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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先辈孤身走“口外”、北徙大青山、落脚后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再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歌猛进的时代气息，讴歌了建设者满腔热忱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
原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该书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奖。
第六十一章
分批举办学习班
俗话说：草叶枯，百病发。这年深秋时节，王主任因患感冒，引发咳嗽、呕吐，导致胃部出血。乌盟革委会领导获悉他病情复发的情况后，批准他回河北老家去休养。这个时候，本旗革委会领导班子发生变动，原武装部政委葛秀宽复员回到青岛，部长秦庆山亦调入盟军分区。上级便将章魁文（化名）从集宁市武装部调过来，担任本旗武装部政委兼部长，并接替葛秀宽，担任旗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职务。同时，上级文件规定，在此期间，由他主持全面工作。
就在王小波与章魁文交接工作之际，一场“挖肃”运动，又悄然而至了。不久，在本旗西南山区搞国防建设的解放军工程兵，以“军宣队”的名义进驻察右中旗。当时，为适应战备需要，已取消旅级建制，军队实行“三三制”，由师部直辖各团（即每团为三个营，每营为三个连，每连为三个排）。这支番号为 8696 的部队，就是奉命在旗境内“深挖洞”的边防军。
当时，按照“军宣队”的部署，将挖“新内人党”作为这次运动的主攻方向， 各公社又成了重点，曾经是我的好助手，后任塔布公社党委书记的孔三文，只因抗拒莫须有的罪名而致死。大约在一九六九年底，由于怀疑我是“内人党”，遂被停职了，每天接受监视。一天，我在走廊墙壁上，看到一条标语：“贼头（即指政治部主任冯世礼）你往哪里跑？滑头（即指任仲元）你也跑不了！”我感到大祸临头了。果然，当天傍晚，专案组就找我谈话了。第二天早晨，我穿好棉衣、棉裤和皮袄，戴好皮帽子，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被抓捕，免得冷冻受罪。走到革委会大院一看，冯世礼也是这种装扮，我俩在过道里相遇，只是一脸苦笑，谁也没有说话，互相不敢交流。
我就一个人孤坐着，一直在等待，可依旧不见动静。正在疑惑间，一个年轻军人进来了。他身穿绿军装，上下四个兜，我就知道他最起码也是个连级干部。当时，为体现官兵平等，全军已经取消了军衔制。不论将军或是士兵，一律头戴五角红星，领口佩两块红领章。唯有看衣兜来判断军人职级：普通战士只有上衣兜，没有下衣兜，连级以上干部才有下衣兜。
一见我这身装束，他很疑惑，便把一个鼓囊囊的档案袋推在我面前，意思是让我拆开看。我小心翼翼，抽出来一看，竟是一份揭发材料。那里面抓住一个事实不放：即几年前在集宁邮局发现的那个包裹，里面是反革命传单，内文曾提到“内人党”会邀请蒙古国一个文化团体来访问。也许是一种巧合，这年确实有一支外蒙古歌舞团来华演出。现在有人以此为依据，怀疑集宁市公安局内部肯定有“内人党”分子，他不仅隐蔽了所有传单，还作为奸细在公安内部潜伏至今，一直压着这个案底。由此推断与分析，甚至认为我就是那个奸细，今天终于露出尾巴了。
这下子，我可是有口难辨，简直说不清了。由于无人知晓当年我侦破这起案件的经过，面对眼前这个外乡人，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回去写证明材料，第二天，我将连夜写好的交代材料送上去，一直不见答复。心想，我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个罪名，坚决不能承认，一旦成为反革命，自个倒霉不算，后代儿孙跟上我永万辈子难以翻身。那段日子，我是提心吊胆，心力憔悴，夜里失眠，辗转反侧，熬至天明，真是度日如年啊！
可就在这段日子里，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不久，党中央“五·二二批示” 下来了，全区“挖肃”运动宣告结束。不久，全区各盟、旗、社三级，从上至下，全部实行军管。内蒙古“前指”总指挥为华北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成员有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堂；乌兰察布盟的最高军政首长叫周依冰，级别为正军职， 成员有军区后勤部政委王怀宝、参谋长祁德岗等人；察右中旗军管领导小组的组长是张春荣，常务副组长为彭国泰，委员为高贵生等人。
