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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先辈孤身走“口外”、北徙大青山、落脚后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再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歌猛进的时代气息，讴歌了建设者满腔热忱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
原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该书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奖。
第六十三章
黄芪沟里建医院
这年入冬，根据上级指示，需要在本旗西北山区内，建造一所战备医院，以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不隔几日，乌盟军分区派出祁参谋长协助我旗搞医院选址，由于涉及到物资供应和人力调派，旗革委会指定由生产建设部（简称“生建部”）为牵头部门，全力搞好配合工作。经过对地形地貌的反复比较，我们认为将这项战备工程，设在大滩公社较为合适。
大滩公社一带，抗战时期称作“绥中”，当年以贾长命为首的中共绥中地委，就把大滩周边开辟为流动办公区域。这里山大沟多，迂回纵深，曾经是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那时候包括陶武区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民主政权陶林县的工作人员，一直活动在大滩这一带。
却说祁参谋长这人，真是个急脾气。这日，他们一行五人，乘车抵达科布尔镇后，刚和我们接上头，连口水也顾不上喝，又驱车出发了。到了大滩公社，我们马不停蹄，由公社革委会主任杨富贵当向导，指引着大家去实地勘查地形。这一带属于大后山腹地，战略位置很突出。祁参谋长在军用地图上，将一些重要地点，一一标注出来，作为备选的多个参考。
最后，经过研究决定，在距离大滩公社机关六公里的黄芪沟里建造一处战备医院。此外，由于这里的地形地貌易于物资隐蔽，战略位置优越，上级又临时决定，在距其十二公里的地方，再建造一座军用修理厂。这两处工程的具体设计由他们负责，由我们负责材料供应。
不几天，祁参谋长再次来到科布尔镇，不仅带来了设计图纸，还带来了一支精干的施工队伍。因在寒冬施工，他们想办法克服困难，打混凝土时，在水泥里掺合咸盐，用烧热的开水拌沙子，夜里生起火炉子，给墙体捂上棉被。在较短时间内，主体建筑结构就垒起来了。
当房屋盖顶需要木料时，人手不够，我们不仅组织供应材料，还给抽调了二百多名壮工，全部是由武装部从基干民兵中选拔而来。包括盖房使用许多柳条和栈片，全是从卓资县红苕公社协商调运过而来。因后勤保障及时到位，祁参谋长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可是不知为什么？在购置内部设备最为紧张的时刻， 祁参谋长在电话里将张重山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这位张重山是前个阶段才接替张春荣而到任的，据说是一份有关祁参谋长最重要的电话记录，不知是秘书记错了，还是张重山说错了，从而导致了采购失误，令祁参谋长发怒了。后来，奉上级命令，由彭国泰接替张重山主持工作，把这两个人的位置，互相对换了一下。我们大伙跟上祁参谋长工作，必须雷厉风行， 跟上他的步伐。就像在打一场战役，时时刻刻高度紧张，就连睡觉也会想问题。当战备医院的基建完工之后，我就先回到旗里了。
我为啥能在军用修理厂尚未建起，就离开了国防建设工程呢？原因是我家里出事了：二儿子突然得了急性脑膜炎，危险要了小命儿。这一年，我家已满七口人了，由于家里孩子多，爱人关照不过来，老岳母常年帮助照看我二儿子。可我岳父家里也不富裕，老人家以给单位下夜谋生。
