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文学《后草地》(连载)/第23-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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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先辈孤身走“口外”、北徙大青山、落脚后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再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歌猛进的时代气息,讴歌了建设者满腔热忱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原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十三章  
  派遣区队兼双职
        

一九五一年冬天,为加强全县乡村社会治安,经县委研究决定,向各区派遣公安特派员。当时,全县共辖五个大管区,下设三十多个乡。县公安局遵照上级指示,从全体干警中挑选五个人,充实到基层。我因在那次剿灭反水叛军的战斗中,立过三等功,遂头一个被选拔出来,派往一区任公安特派员。这个区的武装部长,由于长期有病,不能正常工作。经区委提议,报请县委批准,该职亦由我兼任,任命李怀章为教导员。我可参加区委会,待遇为副区级。
当时,公安局派遣人员,因暂时无法到岗,二区的公安特派员就由副区长穆培猷兼任。三区的公安特派员,也由副区长史凤鸣兼任;四区的公安特派员为与我同时派出的李富和担任;五区的公安特派员由区委副书记段占江担任,他们都三十多岁了,唯有我才二十出头。记得县里召开第一次武装部长和公安特派员会议时,一看我是个毛头小伙子,一些人就看不起我。人家在一起互相说笑, 我待在那里却没人理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民兵建设工作的,而武装部长的职责就是带好民兵队伍。由此,我便承担着两个人的任务。
回去以后,我向区委书记作了专门汇报,他要求我全力抓好民兵组织的整顿工作。我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单枪匹马下乡,对各乡民兵队的建设情况进行调查摸底,还将乡村安保会的状况也作了了解。不久,在区党委和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对这两个基层组织进行了整顿。后来,又对整顿情况做了普遍检查,并且形成了书面材料,上报给了县委领导。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县里又召开武装部长和公安特派员会议,对前一阶段部署过的工作,分项进行对照检查。这次大会上领导表扬了我们一区的工作态度,批评了五区的拖拉作风。受到表扬的脸上光彩,受到批评的自然扫兴。五区那个段副书记就在我身上撒恶气。那天一见面,他就讽刺我抢风头,挖苦我假积极,还指责我人年轻,想向上爬等等。一看他年龄比我大,又是个老同志,我就压住火气,没有吱声,对他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也没有理会。
第二天的大会上,领导让各区先汇报工作,并提出新的打算,最后再作表态发言。轮到五区发言时,那个段副书记站起来就说:“我们这次回来主要是向一区学习经验的,一区是个出经验、出成果的地方,还是让那个先进分子,再给我介绍一下他们的成果吧!”
一听这番充满挑衅的语言,我立即站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就吼叫:“姓段的,你不要放狗屁,也不要摆啥大架子!你别看老子人年轻,可我是解放区长大的,抗战时期就当了儿童团长了,你不就是一年前才入了党,刚从农会里抽调到区政府的吗?你有什么资格小瞧老子?”一看这个架势,主持会议的领导就说:“任仲元同志,你怎能骂人呢!你先坐下,继续开会!”我一赌气坐下来。当轮到我发言时,我气鼓鼓地说:“刚才已发过了!”
会议开到最后,由县委书记赵占山做总结讲话,他说:“同志们,当前全县群众的情绪总的看是稳定的,对我们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也是积极拥护和支持的。自去年冬天以来,我们响应上级号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大张旗鼓地取缔‘一贯道’坏道门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接着,他话锋一转,又说:“根据上级指示,今冬明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维护好城乡治安现状。目前,全国的形势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我们要时刻防范敌人破坏。”他还说,“据最近的敌情通报,鄂友山手下的一个团长,名叫李存英,听说我们活捉了匪连长‘满不在乎’ 后,他带着团部的一些人马也叛变了,一直逃到四子王旗草地深处,宣称成立“反共自卫救国军”,与潜伏在绥远省城的美蒋特务相互勾结,还叫嚣要与新政权对抗。我县域与四子王旗的草地毗邻,这股匪徒对我县造成很大威胁。”他要求我们各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再强调:“李存英很狡猾,他们是骑兵,又在暗处,我们防不胜防。各区武装部要联手协作,一定要加强防备,消灭这股匪徒,以保证老百姓有个安全的环境。”
会议结束后,我正要离开,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这人正是主持今天会议的县委杨副书记,他将五区段副书记和我留下单独谈话。只见他诚恳地说:“眼下任务艰巨,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要互相团结。凡是年轻同志要尊重老同志,虚心向他们学习;老同志也要爱护和帮助年轻同志,工作中不要说风凉话,冷嘲热讽,更不能泼凉水。”
我们两个人,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各自做了自我批评,将要离开时,县公安局的赵局长和县武装部的韩部长相随进来了。韩部长一见我就说:“一散会我就在外面等你,原来你在这里呢!小任,我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眼下我们部里缺下一位军训科长,看你愿不愿意来?我们急着选人调配呢!”他这话音未落, 赵局长就说:“不行,这人是我从包头专署要回来的,应该先回我们公安局,眼下我们局里正需一名助理员呢?”韩部长就反驳他:“他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助理员呢?”赵局长说:“经过这一个阶段的考验和锻炼,难道还不够党员资格?他写份入党申请书,经县委领导批准,这不就成了一名党员了嘛!”
