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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先辈孤身走“口外”、北徙大青山、落脚后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再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歌猛进的时代气息，讴歌了建设者满腔热忱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
原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该书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奖。
第七十五章
机采洗选显威力
这年新春伊始，为实现全旗黄金资源“有水快流、大干快上”的建设目标，旗委进一步充实金矿领导班子，先后派来党委副书记史裕民、副矿长武治国，以加强领导力量。我们的思路即是将采掘洗选达到机械化，以期提高生产效率，力争全年黄金产量突破万两。
这年正月十五刚过，全矿就开工了。由于内蒙古黄金公司奖励的这套机械化洗选设备，采用的是目前国内最为先进的技术，上级决定由内蒙古黄金公司工程队负责安装。该公司派出以郎总工程师为首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寒风中进驻金矿。为全面做好此项工作的协调和配合，矿领导班子开会决定，由矿长牛华主抓生产，武治国主管安全，史裕民全力负责后勤保障，我则全力参与全套机械和设备的安装。大家信心很足，决心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使用大型机械化洗选设备来代替原始手段的人工开采，这本来是件大好事，理应上下同心，意见一致，尽早将这套设施安装投运，以期带来更大效益。可是内蒙古黄金公司领导非要插手具体事宜。首先是在洗选场地的选址上，该公司经理冯争旗与我们产生了严重分歧。
我们的意见是想把这套新设施安装在金盆盆地一带，那里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据地质勘探资料显示，这块盆地的矿藏储量较大。但是，冯经理坚持原有的设计，仍旧要安装在西菜园一带。我说：“那一带虽属矿山范围，但水源不足，需要用潜水泵从深井下提取。况且此地虽说矿产资源富集，但自一九六九年战备部队开采以来，包括后来‘103 矿’开采，已经洗选八年多了。尤其是近三年来，大小采金队遍地开花，弃贫采富，矿床挖的七零八落。不仅储存量有所下降，现存零星矿藏场地，也不利于大型机采设备整体推进或大面积开采。”
然而，冯经理根本听不进去，他借口变更洗选场地，需要重新更改设计，继续追加费用，对我的合理化建议不予理睬。双方僵持到最后，他竟然以撤回工程技术人员不给安装相威胁。考虑到此人教条而又固执己见，我们只好妥协退步，依旧实施原来的那套设计方案。
随后，在设备安装过程中，双方又发生了争议。当时我提出三条意见：“第一，因选厂的第一道工序是储沙，需要用两台高压水泵打沙；第二道工序是往外流沙，原设计溜槽坡度为三十度，宽度为二尺半。建议坡度改为五十度，宽度改为三尺。结果，被冯经理当场否决。第二，原设计初选带为一条，建议安装两条， 型号还要大一倍。否则，第二道工序流下来的矿砂，可能会出现大量存砂积压； 第三，就是水坝的结构不合理，送水方向不科学，如不及早加固，甚至会坍塌。” 谁料，我的建议还未说完，冯经理就不耐烦了，我俩当场就争执起来。他指责我啥也不懂，盲目下结论。我说：“我只提三点要求：第一，这套系统安装完毕，必须试运行半个月；否则，我们矿方不予接收；第二，试运行期间出现问题，由你们调整改进；否则，我方不验收；第三，在调试期间，发生了任何事故，我们不承担责任。”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忙碌，所有设施都安装完毕，在五月初做了一次空车试运转，一切正常。这期间，尽管他们不采纳我的意见，可我坚持天天去观察， 发现水坝底层的用料不对。于是，我就对那个流程工程师说：“你们不做隔水试验，那坝基用土符合要求吗？”那位工程师是位女同志，对我还比较客气，她回答说：“我们都做过硬度实验了，有质量报告单。”我说：“就怕靠不住，弄不好这坝不出三天就垮了。”不料，这话正好让冯经理听见了。他就批评我说：“老任，你也太武断了吧，凭啥说水坝会报废？”我说：“但愿一切如意。”
正式试产安排在六月上旬，正是我们往年洗选的黄金季节。这天，我们全矿的领导和所有施工人员全来了。只听冯经理一声令下，建好的选厂里，前面用十几辆大卡车供矿砂，用两台高压水泵洗矿砂。可刚运行半小时，第二道工序就出问题了，因坡度不够，积压的存砂将溜槽堵塞了。上面高压水冲下来的流沙，槽满渠满，漫地溢流，积存下个大水潭。