我二儿子，小名儿叫利民，当时也就是六七岁。一天晚上，他跟上姥姥到隔壁串门，可巧人家堂屋放了一口棺材。这户人家的老爷子近来病危，儿女们正张罗办后事，就把棺材舁回来，在家里装裱刷漆。当娘孙俩跨进门槛时，这个小家伙儿，一看到黑乌乌的棺材，就有点害怕，死活不肯进去，可他姥姥拽住他的小手，硬把他拉进里屋，唠了一会儿家常，就回去了。
当天半夜，小孩子便发起高烧，不停地说胡话，老岳母就给他用黄裱纸沾身，放在灶火口焚烧驱鬼。她本是个家庭妇女，只以为靠迷信手法，就能给小外孙祛病保安康。结果，因为高烧不退，这孩子已开始抽搐了，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这时，我的四小姨子，也有十三四岁了，已经上小学了，她觉得治病靠讲迷信，肯定会误事儿，就跑出去找我老岳父。
当时，我老岳父正在他家附近的乌盟计委门房值更，一听小女儿慌慌张张地说，小外孙子病重！他就飞跑回家，不由分说，从炕上抱起小外孙子，赶快就往医院跑。当时，在九龙街郊外，有一家解放军医院，代号叫“二八○”。我老岳父一口气跑出三里地，才将孩子送到急诊室。这所医院昼夜有人，只要是危急病号，不用交钱挂号，可直接抢救。这样，我儿子才脱离危险。当时的医生说：“这孩子好危险，若再迟来半小时，那就烧坏脑子了。”
我儿子能得救，全靠他姥爷跑得快。当时，没有家庭电话，也不懂得叫救护车。那年，我岳父已六十多岁了，若是一般老人，到了这把年纪，走路都喘气， 不可能飞跑起来。可我岳父这人，常年跑外揽活，不论路程多远，从来舍不得坐车，全靠两个大脚板子步行。还有一点，他是个毡匠，靠耍手艺谋生，一年四季洗毛擀毡，这些营生全靠两条腿来回直蹬，赤足戏水。日久天长，练就一副好身板儿，大腿上的肌肉特别发达，小腿子也非常有劲儿，若遇上个急事，快步如飞，就连年轻后生也追不上，他的饭量很大，一直活到九十岁。
我赶往集宁后，孩子的病情已稳定了，又住了几天，就接回家里了。我去给医院补交看病费用，那个院长是军官，他说：“经我们研究决定，这笔费用全部免除。老百姓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责任。”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军民鱼水情，那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可不是图个名声。
过了不久，我就把孩子从他姥姥家接回来了，他快八岁了，可以上小学了。他母亲也是担心这孩子身体不好，防止再闹出个毛病来。就在让不让接走孩子的问题上，老岳母很不高兴，她可能是仍在怪怨我嫌她讲迷信，不是赶快往医院送，危险耽搁了孩子的性命。
据说，孩子发病后，左邻右舍女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这孩子是跟上野鬼了，半夜三更才来索命；也有的说，这小孩子不满十二岁，就算未成年人，他们能看到好多阴界的鬼影。那天晚上，他肯定看见来勾那个老头子灵魂的无常了。所以，他就死活不愿意进去。最后，他病好了，那个老头子死了。其实，我根本不信那一套，自从参加工作后，一直在公安战线。所以，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在我的影响下，我们全家人都是无神论者。
我把二小子从老岳母家接回来，已快过农历大年了，我赶忙奔赴大滩公社的国防建设工地。待军用修理厂建成后，一直作为备战设施而存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由军用改为民用，为察右中旗农机厂。数年之后，这处工厂与本旗的另外一家机械厂合并，改称“察右中旗农业机械修理厂”，人们都管它叫“大修厂”。过了数年，改制后倒闭了。
尤太忠主政内蒙古后，全区行政管理向依靠地方干部转变。这年五月中旬，为保证各级地方政权的运转行使，亟需一批骨干力量，尽快充实到各个地方、各个岗位，抓好各项工作。为此，要求各地先抓紧搞“试点”，尔后，自下而上、由盟市到各旗县，由农村到牧区，逐步总结恢复各级班子建设的做法和经验，从而全面推广开来。乌盟革委会在传达尤太忠主任的指示中，步伐坚定，一马当先，走在了全区的前面。大约在六月下旬，就组织了全盟各地配备领导干部学习班，原则上是选调准备使用的人员参加，然后充实到各行各业去。
