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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先辈孤身走“口外”、北徙大青山、落脚后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再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歌猛进的时代气息，讴歌了建设者满腔热忱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原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十一章
寻嫌犯为父报仇
相隔数日，军代表张贞就引上我去见巩队长。他因长期从事侦察工作，这次作为外援地方干部，则被分配到军管会公安队治安组（后改为省公安厅刑侦处），担任领导职务。一见是我来了，他也很惊讶！张代表就把我的情况，大致向他说了一下。巩队长就问我：“既然你决定留下来，再也不走了，那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我说：“在老家只念了半年初中，还想等着上学，拿个毕业证。”巩队长听罢，皱起眉头，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
一看巩队长不说话，我连忙解释说：“在我回来的这段日子里，我娘一直劝我找份工作。一开始，听说新华书店招聘员工，我急忙跑去报名，可人家要中学生，我只好放弃了；前些天，看到银行有个招聘启事，我又应聘去了，人家也要初中毕业证，我又跌后了。”
过了一会儿，巩队长才开口了。他说：“你已年满十八岁了，等念完初中，拿到毕业证，都二十多岁了。从目前看，你这年龄再念书，明显偏大了，也不适宜了，我看你还是先参加革命工作吧。昨天，我们军管会研究决定了，准备在市区创办一所公安学校，专门招收社会上的进步青年，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培训，为全省公安系统培养力量。依我看，还是报名上这个学校，你政治基础好，当过儿童团长，当过民兵，又会使枪，还有军事基础。”
经他这么一说，我就不再坚持上学了，也不等着拿毕业证了。当即表示：愿意报名，参加集训。巩队长高兴地说：“你这就做对了，在书店当个小店员，在银行每天打算盘？那有啥出息？男子汉，大丈夫，还是要扛枪闯天下。”张代表也说：“当革命军人最光荣！”
原来，在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之前，中共绥远省委机关设在丰镇，一直在那里办公。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老爷庙（今乌兰浩特市）成立后，其所有机关人员，曾一度在承德办公，后来又迁到张家口市了。待过了一个阶段，一看条件成熟了，绥远省委机关就迁回归绥市了。这样，他们就陆续开办了民政、商贸、财税等干部学校。经过短期集中培训后，分配到各行各业去，将国民党旧政权那个乱摊子全部接管了。
一九五○年三月份，我到绥远省第一期公安学校报名后，经过政审合格，就被录取了。学校地址就在旧城老城墙下。我们的校长是赵兴华，副校长叫唐平， 还有几位教员，全都是省公安厅派来的原军队干部，他们政治觉悟高，军事作风过硬，对我们要求也非常严格。一天，赵校长在审查完学员花名册后，便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改名字。他说：“你加入革命队伍后，就是革命战士了。可‘状元’这个名字，它的封建意识太浓了，一看就是追名逐利。你看改成“仲元”行不行？”我说“行啊！”因为晋语“状”的发音，与本地话“仲”的发音，两者特别相近，几乎无差别。从这天起，我的名字就叫“任仲元”，一直至今。
