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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先辈孤身走“口外”、北徙大青山、落脚后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再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歌猛进的时代气息，讴歌了建设者满腔热忱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
原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该书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奖。
第五十九章
组织拉运返销粮
在那段日子里，尽管人们从广播里、报刊上，听到或看到有关“文化大革命” 的讯息，可基层各项工作照常开展。这天，我正和米粮局大队主任王拉生，大东卜子大队党支部书记高三有才，还有刘家卜子大队党支书赵义等人，正在商议打井事宜。这几个大队在内蒙古地质勘测队走后，即成立了打井队，利用春播前的农闲时节，已经在那三条水线上，打成了四五眼井了，每眼井不仅见水快， 水头还挺旺。突然，涌进一帮人来，自称是群众组织“红卫兵”，他们不由分说， 就给我戴上用旧报纸糊成的高帽子，然后连推带拉扯，揪出来游街批斗。此时， 他们早已在公社供销社门市部的大门前，摆起两张桌子，勒令我站上去。
公社武装部长张有福，此人是个直性子，只因旗武装部的秦部长是上级指名的“支左”人物，在本公社革命群众眼中，张部长也被视为支持革命小将的人。就在此刻，他站出来了，对揪斗我的人说：“任仲元同志是‘四清’留任的优秀干部，他怎么会成为‘走资派’呢？”岂料，对张部长这个表态，那个造反派不服气， 但是围观的群众，一看没戏了，就四散而去。一看批斗会场垮台了，气得他脸色发青，趔上走了，这场闹剧也收场了。
那个自称“造反派”的人，本是公社“管委会”的秘书，自从我来公社起伙吃饭，他就是食堂的伙食管理员。一开始，那伙食搞得还行，后来就不像样子了。食堂每改善一次伙食，他就另外收取一次伙食费。仅仅一年之内，将每人每月的就餐费用，由八元提到十元。
后来，食堂炊事员向我反映他的问题。我就派人去查账，结果发现这个人私心严重，一看食堂监督不严，有空子可钻，他就借采买机会，往家里拿油拿面。在掌握证据之后，我对他作了批评教育，责令其在机关干部大会上做检讨。这一下，他才慌了，以为会被开除公职。我却说：“工作当中，谁也难免犯错误，只要你能够悔过，彻底改正，我们就既往不咎。”
正是因他痛哭流涕，深刻检讨，表示彻底悔改，我们对他没做任何处理，仍旧让他继续任职。这事过后，他曾专门到过我家里，对我表示感激，还说今后决心努力工作，绝不辜负党组织的培养。不想，他还是记仇了，当他发动群众“造反”时，矛头直指我而来。据我个人理解，这场运动主要是反修防修反对官僚主义和脱离人民群众的不良现象。对此，我是真心拥护的。
这个时候，本旗的“挺进战斗队”以揪出全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名义，已经勒令旗委书记王小波“靠边站”了。接下来，各个公社层层揪斗“当权派”。这天，我们公社的“造反派”在本社农业中学召开群众大会，当我被强制带到这里时，不知他们通过什么手段，竟然把已经调离本公社的赵琳、还有现任社长张旭等人，也被弄到会场来了。
这天，他们给我定的罪名就是全公社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让赵琳和张旭过来，站在台上伴我“陪斗”。当他们把我押在台上，逼迫我交代问题时，我就申辩：“我是革命派，不是走资派。”为首那人就说我不老实，赵琳上前替我申辩，他对那个人说：“咱们让在场的革命群众当面给评一评理，一个贪污公社食堂米面肉油的人，借群众运动之名，以整人来发泄私愤！”那人就骂赵琳：“你这完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可想用心多么恶毒？”