时隔不久，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会议《纪要》， 以解决全区边境线东西跨度太长的备战问题。先后将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盟划归甘肃省管辖，将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划入黑龙江省，将昭乌达盟划入辽宁省，将哲里木盟划为吉林省行政辖区。
一九七○年初春，全旗以办“五·七干校”的方式，将在“挖肃”当中受管制的各级干部分批集中到本旗的两大林场去办学习班。这项工作的组织和部署， 光靠外地来的军人，因不熟悉当地情况，还需要当地干部来配合。这样，我和冯世礼、杨文斌等人，最先被启用起来，以旗革委会的名义，配合这项工作。经过初步筛选，第一批办班的为一百五十人，共分为四个班。按照当时的方案，住宿地由东梁林场和附近生产队提供，伙食费则由旗里统一负担，我们主要是负责后勤工作。这个学习班的召集人是老干部范秀孔，我是具体负责人，赵占魁是食堂管理员，王开元和刘方喜是生活管理员，会计是由东梁林场的人员兼任。
不久，第二批参加学习班的人员也确定下来了，主要对象是各个公社在“挖肃”中受迫害人员。办班地点设在大南沟林场，组织管理由杨文斌等人负责。这个学习班是仿照乌盟在丰镇举办的盟直干部学习班的做法，主要是搞斗私批修，消除派性，端正思想，维护稳定。可这些学员最关心的是何时平反？尽管每天三顿饭，不离馒头烩菜，好多人却不安心。
然而，本旗的落实政策工作，依旧步履艰难，进展缓慢。一直等到次年春天，平反工作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按文件上的提法是甄别真伪，但实际操作就是“一风吹”。因为新“内人党”这个组织，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不论再怎么甄别核查，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真实的存在。由此，在第一轮落实政策中，就是给全部受害人摘帽子。过了些日子，这个风声就传到学习班里，一些人就开始请假了。还有些人干脆连假也不请了，就陆续溜走了。
原准备办三个月的学习班，不到两个月就无人了，我们这些管理人员也成了空架子。后来，我们把这里因开班而置办下的全部桌椅板凳以及锅笼碗勺等东西，全部搬迁到大滩公社黄芪沟大队。那儿的大山里有当年边防军工程兵挖山洞、搞国防建设时期建造的一批“战备营房”。这样，黄芪沟便成了全旗“五·七干校”的新地方。数年后，又与旗委党校合并了。
从东梁林场返回来，我就没有再回原单位，由于在我“停职”期间，办公室主任的职位已经被人顶替了。这时，恰好生产建设部部长贾根宝另赴新任，上级就让我接替其位置。其实，这个岗位很重要，相对于办公室而言，这是一个掌控全旗经济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
当时，一些生产单位停业后，一直没能恢复起来。生产建设部的主要任务是抓生产，没有相应职能部门怎么办？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把原有单位的牌子继续建立起来，再把流失的人员安排进来，尽快完成生产任务。经过向张春荣请示后，就由我主抓此项工作。
这年春早，眼看进入播种季节了，可旗里的农机供应站，因为瘫痪好几年了，无法为各公社提供春播所需农机和配件，基层若有需要得到集宁去购买，时间一长，把机耕队也给拖垮了。我们便在生产建设部下面，设立了农业机械科， 让闲在家中的纪焕担任该科科长，由他选调工作人员，及时制定工作方案，恢复各公社机耕队，为全旗农业生产提供良好服务。
一天下班回家，我在街上遇见了原旗计委主任赛毕力格。他说：“在家闲得实在坐不住了，看能否寻个工作先干上。”我说：“你是科局级正职领导，我没权利安排你呀！”他说：“你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看一看有哪个单位需要人，先给我寻找个干活的地方。”
当时，科布尔镇作为旗府所在地，人口不足三万。一条十字街，便是商业活动中心。曾有好多人找我反映，说原来的市管所没人了，单位只留下个看门老汉。那天，我去卖菜摊子一看，各家货主随意乱设摊点，挤占马路，人行困难，影响交通，看来确实需要加强管理了。当我从菜摊子上，绕了个半圆圈儿，刚走到街口，正要往返回，恰巧遇上了赛毕力格。