我们班里一百二十个学员，一律按军事编制分班。我被分配到一中队三小队一班，任班长。每日上午学习，下午训练，多数时候，连星期日也不休息。我们的政治读本，一开始是学习胡乔木编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还有《苏维埃（联共）史》，后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专业课本有《逻辑学》、《刑侦学》等。学校包吃管住，休息日可以回家。在我上学期间，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开始了，它整整进行了一年多，一直到当年底才结束。当时，全国范围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声势浩大， 效果显著，深受人民拥护，有力地推进了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建设。
一天，我利用周末回家，母亲说：“明天是你爹亡故七周年的忌日，我呆在家里憋屈麻烦得不行，先领上你弟弟去你小姨家了，你干完家务活儿，就直接到学校去吧。”我知道母亲心里难受，等她带着弟弟走后，就张罗着去煤场，准备买车煤面子回来，因家里灶火都没烧的了。一上街我就到了小召一带，到处寻觅哪有小驴车，准备雇上一辆往家送煤。
这样，我一边瞭哨，一边转弯遛跶。突然，发现一个丁字路口，一个人推着辆小轮车子，在那儿吆喝着卖山货。我急忙往前紧走几步，再定睛一看，脑子里不由得紧张起来。这个人好面熟啊！这不正是向日本宪兵队告密、害死我爹的那个仇人岳炳宏吗？我全身的热血，直往脑门子上涌，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抓住这个家伙把他敲整死。但是，冷静一想，我抓住他，又无直接证据，反会打草惊蛇。这次再让他逃跑了，恐怕这辈子他永远不会露面了。
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人眼熟呢？记得我上小学时，一次去商号里寻父亲， 看见柜台前有几个人在忙碌，可有两个人在一旁闲唠。父亲就指着一个像账房先生的人，对我说：“这是你纪叔叔，赶快问好！”我就点头向他问好。他又指着另一个穿长袍马褂的人，说他是岳叔叔，也叫我上前问好。我在问候他时，看见他额头上，有一大块紫红色胎记。
此时，我车也不雇了，煤也不买了，就在不远处选择了一条巷子口，蹲在那里默默地监视他。一直等到傍晚，他收工了，推起车子往家走。我就不远不近地跟踪在他后面，他往哪儿走，我就往哪儿追。大约走出三里路，我瞅见他到了五塔寺东街，又绕弯进了一处小院里。我几个箭步冲过去，悄悄爬在门缝上往里一瞅，看见他把车子搁在北墙根下，进了第二个家门。我抬起头一看，这里的门牌号是东街五十一号，我便将这一切牢牢记在了心里。
我返回学校时，已经八点多了，因过了返校查证的钟点，执勤人员不允许进入。我向他反复说明原因，他根本不听，这样就磨蹭到九点多钟了。一看宿舍都快熄灯了，我着急了，无奈之下，只得翻墙入院。结果，惹恼了执勤人员，他一打电话，就把校长赵兴华叫来了。赵校长就黑起脸质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一看这种情况，我也顾不上保密了，就把事由如实说了。赵校长听罢，顿时警觉起来，在“镇反”运动中，这就是斗争的最新动向！他就将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命令我把详细情况都说出来。我就把爷爷是手工业工人，父亲是山货采办，一年四季外出订货催款，并且在外地设有多处业务联络点。不久，就被两个探子，密报日本宪兵队，说我父亲通共，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员，最后，被日本人活活害死了！
赵校长又问我：“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会不会认错人啊？”我说：“赵校长，他就是烧成灰，我也能认出来，因为他脑门上，有一块胎记，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赵校长就说：“这样吧，你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我明天准许你半天假，你去省公安厅去找政治部的郑主任，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你把今天对我说的话，再向他详细叙述一遍，听明白了吗？”我说：明白！第二天，我直接找到郑主任，按照赵校长分嘱咐，又把详细情况向他复述一次。郑主任听后，对我说：“你回去给我写一份材料，一定要具体详细，明白吗？”我回答说：“明白。”我把材料写好后，送呈他审阅，他却说：“这不行，一定要有证据，就是证人证言。”我没有办法了，只好回来找赵校长。他说 :“这个老郑啊，这是要让我亲自出马！”随后，赵校长通过我，约见了我母亲和一些当年商号的当事人。而我母亲则向他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