这次批斗会，僵持了半天，闹不下来。恰在此时，从人群里走出两个人来， 我定睛一看，一个是米粮局大队主任王拉生，一个人这个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唐兰锁，只以为他俩要上台质问我。不料，他俩却走到台上，五大三粗的唐兰锁来到与赵琳辩论的那个人面前，一本正经地发问：“斗不斗了？”那个人没好气地说：“这人都走完了，怎么斗？”唐兰锁就不客气地说：“你们不斗我们斗，我们村里的贫下中农强烈要求召开批斗大会，批斗走资派。”那个人气的叫骂：“还讲不讲先来后到？”谁想，离开会场后，唐兰锁等人就把我们放了。
我们三人回到公社大院，一进大门，张旭就向我请假，说是要带上老母亲去看病，结果躲到外地，再不露面了。一看机关无法办公，我让爱人带着孩子先走，我也去了岳父家了。没过多久，本旗武装部政委葛秀宽托人找到我，让我回米粮局公社实行“大联合”。我就想，自己没有参加过红卫兵组织，也不是造反派，这“大联合”与我也没关系呀？那人说：“我把话算是捎到了，听不听全由你，出了问题你担责任！”我说：“上级既然不让我离开本地，那我就回去吧。”后来，就躲进大灰壕赵补红苗圃里，每天和他一起劳动，以消磨时间。
这年秋天，一大批来自京、津、沪等地的知识青年，奔赴祖国北疆边陲的千家万户，大约有数百人落户于本旗的农村牧区，米粮局公社也分派来几十名，几乎遍及每一个生产队。不巧，这年入冬，各队普遍出现粮荒，好多社员得吃“返销粮”。由于缺口太大，一时无法解决。正在这时，全旗支“左”部队进驻各个公社和旗直机关，我们公社来了三位军人，其中一位是李排长。这天，他在张有福部长的陪同下，来找我谈话。他说：“全旗在实现‘大联合’后，各级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当前的工作就是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
接着，张有福部长对我说：“社员吃‘返销粮’这事儿，不只是我们公社的问题，前大滩几个公社普遍存在这种现象。目前，旗里已与乌盟军分区联系好了，由各地武装部出面协调解决，这需要我们入户统计数字。各地究竟有多大缺口？不能漏报，也不准谎报。”
一听这话，我就有了底气，一颗悬着的心，才落进肚子里。从此，我又回到公社机关，每天吃食堂、住宿舍。然后，再走村串队，抓紧统计数据，及时去向李排长汇报。这个人年岁不大，但很有主见，一看我办事如此认真，从不敷衍了事，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
过了一些日子，对全公社的缺粮情况，我完全摸清楚了，李排长就带我去见他们的领导。一直到事后我才知道，这个人叫王存林，他是全旗军管期间，当地最高首长。由于全旗的“返销粮”供应问题，全部由人武部负责落实。这样，我就算是与秦部长对接上了。当我把具体数据报上去后，他就让我回去组织车辆拉运。当时，所有的生产队，大都有胶轮马车，一听说去粮库拉吃的，差不多每天能组织十几辆车，没用几天工夫，就把任务完成了。
不过，这批“返销粮”，全部是玉茭子，又叫“白玉米”，据说是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它吃起来口感不如本地黄玉米，就是磨出来的玉米粉，也不能吃窝头， 只能做发糕。这样一来，总算帮助社员度过了难关。不久，本旗“革命委员会” 宣告成立，旗委书记王小波以“老班底”身份，进入革委会，担任“一把手”。本旗武装部政委葛秀宽以支“左”的代表身份，担任旗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四清”留任干部李贵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新任副主任的还有刘文德、范秀孔、乌云其其格（妇女代表）等人，这是本旗领导班子的又一次大调整。
不几天，米粮局公社“革委会”也产生了。当时，根据旗“三支两军”办公室要求，人口在万人以上的大公社，“革委会”组成人员为七人，人口在万人以下的小公社，其成员为五人。我们公社“革委会”的组成人员为五人：主任为任仲元， 副主任有张旭、张有福，成员有姚云梅，汪羊换。当宣读名单时，偏偏没有自诩为“造反派”的那个人。他不服气，就去质问李排长。他说：“你们不是说，要坚持 ‘三结合’吗？这里面怎么没有革命群众代表呢？”李排长据理力争，当场回答他：“怎么没有啊？汪羊换不就是贫下中农代表吗？”