这时，郎总工程师急忙叫喊停车，叫来几名技术员赶快清沙。可是，再次开车，又是这个样子，只能采取人工清沙。这样，开开停停，反反复复，先后试运行了十个小时，就使水坝的蓄水积满了。此刻，那位女工程师一直站在坝上盯着， 到存水达九小时后，突然发现坝基底部渗水了。不一会儿，就有了漏水的迹象， 不好，这样下去的话，整座水坝就会有垮塌的可能。这时，我发现危险，就急忙喊她下来，可她充耳不闻。随后，就见武治国和郭振声两个人，冲上去硬将她架下来。当他们三个人撤下来不久，那座大坝就裂开豁口了。
这时，只见那位女工程师，坐在地上就哭，可谁也无法安慰她。过了一会儿，她抹把鼻涕，又哭开了。急得郎总工程师脱口说：“这坝垮了，水也没了，也试不成车了，咱们先回矿里，分析分析原因吧，看一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众人确实也累了，就一起从工地上回来。在所有工程技术人员当中，郎总工程师是最务实的一个人，但他有一个毛病，再正确的主张或意见，一看到冯经理拿条条框框来压他，立刻就唯唯诺诺地退让了，从来不敢担责任。可他对我还算客气，在这次垮坝原因分析会上，他就问那个女工程师：“当初任书记是不是反对用你们选定的土质打坝吗？”女工程师说：“他只是强调那种土质的粘度不够。”
我就接住话茬子说：“当年，我在农村带领社员打过水坝，至今十多年过去了，坝基仍然纹丝不动。”那个女工程师插话问：“为啥？”我回答她：“我们在选择坝基用土时，大都是极有黏度的红胶泥和湿度很大的黄胶泥，只在坝体外表才用颗粒度较粗的土质。还要在坝体的坡上栽树，再用大石头去护坑扎根，通过多种措施来加固坝基。可你们所用的土质虽说经过多次试验，但是光有硬度了，不一定具有抗溶解度。不信你把地上捏不碎的黑土，放进水里泡一分钟，它很快会浸润为浮渣和砂石，而你用它来筑坝建堤，岂有不漏的道理？”
第二天，在总结洗选设备失败的教训时，冯经理说：“经过实践证明，这套洗选设施的设计有缺陷，大家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看问题和结症究竟出现在哪里？”接着，他就让郎总工程师先讲。老郎开口就做检讨，他说：“这是我们在全区范围内承建的第一套机械化生产线，它价值一百二十多万元，没有投入使用就出现故障，我作为总工应该负全部责任。”
一看这阵势，分明是冯争旗这个官僚，在向上和向下推卸责任，把自己开脱的干干净净，这做成什么事儿了？拿着国家的财产打水漂，反倒心安理得，仍在指手画脚？我实在无法忍受了，站起来就说：“实事求是地分析失败的原因，我觉得问题应在源头上，郎总工程师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当初我代表矿方提出三点建议时，郎总工程师也曾认为是合理可行的，但你们公司领导为何不采纳呢？有些人本来对设计图纸一窍不通，却是抱住本本不放，如能及时对图纸作出更改和调整，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漏洞，也不会造成这么在的损失。”
还没等我说完，冯经理就坐不住了，他一拍桌子站起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吼道：“我看不懂图纸？那你能看懂吗？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不要鼻孔里插大葱——冒充文化人？”我说：“你就不要再伪装了，其实你早就知道这个普通的原理了，在水流冲击下，只要加大坡度，就会减少存沙量。可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这就是明知道不对了，也要一条道走下去，难道浪费国家投资你不心疼？”可能是我的话，说到他要害处了，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满面颤抖，异常愤怒。此刻，我们两人不再是辩论了，简直就是在吵架，互不相让！
这一下，我是舍得一身剐，说出了窝在心里的真心话。最终，我把冯争旗这个人，算是彻底得罪下了。当下会议无法进行，大家不欢而散。当回到办公室， 大家都来劝说我：“你应该心平气和地和他讲理，何必大吵大闹，人家毕竟是上级领导，这样做多没面子？”我说：“我这不是为生产进度着急吗？眼看都进入生产的最佳季节了，我们矿里还指望这套流水线夺高产呢？现在倒好啦，这套设备是指望不上了，明天去发动工人，抢在封冻前超产吧。”
次日一早，冯争旗借口向黄金管理局段局长汇报工作，夹着公文包就走了。留下郎总工程师和所有技术人员继续调试设备。等他走后，老郎就没有顾忌了。这天夜里，他来我宿舍谈心。我说：“你也不要灰心丧气，这套设备又不是报废了，咱们应当想办法让它发挥出作用来。”