当年，我父亲死后不久，一天晌午，一个讨吃子上门来要饭，临出院时丢下一个小袋子。我母亲当时也没弄清是啥意思？后来，她打开袋子一看，那里面有五块银元，还有一张小纸条。可我娘不识字，就找靠得住的人看，上面的意思大概是说：一切情况我都知道了，本人就是与任采办秘密接头的地下联络员，我们一定会为他报仇的。先用这点钱，解决眼前困难。此信看后销毁，切不可外传！赵校长就急切地追问我母亲：“这东西如今还在吗？”我母亲说：“那点钱早就花光了，可那个小袋子，好像没舍得扔掉！”赵校长就让我母亲仔细找一找，并说越快越好。第二天，我母亲就从搬了几次家的一个纸笸箩里，找见那个小布袋子，我立刻给赵校长送过去。
令人万幸的是，当年我母亲并没有把那封短信烧掉，它仍在那个小布袋子里。赵校长以此为证据，又把商号里伙计记述那两个密探悄悄逃跑的证人证言，一起收集齐全，重新写了申诉材料。当我再次将此材料，当面呈给郑主任时，他说：“明明白白，证据确凿。”遂将它上报给了巩处长。我真敬佩赵校长，办事稳健，若不是人家来给挖掘证据，单靠我一人，根本办不到。
过了几天，巩处长就接到厅领导的批示，原意是“凡对于负有人命的暗藏反革命分子，决不能漏网，一律镇压法办。”在正式逮捕岳炳宏这个坏蛋时，就是由我领路去当面指认的。当时，他推着小车，正要上街叫卖。有两个公安人员全副武装，一下子横在他面前。但这家伙故作镇静，上前还欲狡辩。此时，我往他身边一站，大声告诉他：“我就是任明星的儿子！”这个灰家伙，一下子瘫倒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已过去多年了，还有人找他算账！
据说，这个家伙曾在审讯中供述：先是姓纪的那个跑外采办，发现任明星行迹可疑，向他道出了真相。他就跑到日本宪兵队密报，还领了赏钱。原以为任明星必死狱中，这事会是永久谜团儿。谁料，后来竟给保释出来了。又听说任明星的亲兄弟，黑铁汉，会武功，担心这人追到商号里，找他两人报仇拼命，吓得他们连夜逃跑了。一直等到这些年无风声了，他才敢从外地流浪回来，摆个小地摊儿，勉强养家糊口。不想，偏偏又遇上了“镇反”运动。结果，让仇人儿子给发现了。当审讯人员一再追问他姓纪的下落，他说：“好像还在乡下。”
当年镇压反革命分子，全是拉出市外在乱坟岗执行枪决。一月之后，我父亲的冤情审理结案，岳炳宏这个日伪密探，按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日，一辆大马车将他和另外几名“还乡团”骨干，拉到西郊野外，一块枪毙了！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我将枪决岳炳宏等反革命分子的布告，从墙上揭下来一张，拿给母亲看，她又痛哭不已。
可是，追认我父亲为革命烈士的工作，还需要当年的地下工作人员配合民政部门来共同完成。一时半会儿，我根本找不到头绪，好在父亲的仇已经报了一半，我赶紧回学校了。学校生活很紧张，每天训练得很累。这时，“土改”工作，已经转入复查阶段，一些家在农村的学员，经常向我们议论斗地主、分浮财，穷苦人翻身当家的事儿；而抗美援朝仍处于保家卫国的热潮之中，一些青年学生踊跃参军，连普通市民都为志愿军捐款购买飞机。
一九五一年春，全省第一期公安干部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所有同学都毕业了，按要求是全部分配到各个专署公安处或旗县公安局，充实基层公安队伍的力量。我本来想留在归绥市工作，也好照顾我母亲和小弟，可不知道该怎办？这日，我就冒着大胆去找巩处长，可他却和我打官腔，让我去找赵校长：“只要他能分配过来，你就到这里来，目前正缺少文化人。”我不知内里，就去找赵校长，未等说完，他眉头就蹙起来了。
那个年代，共产党内的制度特别严，谁也不敢违背原则。我一看，连巩处长那么大的官，都不敢为我说情，只得服从组织分配。不久，我被分配到包头专署公安处，我们这一批下来七八个人，有的到了刑侦科，有的到了治安科，偏偏把我安排到文秘科。每天就是抄抄写写，转送文件。有时开会做记录，有时连夜刻蜡版，十分忙碌。那个时候，机关里报材料、发文件，全部使用油印机。它必须先刻好蜡版，调匀油墨后，再用滚筒去推，才能印出来。