一九六八年春节过后，按照以往年的惯例，全旗要召开“三干会”（即“旗直、公社、大队等三级干部会议”），安排部署全年的各项工作。然而，这年的“三干会”却迟迟难以召开。一直到临近备耕时，旗“革委会”才发出通知，让三级“革委会”成员全部到会。
这样，一下子聚集起一千多人。旗里招待所和科布尔镇的大小旅馆住不下，我们公社去的二十多人，只得住在西街小学的一个大教室里。由于小学生放寒假，我们就生起大炭火炉子，将课桌拼成一排当床铺，众人挤在一起。而周边几个公社的与会者，也分别住进了一中、东小、南小和北小等处。但吃饭则统一安排在旗招待所大餐厅和工农旅社的小食堂。
这次会议之所以推迟召开，主要原因是由“三结合”组成的各套班子，思想认识不统一。不要说别的议题了，就是这个大会报告，也是分组讨论了好几回了，可各说各的道理，都想往进塞别的东西。这天下午，旗革委会主任王小波参加西部四个公社（即头号、大滩、蒙古寺、米粮局）讨论组会议，听取大家发言。可是众人多是扯“烂席片”（方言，即“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之意），缺乏建设性意见。尤其是其他三个公社的领导，大多是借此机会向旗领导诉苦，不是说这个工作不好开展，就是谈那项任务难以完成，把个小组讨论会，几乎开成一个困难会，完全偏离开议题了。
第六十章
告别基层进旗委
当轮到我发言时，我说：“不好讲，不讲了。”王主任可能意识到了什么，就说：“没关系，有啥意见尽管提嘛！”我说；“这个材料我看过了，也想到几条意见。可担心提出来，与整个报告的调子不符合。”王主任忙说：“咱们开会讨论，就是想征求大家的看法，你别担心嘛，不论怎样，这个报告一定要写好，最终要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我就鼓起勇气说：“王主任，我觉得这个报告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通篇光讲形势大好，可对目前全旗的客观现实分析得不透；二是对今后工作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三是正因为盲目乐观，对下一步采取的措施不切合实际。”闻听此言，王主任说：“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也想到了。你还有其他方面的意见吗？”我说：“没有了，说得不对的地方，请领导指正。”
王主任说：“这个报告很重要，我们就是想用它来鼓舞斗志，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开一个新局面。”此时，这话头儿已经抖开了，我就大着胆子提了几点建议。我说：“要想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这个报告就应实事求是。第一，要把当前面对的各种困难讲明白，只有讲透彻了，才会迎难而上，才能战胜困难；第二，要分析清不利因素，这并非否定成绩，也不是与大好形势相对立，而是要正视客观现实，变不利因素为有利条件；第三，认清当前局势，才好把握今后的任务，当目标明确了，就会团结一致，为实现目标而奋斗！”
王主任听后，连连点头，又说“你看的中，提的好，想的也全面。”说罢，就离开会场。这时，其他与会者继续发言，但讨论的基调却变化了，一致认为我这三条意见，说到点子上了，还表示赞同我的意见。我对大家的鼓励表示谢意，过了一会儿，会议就散了。
我刚回到住地，旗革委会秘书许良斌就追过来了。他说：“王主任让你去他办公室。”我说：“马上开饭了，等吃完饭去吧。”许秘书说：“王主任正在等你，我保证饿不着你。”随后，我俩就快步来到王主任这里。王主任一见我就说：“你下午讲的那几点很到位，我已经想好了，这个报告由你来帮助重写。”我一听，当下就后悔了，本来只是提点建议，不想却摊上差事了，还是件“硬”差事儿。我就找借口，想推辞掉，便对王主任说：“这么短的时间，那几十页的报告，重写恐怕不赶趟了，还是把开场白修改一下，明早上会讲吧。”