次日一早，郎总工程师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任书记，昨夜我回去以后，又把你上次提议的数据，重新测算了一下，即在高压泵水流不变的情况下，溜槽坡度每提高十度，可减少存砂三立方米，若提高二十度，就是六立方米。但是，加宽初选带作用与淤沙积压关联不大，这与溜槽的宽度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要解决流沙堵塞，冲水溢流的故障，还需要另想一个比较巧妙的办法。”我说：“那你能试验一下吗？”他说：“行啊，冯经理临走前，安顿我们继续调试设备，那我就有权力继续改进呀！”我说：“这太好了，只要能调式得它不趴窝就行。”过了一天，他又来了，还带了一张图纸，就是在我此前建议增加一条洗选带的地方，设计了一个震动摇摆装置，这样就把流砂淤塞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我看完图纸，发自内心地佩服他，怪不得人家当总工程师呢，那水平就是不一般啊！这个震动摇摆装置，说白了就是个长方形的铁筛子。一旦它摇摆起来，在冲击水的作用下，溜槽里哪还能有积砂？
一见我能看懂图纸，他就奇怪地问：“按说你们这类党务干部，看见送来图纸，多半是装个样子，可你却是认真研究，你莫非学过制图专业？”我说：“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也不会搞制图，原先也看不懂图纸。可自从几年前在农电跑项目，跑设计，跑施工，硬是学会看图纸了。”他说：“每次我给冯经理送图纸，他经常是瞎比划，明知道他看不懂，却必须带图纸，这已经形成习惯了。”我说：“你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只有在内行的领导下，才可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若遇上个外行，那算是全瞎了。”他就笑着说：“有时权力比真理大”。
按照新设计的图纸，对原有安装方案，做过完全改进后，实验结果很成功， 效率也提高了。后来，我们就用这个办法继续试生产，两台电铲还不够用，几辆大卡车不停地运砂，大大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一个连班干下来，能从溜槽里清出二百多克砂金。接下来，经过轮班作业，效果确实很好，不仅再没有发生流沙存积现象，就连积水和跑水也未发生过。
进入七月份，当这套洗选设施满负荷运转起来后，每日的洗选量在大幅度提升，产量更是不必说了，在矿砂资源富集的地方，一天可洗一公斤砂金，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大约在八月初，内蒙古黄金管理局的段局长来到矿区，还带了几位采矿和选矿方面的专家。一看我们的洗选设施，已经投入使用了，令段局长十分惊讶。他说：“我听冯经理汇报说，这套系统难以调试，尚未投入运行，就带来几位专业人士，准备给指导一下，谁知已经投运了。”
他们参观了那套改进后的洗选设施，其中有位姓孙的专家，对那个震动摇摆装置很感兴趣，坚持从头到尾跟了两个连班进行测试，最后认为它很实用，采金的回收率也很高。他从工人倒班工地回来，就向段局长汇报了溜槽改进的做法，说它属于一项技术革新项目，可以向各采矿企业推广。此言引起段局长的极大关注，他就追问：“这是谁发明的？”
郎总工程师谦虚地说：“是大家的主意”。我说：“主要是郎总的功劳，改进图纸就是他设计出来的。”郎总工程师仍不揽功，坚持说：“这其中饱含了我们双方共同的心血，我只是受到启发，就绘制出来了。”孙专家就问：“图纸在哪儿？”看后，他将图纸留下了。
这一年，全矿机械化洗选前后搞了五个月，再加上野外卡车加大溜槽洗选以及人工采洗，全年产金量一下子达到一万多两。这一万两折合下来，就是五百公斤。它首开全区单矿产量超万两的先河，又给我们矿奖励了一台丰田越野车。这下好了，出门办事方便多了。
第七十六章
率先推行超产奖
次年刚开春，我们就召开一九七七年工作会议，在总结上年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安排部署全年的各项工作。还对当年黄金的生产任务做了具体分解，提出了完成一万五千两的奋斗目标。可是，大家觉都得数字有些大了，担心口号喊得响亮，最后放了空炮。当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讨论时，我就动员大家献计献策，往出提好思路、好主意、好办法、好措施。