我们的处长叫陈庚鸣，他是骑兵出身，还有中学文凭，可谓能文能武。这人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尤其对我们这些新来的学员干部，平时工作一刻都不让放松。在我上岗不几天，就让单独写报告。我写一次，不行；再写一次，还不行；写第三次，仍然不行，一连写八九次，又经过他亲自修改，才算勉强过关了，给他当秘书，那才叫锻炼人呐！
说起陈处长这人，平日里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但他有个嗜好，就是爱到野外打兔子，差不多每周都要出猎一次。一个星期天，他又要带上警卫员出去，我就壮起胆子，恳求他说：“陈处长，我想跟您一起去。”他拉着脸问：“你会打移动标靶？”我说：“会呀！”又问：“枪法怎么样？”我说“天上飞的，地下窜的，百发百中。”他说：“你小子，吹牛啊？走，试试去！”随后，我们一行三人，来到城廓西郊外。这里是一片荒草滩，那野兔子真不少。他说：“来，你先打！”说着，将他那把手枪递给我。我也没有客气，屏住一口气，举枪瞄准，发了三弹，打准两只野兔。警卫员急忙跑过去，不一会儿，一手举起一只猎物来。
一看该轮他打了，我把手枪交给他。他却说：“我虽喜欢打猎，但不贪占，每次只打两只，这是规矩。”说罢，便把手枪插进枪套里。我就觉得此人真怪， 颇有约束力。这时，警卫员气喘吁吁跑过来了，看到此行已有收获，他说：“当地人讲，天龙地蜅，刚出土的黄鼠，味道特别馋人。晚上咱清水煮肉，这飞禽就是天龙，野兔就是地蜅，先品尝美味，再饱餐一顿。”一听说有肉吃了，大家都很开心。等到又一个周末，陈处长照例去打猎，这次他要骑马出行，并点名让我跟随。我高兴地收拾完毕，兴冲冲地跑过去，只等待出发。
一看他让我骑马，心里不免胆怯，但又不便明说。我从小跟二叔练过点拳脚，但从来没学过骑马，只好小心翼翼走过去，把那匹枣红马拉过来，先给它脖子挠痒痒，再抚摸它的头，又刷了刷它身上的杂毛。待它稳定下来，我壮着胆子，单脚一踩马镫，便骑了上去。可我不懂骑马要领，一上马就箭一般飞奔而去，把处长和警卫员远远甩在后面。原来，这骑马也有诀窍，将马缰绳放松，就是缓步慢行；若将马嚼子勒紧，那就是拼命奔跑的指令。因我心里发慌，一骑上马背，就兜紧了马缰绳，不想那马跑得飞快，危险把我巅跶下来！
谁料，我这一笨招，反而歪打正着。陈处长一看，我跑在他前头了，就对警卫员说：“这小子，不仅打枪准，骑马更冲，是个好苗子！”当我放松马缰绳，他俩才追上来了。这日，我们是骑在马背上，一边跑一边打兔子，三人三发，打准两只， 打够就返回来了。
路上，警卫员对我说：“以前，这匹马谁骑上去，它都尥蹶子，吓得谁也不敢骑。今天你骑上，怎没尥蹶子？”我心想，千万不能让它尥蹶子，一旦从马背上摔下来，那我在陈处长面前就彻底露馅了。当晚，我们吃野味时，陈处长对我的身世，产生了猜测。
一天，他就问我：“你的履历表我看过了，在家庭出身一栏里，你填写的是小职员，那是谁教你骑马打枪呢？”我就向他讲了我的家庭背景，也讲了我的身世，还说了老家兵痞赵老头，打香火头的往事。从此之后，我们这层上下级关系，走得就更近了。虽然表面上谁也不说，但是，彼此心照不宣。陈处长的爱人， 也在专署工作。一日，我到他们家里，去看生病的陈处长。她就开玩笑说：“小任啊，你都是二十岁的人啦，也该找对象啦！”
可我根本没有找对象的心思，只想照顾好我母亲和小弟。自从分配到包头来，这里距归绥近两百公里，想回一次家很不容易。曾有好几次，我欲给处里递申请，想调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可一想到陈处长会有意见，一直压在心里不敢提，只好暗暗等待机会。
第二十二章
当公安剿匪立功
这年六月份，我们接到省委指示，令包头专署与萨拉齐公署合并办公，两家公安处也合到一起了。这样，位于新专署东部的武川县公安局就向我们公安处调人，以充实基层公安的实力。武川县的公安局长，名叫赵立信，革命资历比较老，众人都很尊敬他。这日他来专署要人，却不是给谁领上就走，反而要对照履历表，按条件挑选人，陈处长拿他也没办法。
不料，这位老干部，一看我入“警训班”前，还上过初中，又在老区当过儿童团长，各方面条件比较好，就想把我“挖”回去。于是，就找我谈话，他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因从来没去过武川，更不知道这个地方。反而问他：“你们县城距离归绥市有多远？”他说：“我们原先虽属萨拉齐专署管辖，却离归绥市最近，顶多九十里，武川县就在大青山北，翻过蜈蚣坝，就是归绥市地盘了。”一听说那个地方，离我家比包头还近，我当即就表示：“我愿意去！”