一直等到七月底，全盟各地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才起步。由此，各旗县的领导班子，又搞了一次大调整。察右中旗革委会领导章魁文被调到兴和县，还有些旗县革委会的领导也异地调动了，这是为适应军管结束后的客观形势。这日，我接到上级通知，一共有三十八名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属于本次干部交流的范围。次日，由革委会副主任刘文德带队，前去乌盟革委会集中学习。这次学习班为期半个月，所有人员被分为两个组，并由刘文德和史祥分别担任学习组长。每天学习的内容是消除派性，斗私批修，改造思想，适应形势。
当学习班结束后，上级来人宣读分配名单，点到谁的名字，本人就站起来， 当场表态，即表示同意尽快办理交接手续，马上到新单位去报到。我们旗里去的人，绝大多数被点名了，我被分配到了兴和县委。当时，交流到兴和县的有不少人，记得名单上第一位是该县原革委会的“一把手”，第二位是原卓资县革委会副主任老姚。我被排在第三位，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
当天下午，各旗县学员举行调整后的见面会，老姚和我被引到兴和县同志们的住处，大家互相见了面，热情地握手问好。次日，我旗参加交流的干部回到本地交接工作。察右中旗生建部新任主任为杜文士，副主任为交流干部敖常柱，我去腾空办公桌，就等于交接了。
第六十四章
发展工业打基础
当我办完移交手续，从革委会大院出来，迎头碰上了杨文斌和史祥二人，一问他俩也是来办理调动手续。看上杨文斌的态度似乎有点消沉，他是一个本地干部，本来就不愿意离开老家。在这次干部交流中，他被分配到清水河县，史祥被分配到托克托县。过去，人们常说“托和清”是穷地方，历史上多出土匪，乡民们不听话，领导难以管理。往年谁也不愿意到那里当干部。不料，在这次分配当中，我们这三个人，偏偏被分配到了“托和清”。
我们三个人在相随往回返时，杨文斌就说：“这手续已经办了，再住上几天走也不迟。”史祥这个人比较胆小，他说：“军令如山倒，上级要求我们必须马上到位，迟了恐怕不好吧？”而我这个人，平时办事，虽说较为谨慎，但这次确实是家里老婆和孩子没有安顿好，也就表示同意迟走几日。结果，史祥便不再坚持了，也随了大流，我们就在家里，又住了三日。
不料，到第四天头上，我们正准备出发，留守处彭国泰就派人来通知我们， 马上到留守处听候指示。等我们到达后，彭组长脸色严肃地向我们宣布：“今接到上级领导命令，杨文斌、任仲元、史祥等人，由于没有按时到达领导岗位，其原分配职务作废，待原地安排。”
一听此令，我们当下傻眼了。原来，上级领导说话果真算数，一言九鼎。这条命令，把我们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一看事已至此，已没有办法了，我们几人面面相觑，只得等候重新安排。直到此时，彭组长才口气缓和地对我们说：“你们这几个人，怎么搞的？本来都是县级领导班子成员，那面急等着展开工作呢！可惜无法过去了。进这里的领导班子，也不可能了。”
返回家的路上，杨文斌发牢骚说：“不让去正好，原来我还不愿意去！”史祥则有些懊悔，他本想换一个新环境，再大干一场！我却是说不出来是种啥滋味，可谓酸甜苦辣都有。回想起这些年来，走了那么多地方。其实，不论旧地方或是新地方，在哪儿工作都一样。
过了几天，全旗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全旗成立新的党委会。我们三个人虽然也被选为代表了，却是无法进入候选人序列。经过一轮投票选举，连个委员也没选上。直到这个时候，杨文斌才说：“如果听上史祥的话，咱们早走上三天，我们的职务都是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随后，按照党委会选举结果，对旗革委会领导班子重新调整，由李贵担任党委书记，旗革委会主任。在本旗新产生的革委会成员中，新增加的副主任还有杨桂英、高有亮等人。他们当中的杨桂英，为党的“九大”代表。后来，她曾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保送上了清华大学。