不料，王主任竟恼了，他说：“那不行，这个报告是难修改，但必须得重新写，人手不够，我让王开元和许良斌给你当助手，由你起草初稿，让他们轮流抄写，明天我上台讲话前，必须交出全稿。”说完，就让许良斌领上我去找王开元。我只得自认倒霉，硬着头皮写吧，谁让我当着人家的面，提出几条意见呢？为抢时间，当晚我连饭也没顾上吃，连夜去干。
这个报告的初稿，是由许良斌先起草，王开元负责修改后易稿。但王开元与许良斌的看法不一致，就加入不少个人观点。而我恰好是个中间派，不受任何人的影响。第一部分基本上是党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语气，谁也提不出反对意见。第二部分我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写。最后部分基本是安排部署工作了，我针对前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对策。
我写好后，让许良斌抄写前半部分，他倒没说什么。当王开元抄写后半部分时，他就跑过来问我：“你这样写，王主任会这样去讲吗？”我说：“你就照样抄吧，反正我是这样写了，他怎样讲，我也不知道了。”王开元则说：“就看他怎样亮明领导班子的观点？”
我们三人直熬了个通宵，总算把这份将近百页的材料写出来了。早六点多，王主任过来了。他说：“我登台作报告前，先得熟悉一下材料。”我说：“不会误事的，我再复核一遍。”上午八点，王主任开始作报告，讲第一部分时，台上台下没啥反应。当讲到第二部分，完全是依照讲稿宣读。当讲到旗委领导班子自我剖析这段，这是最为关键的核心部分，王主任代表班子表态：“衷心感谢全旗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让我们再次担当重任。”当讲到此处，他站立起来，代表现任领导班子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并代表新领导班子表达决心，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带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他刚落座，台下响起一片热烈掌声。
在会议圆满结束，我要返回公社时，许良斌又跑来找我。我说：“大卡车马上就要开了，你又有啥事呀？”他说：“王主任要见你。”我怕误了车，匆匆赶过去，进屋一看：果然，他正在等我。一见我，他笑呵呵地说：“没有想到啊，你这笔头子还挺硬戳（方言：即“有力”之意）嘛？”听到领导当面表扬，我不好意思地说：“哎呀，差远了，当初那点老底子，这些年都快忘光了。”王主任则说：“还可以再利用起来嘛，我已经和政治组的人打过招呼了，准备将你调回旗革委会办事组工作，请你考虑一下。”这还需要考虑吗？我当即表示同意。
当时，全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地方上完全打破了以往“旗委”和“人委”之分，全部归在“革委会”管辖之下。全旗在“革委会”下面，分设政治组、生产组和办事组（后来改为“政治部”、“生产建设部”和“办公室”）。尤其是政治组，他的责权很大，包括原来的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而“生建部”则囊括了原来的计划委员会等几十个单位。
不几天，旗革委会政治组的调令就到了，上级通知我抓紧移交现职工作，尽快到新单位报到。这天，我们正在召开全社干部大会，在向大家传达完全旗“三干会”的精神后，我当众宣布了就要调走的消息。按照组织程序，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张旭，来主持全面工作。
待散会后，众人要欢送我，张旭说：“宰上只羊哇，好好吃喝一顿。”我说：“怕影响不好吧，‘四清’定下的制度，莫非你忘了吗！”然而，说真心话，从一九六四年起，我在这里整整工作了四年，对个地方我有感情啊！可革命者四海为家，我只好奔赴新的岗位。