谁知，当他向处里提出要带走我时，陈处长坚决不同意。他说：“你想挑别人走，我都没意见，这个人不能走！”赵立信问：“为什么？”陈处长说：“他是我培养出来的秘书！”这下子，赵立信不依了，他说：“我还以为是啥原因呢？这当秘书能算个理由吗？你这里缺秘书，我那还缺秘书长呢！你这里人多好培养， 我老赵去哪儿培养去？就是他啦！”
当年秋天，我离开工作还不到半年的包头专署公安处，奉命调到武川县公安局。当时被任命为侦察股副股长，主持日常工作。只因股长被省厅临时抽调去，承办一宗杀人案件。数月后，省厅又给我们局派来两个人，男的叫孙有光， 女的是他妻子。不久，局里安排孙有光到我们股担任股长，他妻子当内勤员。这样，我们股就算全员了，一共五个人。
孙股长这人，外人一看，绝非等闲之辈。他对侦察业务非常熟悉，平常架子很大，对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等人，全不放在眼里，认为他们都不是什么官员。他倒像是个有背景的人物，整天操口四川方言，说出话来谁也听不懂，可我们的话他每句都懂。
一开始，他整日坐在机关里，从不到基层走动。过了一段日子，我们彼此惯熟了，一起下乡，也与我们一块喝点烧酒，还逗逗乐子，但从不多喝。一次，不知因为啥？却喝醉了，把个从不离身的小挎包，丢在喝酒的桌子底下。众人看他吐了，就送他去睡了。
晚上，我收拾炕桌时，发现他遗留下的小挎包。出于好奇心，正欲翻看， 突然，从里边掉出一个精致的硬皮本。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孙有光，男，三十八岁，四川仪陇人。在职务一栏里，注明国家公安部二级侦察员。这是个通关证件，此人果然不一般！
次日，天刚亮，他就来敲我的房门，一看那个小挎包放在桌上，他啥话也没说，拿上就走。凭他的经验判断，那个小挎包里的证件，再也没有秘密可言了。一次，我俩又在一起闲聊，他就与我说了真话。他说：“其实，我从来不会喝酒，这么多年来，一直不喝那玩意儿。自从来到北方后，只因心情郁闷难舒，慢慢就学会了喝酒，有几回还真喝醉了。”
接着，他便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因为他也知道，下放基层这码事儿，已经无密可保了。原来，此人这来历，委实不简单。早在延安时期，他已是中央警卫团的排长了，后随八路军 120 师 359 旅主力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为西北野战军（后改为“第一野战军”）某部的连级侦察员。建国后，转业地方公安部门工作，曾奉命进京执行过开国大典的安保任务。据说在侦破代号为“一○一”的敌特破坏要案中，不慎出现重大失误，致使跟踪对象意外死亡，导致整个行动被迫取消。他也因失职而受了处分，后被下派到绥远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里便安排他给全省第二期公安干部学校的学员讲授刑侦专业课。可他四川口音太浓，学员们普遍反映听不懂。最后，才被安排到武川县公安局当了一名股长。他到武川县公安局后，正赶上绥远全境剿匪活动，他这侦察本领，恰好派上了大用场，我也跟他学了不少本事。原来，大青山这一带山区，沟壑纵横，地势偏僻，历来为土匪出没之地。民国初年，全省境内有大小土匪十几股。其中，绥东地区以卢占魁匪部最大，长期盘踞在丰镇一带；绥南以“干豌豆”肖顺义匪部最出名，绥西则有苏美龙等匪部。
日军侵华期间，各地更是兵匪四起，有枪便是王，占山头、拉杆子，祸害百姓，四处横行。抗战结束后，绥远省的国民党军队为抢占地盘，收编了一些土匪武装，来维持地方秩序。不久，在解放战争中，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些打着国民党军队番号的土匪，本性难改，兵匪一家，公然对抗和骚扰新生的共产党人民政权，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尤其是武川县境内，东西纵深百里，山大沟深，地理位置险要，南北回旋余地大，有几股土匪，长期窝踞在深山。其中，又以国民党散兵游勇最为残暴，老百姓称他们为官土匪。这伙人本身就是惯匪，抗战胜利后，曾以国民党部队的番号驻守地方，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时，又随安春山师向解放军投诚。在驻守区内，一些兵痞军纪松弛，恶习难改，经常骚扰当地老百姓。那些下级军更是里外摇摆不定，随时都会有发生哗变的可能。