这时,杨副书记便插话反驳他:“那党支部大会就不讨论了吗?”赵局长则说:“我们过去火线入党,哪有那么多手续?”杨副书记又问“这是在火线上吗?你们两位不要争了,我看还是征求本人意见吧!”接着,他就回过头来问我:“小任同志,那你的意见呢?”我说:“当前任务紧急,我还是回区里吧,抓紧带领民兵剿匪。”此事儿就这么拍板了。
其实,从我的本意讲,还是想回县公安局,因助理员就是副局长待遇了,但我不好意思驳韩部长的面子。在他俩争执不让的势头上,我答应了谁也会惹下对方,那样做后果就不好了。当晚,我就回到了一区政府所在地——哈乐村,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一进区公所(即区政府机关)大门,通讯员小马看到我了,就喊:“任特派员回来了!”这时,区长刘文德和区武装部教导员李怀章,听见叫声就迎出来了。李怀章说:“我以为你被县里留下了,咋又回来了?”我便将实话和他俩说了。刘区长说:“你这样做很好,当前剿匪工作是第一位的,咱们先商议剿匪护区吧。通知人们,马上开会,组织区里的对敌斗争。”会上,刘区长宣读了县委、县人武部和公安局三家的联合通知,要求成立剿匪护区民兵武装。区里从各乡抽调了三十多个民兵,年龄大都在二十岁左右,组成专门的剿匪队,每人每月补助新币(当时所有国家干部是实行供给制,全国尚未实行币制改革,流通仍沿用大面额的人民币,一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一元)八万元,这比普通工作人员薪金还高呢!这对农村青壮年很有吸引力。区里对这些人员,只负责吃住,不管发衣服。当时,我们公安人员仍是实行国家供给制,由公家供吃供穿,每月发给津贴五万元。
等这些民兵报到后,我摸了一下底,除三人参加过基干民兵培训外,其他人连枪杆子都没摸过。这日,把他们全部集合起来一看,阵容还算不错,人员比较齐整,全都是充满朝气的小后生。我与李教导员商议,将这三十个人,分别编为三个班,让那几个受过训练的民兵,分别担任班长。由我负责军事训练,由他来负责政治教育。接着,我说:“请大家欢迎李教导员讲话!”他说:“我们的剿匪护区队,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支民兵武装,归区武装部领导。根据区委会决定, 由本区武装部长兼公安特派员任仲元同志担任队长,我任指导员。今后我们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必须按命令行事。”随后,他提议:“欢迎队长讲话。”我开头就问了两句话:“你们怕不怕苦?”众人齐声回答:“不怕!”我又问:“你们怕不怕死?”他们高声回答:“不怕!”一看大家态度坚定,斗志昂扬,我便强调:“你们听好了:有怕死的,现在就可以走;有怕苦的,马上就换新人来。凡是不怕苦、不怕死的,一旦留下来,就要刻苦训练。我了解到你们当中,有大部分人,从来都没有摸过枪杆子,这就要从最基本的体能训练开始,只有平时多流汗,上了战场才能少流血,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大伙齐声回答:“听明白了!”我讲完话,就宣布解散。此时,听见他们小声议论:这人真厉害!