当时，有人说：“应当发动机关干部下班组，跟班劳动盯产量，以日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也有人说：“夏季洗选的黄金季节，可以加班延点，改四班倒为三班倒，增加劳动时间。”还有的人说：“提高一线工人的劳动待遇，改善伙食标准，适当提高工资。”可是，没有人敢提超产奖励，更不敢提奖金，因当时没有这项政策条文，谁也害怕犯错误。
矿领导班子在讨论研究时，一贯稳健谨慎的副矿长武治国态度比较保守， 他认为不可冒进；党委副书记史裕民资历颇老，可怕担责任，持观望态度。唯有矿长牛华和党委副书记刘小苍两人敢于替工人说话，都觉得工人在野外作业， 尤其是倒夜班的女工，非常劳累辛苦，应当提高他们的待遇和补助。最后，轮到我表态了，我就说：“这些天我反复推算过了，要说全年的计划产量不算高，咱就按五个月工期计算，全矿四十多台卡车，八百多名工人，每天能保住一公斤， 这个目标就不会落空。我觉得最关键还是人的因素，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得改革个人分配，多劳就应多得，超产就得奖励，野外和水中作业的人就得多给补贴。”
对这事儿，牛矿长第一个拍手拥护。他说：“其实，老任早就有主意了，他先让工人代表讨论，我看就是想打破‘大锅饭’。”其他几位领导都说：“这不好吧，这样搞要担风险！”我说：“大家不用担心，那年我来矿里赴任前，曾向旗里领导提过要求，他们答应我在企业内部，可以推行特殊政策。”众人就说：“既然这样，那就试一试。”一齐举手表决通过。
当时，全矿所有工人，因大多为同年入矿，几乎拿的是同样的工资，也就是四十多元。当矿里公布班组超产奖励后，这一招还很灵验。阳历五月份，灰腾梁一带还很寒冷，工人们穿着皮袄干活儿，可没有一个叫苦喊累的。几个负责大溜槽班组的年轻工人，当月下来超产奖比工资还多，每人能拿到一百块钱。这在七十年代全旗的分配水平中，几乎是最高等。
不出一月，矿机关里的三十多个人，全都跑到班组“蹲点”去了。这些人不为别的，就是奔着每天能多领到五角钱的补助费，一个月可多挣十五元。各办公室和整个走廊，显得冷冷清清，工地上却是热火朝天。一些大的班组日产金量达到五百多克，几乎比往年翻一番。这天，我让司机开车转矿区走了一圈儿。不想， 在牛庆沟碰上了冯争旗、戴有祥二人。
原来，在几天前，冯争旗就到旗里了，主要是考察各个公社的采金队。为此，他点名要求旗工业局局长戴有祥陪同他到基层去。这一年，根据上级“有水快流”的指示，全旗各人民公社普遍成立了社办采金队。这样一来，几年前协调和管辖民采的工作机构——“全旗黄金生产管理站”便应运而生了。经旗委常务副书记杜文士推荐，由原乌兰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刘永纪担任第一任站长， 副站长樊果园是从二轻局调来的，该站常年驻守矿山办公。这样一来，冯争旗一行，便名下言顺地吃住在黄金管理站了。
当时，冯争旗虽为上级领导，但他们公司毕竟是企业，属于经营性质的，如插手地方黄金生产和行政管理，在隶属关系上不符合程序。然而，当年的体制还是“政企不分”，这样，他这个经理说出话来，我们必须得听。由于我俩为那套洗选设备的安装闹得很不愉快，不想，他来矿区考察，就故意避开我，这明显是有隔阂了。谁料，眼前见我坐着进口小车，他俩却坐着辆旧吉普车，心里就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儿，当下我们几人礼貌性握手后就分开了。
不想，当年冬天，内蒙古冶金厅张副厅长在一次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察右中旗金矿，指责我们内部搞“土政策”，把整个行业都给扰乱了。原来，冯争旗在考察中发现，我们矿在搞班组超产奖，觉得这笔支出不合理，这是私分上缴国家利润的行为。于是，他就及时向内蒙古黄金管理局段局长作了汇报。可是段局长也拿不出政策依据来，他也觉得这样做不妥，就向内蒙古自治区冶金厅领导汇报，张副厅长就给定性为“不合理”，又发文通报了。这样，我们实行的超产奖， 在一年后就“流产”了。
这天，戴有祥看到上级通报后，就送给旗革委会分管工业的领导审阅，他一看，这还了得？我们旗竟被全区通报批评了！他就拿上文件，急忙去找旗委书记李贵。李贵书记也知道，任仲元这回是捅下娄子了！他拿出公家十万几元给工人发超产奖励，在当时的环境下，别人借给个胆子，也不敢干这事儿，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看来不处理怕是不行了。
但是，在怎么处理上，他又犯了难？当时，任仲元不愿意去，旗里派老乌去动员他；当他答应后，就提出过“特殊政策”要求，旗里也点头答应过，现在撤他的职务，这也说不过去？但是，如果不把他从矿里撤出来，又没法向上级交代， 因通报上已经点他名了。