这次剿匪行动，也是全省范围内的一次专项斗争，各地统一行动，从上年初开始，到本年底结束。自从受命进山剿匪以来，孙有光才觉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大有作为。我作为他的副手，多次配合他侦探匪徒的活动动向，在以县武装部为主力的数次围剿合击下，大股土匪已被歼灭，小股土匪亦化整为零，不敢外出横行，本县境内的匪患有所收敛。
这天，一区刘区长来找孙股长，向他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他说：“我们区现在也不安宁了，鄂友三驻军在我区按了个‘钉子’。几天前，他将一个连的兵力部署在沙登村，种种迹象表明，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担心这伙人一旦反水，会袭击区政府。”第二天，孙股长就带领我们三个人，自背行李和碗筷，以“土改”复查组的名义，去沙登村住下了，于暗中监视他们的行踪。果然， 不几天，我们就接到局里送来的情报：鄂友三部驻守固阳的一个连发生哗变，不仅变兵为匪，还杀害了“土改”复查的工作人员。那情报里还说，为防止该部惯匪再度反水，绥远省军区已从东部调来骑兵四师，师部设在武东县，并给我们县留了一个团，给固阳地区派驻一个团，另外一个团则派驻绥东的陶林县了。
看完情报后，孙股长对我们说：“局里让我们提高警惕，密切关注沙登村这个连的新动向。据我分析，驻扎在五区的那个连，也极有可能变兵为匪，应该提醒五区政府的人万不可麻痹大意。”这日，为探听虚实，我们就假意请驻防沙登村的那个连长来谈事，他果然如约而至。这人看样子三十多岁，四方大脸，络腮胡子，名叫“满都尔呼”，手下人却称他“满不在乎”。孙股长说：“我们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离不开你们的大力配合，希望今后继续给予支持。”这个胖连长说：“那是，那是。”双方虚与委蛇，随后，他抱拳告辞。
没过几日，他让手下人来邀请我们，去他连部吃饭，时间约定在晚间。孙股长承诺：“一言为定，晚上见。”到了傍晚，他对房东说：“我们要回去汇报工作。”一出院门，他却领着我们悄悄转移到村外一个山洞里。然后，他才说：“今晚若去，有来无回，这是一场鸿门宴。”果然，当夜，驻守在五区那个连，策应“满不在乎”这个连，两处同时发生哗变。
当时，我们躲在山洞里，听见村里村外枪声响成一片，还有鸡鸣狗吠的杂声。次日回到村里，房东说：“夜里有十几个当兵的，打着手电筒，前来搜捕你们，结果扑空了。”他们在袭击区政府时，也扑了空。最后，两伙叛军，兵合一处， 经沙登村口进山时，被早已埋伏在山沟两侧的军区四师二团骑兵，打了个伏击。结果，只跑脱三人，全部被歼灭了。
然而，没有人知道，昨天的那份秘密情报，正是孙股长捕捉到征兆，经过分析判断，又通过一区派人及时送出去的。不然，一区和五区必遭袭击，骑四师二团的人马也不会提前设伏。当晚，就在我们撤走时，一个老乡前来报告，说坝上村来了三个人，每人挂着长短两支枪，在一户农家正逼着给他们炖鸡吃。凡是进院的人，只须留，不许走，他是冒死偷跑来送信的。
孙股长一听，来了精神。他对那个老乡说：“你能不能想个办法，不要让那户人家的狗叫出声，然后再帮我们找一根粗麻绳来”。那个老乡说：“能！”随后，我们四人急速来到坝上村。那人找吃的引开狗后，我们从后墙跳入，翻进院里。当时，屋里有不少人，热锅上正煮肉蒸莜面，气腾雾篷，谁也没留神。我们三人刚在门口蹲下，就见有个人，推开大门，大摇大摆，大声吆喝：“来送牛缰绳!”炕上蹲着的那几个家伙，立刻慌了，就要往出冲。
孙股长瞅准时机，大吼一声，我们踹开门，同时扑上去，将这三个家伙制服了。这时，按照事先约定，那个送绳子老乡，正好进屋来，众人七手八脚，把这几个歹徒捆绑起了。我上前一瞅，那个四方脑袋家伙，正是漏网匪首“满不在乎”。
直到此时，他才如梦方醒，乞求我们说：“弟兄们两天没吃一口东西了，只要能给口饭，枪崩也行！”可我们不敢懈怠，孙股长说：“是非之地，不宜久留。”我们随即将这三个家伙连成一串儿，押着上路了。（未完，待续）
· 作者简介
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本期编辑：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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