我说：“科级单位领导职数现在都满了，你愿不愿意去个股级单位？”他说：“有个单位就行。”我就与他商议：“你要同意的话，先把市管所恢复起来，你若不嫌官小，就当所长吧，人员可以从各处调派。”不料，他毫不推辞，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过去的物价所等单位，本属计划委员会管辖，他干起这项工作来，完全是轻车熟路。不几天就制定出市管收费标准，还把一些零散的手工业者，统一归拢为“综合社”，并按行业、分门类进行全面管理。
一眨眼秋收开始了，全旗的粮食收购任务，突然又摆在眼前。可生建部只有一个计划科，往年粮食收购时，只由计划科给各家粮库分数字。这年的粮油收购任务特别重，没有人手怎么办？我们又成立了财粮科，让刘永福当科长，给予其管理职权，来负责这项工作。
过去的生建部内，只设有民政科，但是全旗劳动调配任务越来越多，我们又成立了劳动科，由蒙古族干部德格吉尔呼担任科长，配备给几名工作人员，最后又单独设立劳动局。不久，本旗原“人委”老部长史祥，也被安排到生建部工作了。他是给我当助手，协助抓好农牧业工作。这样一来，我们生建部的职能部门基本齐全了，各项工作也算有了头绪。
第六十二章
维护大局保稳定
不久，全旗革委会成员进行调整和补充，在原有班子人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李斌、冯世礼、任仲元、杨文斌等人为新成员。这一时期内，全旗军管会的主基调就是要搞好团结，反对派性，斗私批修，再立新功。特别是要求领导班子起带头，全面维护好稳定局面。
这个时候，章魁文（化名）仍然担任全旗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职务，他主要负责落实政策方面的工作。当我到生建部工作后，他经常找上门来，总让我以生建部名义，出面解决一些问题，从而替他分担一部分责任。但这事干久了，我不愿意接受他的请求。可他一会儿叫我老领导，一会儿称我老上级，弄得我没办法，只得勉强答应。
本来，章魁文和我属于老相识。早年他在集宁市郊马莲渠公社武装部工作。在我调入集宁以前，他已升任该市武装部副部长了。在“挖内人党”中，他是察右中旗“挖肃”运动领导小组的成员，眼下就由他向受迫害家属做安抚工作，每天开口就是给人家说好话。一些人对当前政策不理解，就向他撒恶气，他心里岂能没有怨言？
一看我同意帮忙，他很高兴，就对我说，全旗公安系统是个最难缠的地方， 一些上访者，天天来找麻烦。这些日子由李兴（全旗革委会成员）负责做抚慰工作，咋也拿不下来，我想让你去啃这块硬骨头。你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好多人与你是老相识，工作也熟悉。
听说李兴（化名）已插手了，我就想打退堂鼓。当初，正是他指挥上人，在公安系统乱折腾，伤害了大家的感情，反而让我去替他擦屁股？但经不住章魁文的左缠右磨，我这个人心软，也就不计较以前的旧事了，答应共同处理好公安系统的上访工作，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
座谈会上，大家谈论的共同话题，就是那些患有大病者，需要住院治疗，小病者需要休养。我答复说：“这有患就得治，有病就得看。现在就捋一捋，患病的人有多少？”人们当下搬住指头就往出数，光指名道姓就统计出来七八个人。我就当场承诺：“以旗革委会名义，支出一千元，优先照顾这些人。凡是需要住院的，由本单位给派陪床人员，每日补助二角钱。病人先预支一百元，等回来实报实销。”有些人不相信我的话，担心光答应不办事。有人当面就写下借款条， 让我签字。为消除他们的顾虑，我当下签字，很快处理妥了这码事。
不久，全区落实政策工作开始了，旗里成立了专门机构——“落办”（即“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为李兴，由章魁文分管。可没干几天，就顶挡不住了。这本来就是件麻烦事儿，需要抚恤的对象多，谁都想要提高抚恤金的额度。实在没法子，李兴装病跑了。章魁文又来找我。我说：“章部长，你又来干啥？莫非想让我当‘替死鬼’？”他还是老一套，央求我说：“李兴自称熬下病了，实际上是躲避起来了，你去顶挡一下，就等于帮我个忙！”我说：“看在你的面子上，看来我不帮也不行。但是，我有三条要求，咱们事先约定好。”他说：“行，你说吧。”我说：“第一，我这里还有一大摊子活儿，我只是临时帮忙，不担负任何责任；第二，眼下那里是人手少，工作量太大，你应当增加工作人员；第三，建议在旗革委会招待所内，占用几个房间，实行集体办公，当面做解释工作，当面解决问题，不要拖延。” 我之所以要求在招待所办公，只是因为那里既有吃处，又有住处，对那符合照顾的对象，可以做适当抚慰，最主要的是要安定人心。没出半个月，事态慢慢平息下来，李兴又上班了。
后来，为捋顺工作关系，在各公社和野外厂矿，也成立了“落办”组织，层层做好安抚工作，发给伤残补贴。我记得二号地公社“落办”负责人是陈文亮，米粮局公社是由刘永胜负责，黄羊城公社负责人是黄儒，塔布忽洞公社是由雷天禄负责。这些人对审核把关非常认真，凡事先调查清楚，既防止有人浑水摸鱼， 又不漏掉符合条件的照顾对象。由于办事公开公正，省去不少周折。