这时的节令,已进入大雪天气。这地方属于大后山地区,一场大雪封山,即“入冬”了。这段日子里,我们天天坚持出操训练,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交替进行。经过这次集训,大家的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有所提高。我们这三十多个人, 平时就集中住在区公所里。
进入年关时节,一直匿藏于深山里的匪徒们,也要外出抢东西过年,这也是剿匪护区的关键时刻。由于匪徒们是四处外出骚扰,区委就开会决定,不能光靠民兵队,应把区里所有的干部都武装起来,过年时全部集中到区政府所在地这个围子里待命,以防万一。
腊月廿九这天,大营子村的老乡跑来区里报告,说他们村里突然窜来一股土匪,刁牛拉羊,抢夺年货,闹的鸡飞狗叫,四邻不安,形势很危急。此时,区领导当即决定,打击这股顽匪,具体策略是由我带领民兵队发起突然袭击,将他们引出来,让区干部们两面打伏击。这是我们民兵队组建起来后,参加的第一次实战,我临时作了战前动员,告诉他们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打击敌人。一定要沉住气,先把敌人引诱出来,再彻底消灭他们!这时,只有我和李指导员,还有一位区治保主任,还能够沉着应战,大多数队员则略显慌张。
不料,当我们奔袭过去,敌人的岗哨似有察觉,立即鸣枪报警。那伙顽匪听到一声枪响,急忙从一户农家大院里撤离出来,抢占了一个小山头,与我们交火了。当时,他们居高临下,占有优势,将我们压在一条山沟里。我们只得隐蔽起来,与他们相持对射。一看阵地上有人受伤了,个别民兵乱了阵脚,竟朝天空胡乱开枪,有几个孬队员,甚至吓得想逃。
一看地形对我们不利,我急忙把那三个班长喊过来,让他们稳定住大家的战斗情绪,千万不要乱跑。恰在此时,一看我方火力减弱,对面的敌人迫不及待地发起了冲锋。这下子,我们坚守的山沟,反而成为前沿阵地了,双方战势顷刻间发生逆转。我抓住战机,高喊一声:“大家瞄准敌人,等近距离再打!”这时的情形对我们很有利,所有人严阵以待。
当敌人冲到距离我们不到一百米时,我大喊一声“开火!”三十多支枪口,骤然訇响,子弹齐发,顷刻间,打倒十几个敌人。一看情形不妙,后面那些顽匪,拼命往回奔跑。我高声命令:“大家搬起标尺,打移动靶位!”这三十多支枪口,又发出一阵鸣响,打倒几个敌人。一看剩下的敌人不多了,我跳起身来,命令大家追击!可不等我们追上去,敌人早已跑光了。当我们返到那户农家大院,从外面包抄过去,发现里面有不少马匹,可我们不敢冒然进去。此时,只见李教导员掏出一颗手榴弹,随手拉动引信,隔墙扔进院里。接着,就听“咣”的一声响,从里面传来几声嚎叫:“饶命啊,饶命!你们别打了,我们只是喂马的!”
当我们推门冲进去,只见那两个看护马匹的匪徒,哆哆嗦嗦蜷缩在那里, 墙角堆着不少抢来的东西。再朝上房的屋里一瞅,却不见一人,当我推开家门进去,见有几个老乡,全都在炕沿下爬着,估计是怕中了流子(弹)。这场战斗虽有失利,没能全歼敌人,但也打死二十几个匪徒,缴获了一些武器。为弄清情况,我就安慰那几个老乡。原来,他们是祖孙三代一家人,本来想过个团圆年,谁想遭土匪祸害了。经过询问,他们也说不出个啥来,只是说匪首看中他家院子大,又有一溜养牲畜的棚圈,就把这里当做吃喝喂马的地方了。
一看是这种情况,我们先让这户人家,去告诉村民们,各自来认领被土匪抢劫的东西。然后,就收拾起缴获的武器,准备返回区里。谁料,在押解俘虏出大门时,这俩家伙误以为要拉出去枪毙他们,吓得磕头求饶。忽然,那个老一点的匪兵说,他要揭发他人,戴罪立功。我令他快讲!他当即供述:“我们的头儿叫李存英,他就在抢劫村民的人群里。”我当即愣怔了,拉过这个家伙就审问:“你说的这个李存英,原先是不是当过团长?”他说:“就是。”一听这话,李教导员多了个心眼,命他从打死的匪徒中指认。不一会儿,我们又返回刚才战斗过的地方, 那个匪兵扒拉开每具尸体,从面部上仔细辨认。突然,他指着一具尸体说:“就是他!”我忙派人去搜身,从那死人衣兜内,果然搜出封密信,启头称呼“存英兄”内文则是说村里防备空虚。从中可判断出,敌人在村里安插有耳目,正是这个奸细通风报信,才引来匪首临阵。为此我们找来村干部,特意作了提醒与交待。