而高有亮则属脱产“工分干部”，他本是铁沙盖公社义发泉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农业学大寨中，带领社员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为全旗“林、田、路、渠”四配套的样板和典型，遂被提拔到革委会里。在这次全旗党委会选举中，杜文士当选为副书记；在旗革委会增选中，敖常柱进了革委会。这样，就把生建部主任和副主任的位置空出来了。经过革委会研究决定，我和史祥又官复原职，分别担任了主任和副主任，等于原地兜了个圈子。史祥总觉得窝气，托人四处活动，调到盟粮食局担任副局长。而杨文斌则担任了旗委组织部部长。
当时的工作环境，总体上看还是平稳的，但是像生建部这种办事机构，好多工作却开展不起来，由于过去的好些规章制度，后被视作新生事物的障碍给废弃了，一些人工作起来不是不敢干，就是不愿干，还有一些人是不想干。一些工作人员惧事畏难，给部门工作造成很大阻力。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调整工作方向，一方面解决大家的思想认识问题，一方面把过去几年里被废弃的规章制度，再重新建立起来。这个时候，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决心大干一场。日常工作大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而我则腾出手来，专门抓全旗工业生产。
当时，本旗工业基础薄弱，科布尔镇内没有新型企业。国营企业除苏勒图煤矿外，野外厂矿还有石棉矿和石灰矿等，大多经营不善。像石棉矿因采掘手段落后，几年前已下马了。本地金矿虽说在几年前就发现了，可是黄金属于国家稀有资源，最初只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黄金部队开采。据说，在本旗金盆公社境内， 还发现了多处含有砂金的矿藏和矿脉带。
恰好这年“国庆节”前夕，乌盟革委会组织召开第一次“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会上就提出来发展“五小企业”，（即小水泥厂、小化肥厂、小水电厂等）。那个年代里，人们每干一项工作，就像搞比赛一样，一定要求形成个热潮。各级部门就出来造势，只要有新项目，一路开绿灯，要资金给拨资金，要工人给招工人。这样，大办小企业，就刮起一股风。
我们就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开办一个金矿，先列入国营企业，名正言顺地挂牌子。其实，早在一年前，旗里曾办起个采金队，领头人就是段如意。此人是个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曾当过大青山抗日骑兵团团长黄厚的警卫员，后来又升任该团红马连的连长。一九四九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陶林县马车社社长，只因本人不识字，革命资格虽老，职务却不高。几年前，当听说金盆公社发现砂金后，他就自告奋勇，声称要报答党组织，去洗砂金，再立新功。据他说，少年时，曾跟随老师傅掏过砂洞， 洗过黄铜，会使用手摇盘。后来，他通过托人，找到时任金盆公社党委书记姚文广，以开办社队“集体企业”名义圈出用地，又从老家带出来十几个年轻后生，采用最原始的手摇盘方式，去野外掏山洞洗金子。数日前，李贵书记找到我，说是段如意向他请战了，想往大扩摊子。
随后，我就主动找段如意相商议，他说：“你的思路，正合我意。其实，我原先的想法就是能把金子洗出来，这事若办成了，再往大铺摊子。”我说：“这条件是现成的，淘沙洗金子，省工见效快，这事大有发展，眼下正是你往开铺摊子的最好机会。”他就顺势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需要招收洗金工，还需配备交通工具；二是当下先租民房住，日后需要盖房子；三是得给三千元开办费，解决人员补助问题。我说：“这些事情都好办，你去张罗办吧。”