然而，工作中最为棘手的事情，并非兑现政策条款，而是应对群体上访。本旗境内的苏勒图煤矿，属于地方国营企业，由于发生安全事故，后来酿成矿井停产的恶性事件。本来在事发初期，旗革委会曾派出副主任姚家骥带人去做过处理，但是矿革委会主任张杰（化名）对此有抵触情绪，反鼓动矿难家属在闹事，结果将内部矛盾激化为外部对立，导致家属围攻矿革委会。
这天，我带着有关人员赶赴矿山，连夜召开矿工座谈会。待散会时，已快半夜了，我也没有去住矿里的招待所，却住在矿工宿舍内。只因在会上，我一眼就认出了倪宏义。原来，我在米粮局公社工作期间，他是这个公社西山湾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尽管好多年过去了，可他对我曾给予的帮助，依然铭记在怀。这次意外相会，我俩就成了老朋友，反倒是他提供的真实情况，给了我很大帮助。我们入矿以后，之所以连饭也不吃，水也顾不上喝，立刻召开座谈会，就是想平息群众的情绪。一方面是调查了解情况，更重要的是让矿工和家属们看到上级来人了，对他们的集体诉求很重视。如果住在招待所里与矿领导吃饭，群众还会信任我们？
在矿工宿舍内，倪宏义与我详细交谈，他说：“我招工来到矿上，就跟上马师傅下井，当掘进工。我师傅在这次事故中不幸遇难，我师娘是个开通人，她不是得理不让人，也不想讨奸耍滑去讹人，就是想多领点抚恤金，这本无可厚非，也属正常诉求，可她经不住别人蛊惑和煽动。一听矿上吓唬她们，还用政策压制遇难矿工家属，不允许谈条件，不让上访，这些人吃软不吃硬，谁也不服气，其他人也是这种情形。如沟通顺畅，绝对不会闹事，”第二天，我才与矿革委会成员见面，又单独与张杰进行交流。不想，他也是一肚子委屈，还未说清事故原因，就向我们倒苦水：“马师傅的遗孀，简直就是个疯婆子。要不是我跑得快，那天脑袋早开花了。”可他刚离开，矿革委会副主任唐明则讽刺他说：“这简直是在说笑话，马师傅老婆，一个妇道人家，怎能打烂他的脑袋呢？我看是他把人家给惹翻了。”
一见张杰端杯水，又走进来了，老唐就不说话了。可张杰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不高兴地说：“人心不齐了，矿里有了好处，在座的都捞着，一旦出了问题，就由我一人扛着，这营生实在没法再干了。”一看他黑下脸了，众人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一看班子成员到齐了，我们这些来人，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共同商议怎样解决这次矿难补偿以及其他问题。
各种意见尽管难以统一，但对死难矿工的同情是一致的。最后，经过几方反复协商，初步达成补偿结果，凡遇难矿工的抚恤金，按政策规定去办。但是，对待矿难中的特殊困难户，应给予一定的经济倾斜，由矿里拿出部分资金，予以适当的生活照顾，双方签订协议。
上世纪七十年代，干部职工普遍实行低工资，当地煤矿工人的月工资，人均也就是三十多元。矿里拿出数千元现款，再加上国家政策性补偿，外加死亡埋葬费，这几项累加起来，相当于普通矿工三年收入的总和，矿革委会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家属上访随之平息。
当我们再次召开矿难家属座谈会，通报矿革委会的决定后，特别强调了双方相互协商的重要性，并指出补偿金均可按照国家政策适当照顾。所有遇难矿工家属表示愿意接受。最后，我们又配合矿里召开全矿干部职工大会，矿工代表倪宏义上台发言，表示马上恢复生产。
后来，全区又出台了新的政策，“落办”由临时机构，转变为常设机构了。按照政策规定，凡是在“挖肃”扩大化中受到迫害的人，每个家庭可以安排一名子女就业，其实就是给一份“正式工”指标。如黄羊城公社的王俊，塔布公社的孔三文，二号地公社的李秉仁，布连河公社的景大娃等人，其家属都享受到了这项特殊待遇，他们从内心感受到党的关怀。
我到“落办”帮忙，纯属兼职顶工，在平息这两件大事后，李兴也调走了。这个时候，章魁文虽然仍在位上，可他已不好意思，再给我压担子了。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在每项审核办理当中，又有很强的政策性，旗里任命高风鹤为主任，办公地点迁回旗革委会。（未完，待续）
作者近照
作者，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本期编辑：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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