我调回办事组不久，正赶上党中央筹备召开“九大”，各地从上至下选举党代表。内蒙古革委会给了我旗一个名额，要求是妇女干部。经过考核，旗革委会成员杨桂英符合条件，成了“九大”代表。她很荣幸地代表全旗各族人民，次年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当我将杨桂英进京要带的全部材料整理完毕，新的任命下来了，由我担任办事组组长。当时的办事组，只有两个副组长，一个叫刘方喜，另一个就是许良斌。组长位置一直空缺，当我履职后，全组共有五个人。由此，我上任的头一件事儿，就是去找王主任，向他申请往来调两个新秘书。他说：“行啊，具体调谁？由你来选择。”我就找到政治组的杨文斌（原任组织部部长），让他给选人。他就问我：“你手底下有合适的吗？”我说：“没有啊！”过了几天，他对我说：“经过反复筛选，有两个人的笔头子很硬戳，一个叫彭思清，大学毕业生。还有一女干部，叫云千金，善写大材料。”我说：“先看二人写的材料吧，再作决定。”
结果，这两人的写作功底都不错。后来，一起调入我们组了。没过多久，按旗革委会的安排，办事组改为办公室，职责范围扩大了，不仅担负文秘等工作， 还承担起了后勤服务等功能，我这个主任，就像一个大总管，还管理着司机、炊事员，会计等一大批人员。
然而，文秘工作好做，事务性工作难办，让我最头疼的事情就是照顾王主任的生活。原来，在挨批斗的日子里，把身体搞垮了，他的胃病非常严重。加之工作忙碌，按时吃不上饭，又导致溃疡面增生。平时不敢多喝水，喝水就反酸，牙齿掉了几颗，头发也谢顶了。
如今的他与几年前相比，若判两人。当年，他在大会上讲话，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声音洪亮，甚至不用麦克风。现在却是经常失眠，睡不着觉，整日萎靡不振。每当想到这个人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就想关心好他的生活，更何况关心领导的生活和工作，那是我分内的事情。这日，我去他的办公室请示工作，他就对我说：“任主任，你去安排一下，我要下乡去检查全旗‘三干会’后的落实情况，这次由你来撰写汇报材料。”
我们这队人马，只有四个人：王主任、秘书和司机，还有我，正好坐一辆帆布顶子吉普车。第一站到了三道沟公社，上午听了该公社革委会主任李青山的工作汇报，中午就在公社食堂吃饭。可是，王主任只吃了几口馒头，胃里就难受起来了，只好在伙房炕上躺下。李青山见状就对我说：“王主任带病工作，这怎么能行呢？我们公社卫生院有个老中医，名叫张日高。此人是祖传医术，对肠胃病很有一套，我们不妨把他叫过来，给领导把一把脉。”我说：“这太好了！”
不一会儿，老中医就到了。给王主任号过脉，又看了看其舌苔，便说：“这个病已经很严重了，西医叫胃溃疡，而中医则称‘痈’，若再控制不住胃酸，恐怕会穿孔。”听了这番话，大家都心疼王主任，已病成这个样子了，每天还不忘为党工作，真是个模范！
老大夫临走时，给王主任开了几副草药。我们就在该公社多留了两日，服过几付汤药，他的胃病似乎有点好转，就又带了老中医七包药，才到了铁沙盖公社。这次汇报工作的是该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王世华，这人四十刚出头，说一口清水河方言，虽然个别词句听不太懂，但是对该公社的工作，王主任总体上是满意的。这天吃午饭，王主任喝了一小碗面条。
这一圈转下来，先后走了三道沟、铁沙盖、巴音、布连河等五个公社，一共走了半个多月。当晚，我把王主任送回宿舍，他也让我坐下。自从调入这里后，他对我说话从不取心（方言：即“不见外”之意）。只听他说：“这次回来，前妻提出与我复婚，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一看他这样信任我，我就如实说：“按私情说，不应理她，在你最危难之时，她选择离婚，你患病无人管。不过，看在孩子的份上， 还是复婚为好，你毕竟是孩子亲爹，这样对孩子的成长有好处。”他说：“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不久，他和老婆复婚了。后来，因病情发作，只好去疗养。
（未完，待续）
作者近照
作者，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本期编辑：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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