当时，上级有新精神，只要选中项目，不仅大力扶持，还拨给启动资金。我们就向盟里打报告。随后，我又从国营东梁林场，给平调过去几辆马车，作为他们最早的运输工具，就连车倌也跟过去了，最后也成为他们的工人了。不久，上级就给旗里批下来三十多名用工指标，还给下拨了开办经费。老段就用这部分钱，在西菜园村盖起来第一批土房子。
段如意带出来的这伙人，全都是他老家的村里人，个个能吃苦，还听他的话，就像子弟兵。他指向哪里？这伙年轻后生就干在哪里。在大地封冻前，他们洗出一斤六两砂金。这天，他用红布包好，亲自带回旗里，还说要放到我办公室，让我来保存。我说：“这可使不得呀！一旦丢失谁也说不清。”后来，他就提出要卖砂金，过大年给工人发点补助。因为他带出来的这些人，全都是生产队里的社员，每日给记工分，他答应每日每人给补助三角钱。
然而，砂金属于特殊产品，本旗银行无法收购。最后，只好开上介绍信，到内蒙古自治区去找地方出售。可是人民银行无法确定成色，即含金量是多少？只好找到地矿冶炼所，人家用试金石衡量过后，报告单子显示九十五点五，含量属于高品位，每克售价只有三元钱。
一包金子卖了不足三千元，大部分存入储蓄所，老段只拿走一少部分。他手下那些人，过年见了新票子，欢天喜地购年货。第二年开春，当地一下子跟去三十多人，正好顶替那三十个招工指标。淘金子是个受罪活儿，整天泡在水里， 老段手里攥着招工指标，却只招农村人，坚决不要市民户，他是担心城里人吃不了苦，如若半路地跑了，就浪费了他的指标。
阴历七月前后，正是淘洗黄金的最佳季节。老段带领工人们埋头苦干，把矿部的办公室也盖起来了，我们又招收了一批工人，生产规模比上年更大了。后来，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任命段如意为矿党委书记，又经他提名，把同样是军人出身的武根虎调到金矿，担任首任矿长。后来，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效益越来越好，在小金矿的基础上，经上级批准成立国营“一○三矿”（当时的保密代号）。从此以后，全旗的黄金开采便走上了正轨。
办妥金矿的事情，我就着手恢复石棉矿，只因不是新项目，资金短缺乃是首要问题。经请示上级，答应给予贷款。当时向银行贷款，尚属于经历各种运动后，开办的新鲜业务，但是需要经济担保。我们就以旗财政承诺作抵押，贷款五万元。先用一万元买了一台推土机。又用这些钱做开工费，修公路、盖车间， 建工人宿舍。可是，一切准备妥当，却无法开工。
原来，在清理矿场时，发现了大量的废渣，还有过去开采出的石棉，既未加工，又没分离，产品和渣滓交织在一起，无法出售。这时，我就想到先招兵选将， 再处理遗留问题。经过考察，将国营苏勒图煤矿的冯满银调过来，担任石棉矿党总支书记。他是早年从河北唐山煤矿对口支援边疆建设而来的技术人员。多年来，作为基层骨干，一直在煤矿第一线。
后来，经他本人推举，我们又把冯士英调过来，担任石棉矿矿长，这两个老冯，都是老矿山，又是建矿内行。在建设期间，一是团结默契，二是熟悉业务，三是有销售门路。不久，就把矿山搞起来了。这时，又招收了一批新工人，经过技术培训后，石棉矿便恢复了。
在处理矿渣时，他们坚持边加工、边出售，当年的销售额就实现十万元，除去贷款和生产费用外，余额五万多元。第二年，在此基础上，我们于科布尔镇东郊，筹建石棉厂。该厂最鼎盛时期，拥有生产工人五百多人，年均实现利润五十多万元，成为全旗最好企业。
就在这一年，我们还根据本旗盛产马铃薯的实际情况，在科镇东门外筹建了粉条厂，将原二轻局副局长温来富调去当厂长。由于原料充足，出粉率高， 该厂效益也不错。据统计，当年国营金矿实现利润 140 多万元，石棉矿达 160 多万，全旗为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未完，待续）
作者近照
作者，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本期编辑：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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