一连几天，李贵书记思谋来，琢磨去。最后，他想出个万全之策，那就是“变通”一下。即尽快将我调离金矿，安排回旗里任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大约在这年八月份，我接到调令，正式离开金矿。在我走后，戴有祥奉命率工作组进驻矿区，全面纠正奖金发放问题。不久，旗委任命戴有祥为金矿党委书记，据说这是冯争旗出的主意。我不知道他由旗工业局局长，下派到一个野外厂矿任职，是不是自愿？但他上任后，就遇到个棘手问题。即超产奖取消了，一线的生产工人情绪低落。本来已尝到甜头了，现在又返回去搞“混混工”，每月领低工资，矿工们出工不出力，产量日趋降低，人们都说是任仲元把工人惯坏了。
好在当年十一月份，全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号召各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可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旗委响应上级号召，不但工矿企业大搞经营承包，在本地资源利用上，更是放开限制，一哄而上。尤其是黄金开采上，全面实行“国营、集体和个人，三者一齐上。”
由于国家新政策，允许个人开采，金盆附近乃至全旗各个地方的老百姓，纷纷跑到金矿洗砂金，骤然掀起一股“淘金热”。结果是造成国营、集体和个人争抢地盘，各家采富弃贫，导致本地矿藏资源破坏。不过，这下子，正好给金矿解了围：一方面民营矿采点多了，全旗产金量上来了，可减轻国营生产计划，矿工没有任务压力了；另一方面，黄金属于国家控制的稀有物品，不准民间私自交易。手里有砂金的洗金户，无法把黄金变成现金，就交给矿里的班组顶任务，矿里就按每克三元，给工人兑现工资。这样一来，一切以完成产量为目的，至于生产形式就不管了。遂引发万人云集金矿，金盆成了“小香港”。
要说这个小地方，十几年前还十分荒凉，曾是飞鸟都不拉屎的地界儿。当年公社干部调动，谁都不愿意到金盆来。自从国家采金权放开后，由于产业工人集中，流动人口增加，经济迅速发展，餐饮住宿等服务业日益发达起来。在采金高峰期，满大街跑的都是进口车。该地位于呼和浩特市、集宁市、卓资县、科布尔镇的交汇点上，铁道和公路交叉，交通便捷通畅，吸引了天南地北的商家和生意人，买啥的都有，人们都说此地“遍地黄金任人取。”
一直到改革开放、放开金价之后，在搞活经济的幌子下，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的黄金贩子，大量涌入该地暗中套取走私黄金。也就从此时起，黄金地下交易方猖獗起来，一克黄金走私交易额高达一百三十多元，可谓过去的四十多倍，很多人铤而走险，从事倒卖生意。
大约在一九八○年，为整合黄金开采资源，旗委决定成立黄金公司，取代原来的金矿。原黄金管理站站长刘永纪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公司党委书记，兼职总经理。其时，黄金公司下设西菜园、牛庆沟、察汉哈达、转经召、金盆等七个分矿，每个分矿为科级单位建制，其领导班子设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和矿长、副矿长等，这是全旗黄金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这期间，全公司的所有分矿，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开采，实现年产黄金双万两（即一千公斤）。每逢旗里开会，总经理刘永纪坐着进口车，各分矿领导也是坐着进口车。听说个别领导看得眼热，就提出来借用进口车坐一坐，等于过几天“车瘾”，这当然是笑话啦！据新编撰的《察右中旗志》记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本地发现黄金矿藏，截止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黄金公司因资源枯竭而下马，在近三十年间里，总共向国家上缴砂金一万四千多公斤，大约十四吨余，相当于国产东风大卡车两辆汽车的装载量。据民间人士保守估计，包括走私和民藏，总开采量约二十吨。在创造极其丰厚利润的同时，它也产生了破坏自然生态的副作用，使当地失去了绿水青山的良好环境。一直到跨入新世纪后，当地人民政府才申请国家专项拨款，搞植被复垦和生态恢复。（未完，待续）
作者近照
作者，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本期编辑：张文杰
照片提供：杨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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