集中学习时，他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只是几尺花布、几盒感冒药片，无非小事一件，凭他白纸黑字打的借条，足以说明原因和性质。
值此关键时刻，出现了倒霉苗头，何维老婆一口咬定，丈夫与秦兰兰有男女关系。正在寻机突破的工作队员，便从“生活作风”问题上，打开了缺口。这一下子，事态的性质转变了，远不是几尺花布、几瓶西药那么简单。而慌了手脚的何维也下了软蛋，请求工作队派人找秦老汉澄清事实。可是，当工作队到达村里调查时，经证实秦老汉这户流民，因为惧怕运动波及，早已逃往他乡了。秦兰兰杳无音讯，死无对证。可老婆这头却怨气难消、不依不饶；工作队长又接连谈话，迎头夹击。何维陷入绝境，有口难辩，焦头烂额。
随着嫩莴笋剥皮，一层一层抠芯，工作队长谈话那口气，变得越来越严厉， 令何维招架不住了。前些日子，工作队处理过类似的例子，这种贪污行为再加上男女关系，一旦事实成立，就要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那时将会脸面丢尽、尊严扫地。随后的各种侮辱，接踵而至。每当想到这些，他就不寒而栗，常常陷入绝望境地，一个人孤独地抽烟发呆。
那天晚上，那个工作队员又来通知他，说是机关工作队长要找他谈话。一听这话，何维已经预感到了他的悲惨结局，这可能是要亮“底牌”了。他便告诉那个队员说：“你先走哇，我随后就去。”那人信以为真，就先走了。这人前脚一走，他后脚下地，趿拉上鞋板子，溜进公社马圈内，匆忙摘下坐骑的缰绳，绾在房梁一角，将脖子一套，上吊自杀了。
平心而论，何维和秦兰兰之间，双方牵扯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眼下当事人一逃一死，死无对证，此事便永久成谜了。我刚到公社机关，人们好像躲着我，总觉得我这个人，公安人员出身，追剿过土匪，镇压过反革命，破获过特务案件，肯定比前任那个队长还要厉害，应当格外小心。听到这些议论，我就找当地干部谈心，给他们传递轻松的信号，以减少不必要的顾虑。当时，该公社党委副书记孔三文，是由二号地公社供销社提拔过来的党务干部，我就找这个人了解实情。此人个子不高，瘦麻了条，看上去精明强干。据他说：“所谓的多吃多占问题，就是公社干部平时下乡蹲点，既不背锅，又不带灶，有时不愿意在社员家里吃派饭，大队干部就用公家的吃喝招待了，这次普遍清查这个问题，谁都有这种现象。”
我就追问他：“群众反映干部普遍有男女关系问题，你是如何看待此事呢？”他说：“在大后山农村，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乡下人管这种事儿，叫作‘串门子’。对通奸的男女则称作搭‘伙计’（即‘情人’的意思），这本是受人谴责的不道德行为。不知道因为啥？现在一下子追查出来这么多来，这种事究竟是女方检举的？还是男方交代的？那就不好说了。”
（未完，待续）
作者近照
作者，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本期编辑：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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