这次匪兵年关骚扰,虽说没占上便宜,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民兵队,经过实战检验,仍缺乏战斗力。看来打起仗来,光靠年轻人多,力量并不大, 关键是要有一批具备战斗经验、能够沉着应战的基本骨干。否则,我们就很难应对躲在暗处的敌人。在听取我们关于这次战斗的汇报后,区领导也认识到民兵队装备单薄和人员素质不过硬的严重性。随之决定,这次缴获的马匹和武器弹药等装备,一律充实到民兵队,尽快将民兵队变成骑兵武装。这样一来,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亟需招收一些有实战经验的人,来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可因人们忙于过节,对于民兵队扩编的问题,只能暂先搁置起来,再等待机会。

   
   
  第二十四章  
三战告捷毙匪首


一日,刘区长来找我,说本区车辅村有个人,枪法好,有胆量,正是民兵队扩编的合适人选。我说:“太好了!”我俩就约定好去见见他。次日上午,我们来到他家,当推门进去,一下子傻眼了:这哪儿像个人家啊?比讨吃店还“灰”哩!只见屋内冷锅寒灶,没有一件家具,只有半截水缸和一个单股子风箱。炕上坐着两个光屁股娃娃,地上站着个衣衫缕烂的妇女,那个男人约莫三十岁,面黄肌瘦, 目光痴呆,蹲在墙角里,这家人真是可怜。
一见此景,刘区长两眼落泪,伤心不已。他上前拉住那汉子的手说:“看到你这苦日子,我这个当区长的问心有愧,实在对不起你!”说罢,就把棉袄脱下来, 披在那人身上。我也掏出全身仅有的津贴费,留给那个女人,让她买点吃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刘区长就问他:“你若是还愿意闹革命,那就跟我们走吧。”那人仍旧蹲在那里,一言不发。这时,我也上前说:“这位大哥,听说你曾经当过游击队员,当年为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扛过枪,出过力,杀过日本鬼子。眼下我们围剿土匪,消灭国民党残渣余孽,需要你这样的人扛枪出山。”闻听此言,他心有所动,却迟疑地说:“容我再想一想!”刘区长便向他承诺:“好吧,我们随时等候你归队。”在返回的路上,刘区长对我说:“我家原先过的日子,与这户人家一样苦。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没下顿,土炕无席,夜里睡觉没有盖的。所以,一看见他家这么穷,我就不由得心酸掉眼泪。自从共产党来了,引导我参加革命,我才过上了好日子。”
果然,第二天一早,那个人来到区上,直接去了刘区长办公室。一直坐着不出来,连午饭也是由通讯员给送进去,他们整整谈了半天。等到下午,刘区长才将他领到我们民兵队。对我说:“小任,经过我说服动员,他愿意参加剿匪。具体事宜,你再与他谈谈。”
刘区长走后,我让他坐下来,又给他倒了碗热水。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我本姓朱,叫朱金。后来,到了外父门上,因为是招女婿,就改姓张了,叫张金。”我又问:“你是哪里人?”他说:“老家在陶林大塔寺村,小时候家境尚好,还上过几年私塾”。
原来,在他少年时期,老家来了八路军“动委会”,秘密宣传抗日。后来,有一支共产党的“武工队”,一直活动在灰腾梁一带。再后来,他们又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陶武区,还领导着一个区小队,在陶(林)武(川)边界地区打游击,在当地很有名气。
一日,游击队夜宿他们村,十几岁的朱金,瞒过家里人,寻找到区长高增贵,提出参加游击队。这个时候,共产党领导的陶林县游击政府也活动在陶(林) 武(川)边界地区,高区长觉得朱金年龄偏小,不适宜跟着区小队打游击,就把他引荐给陶林县游击政府县长宋克瓒。当时宋县长的通信员张秀,恰好调到中共绥中地委去了,朱金便接替他了。
一九四○年秋天,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华北发起“百团大战”,令日军对共产党敌后武装力量刮目相看,就连侵华日军华北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都认为,一场“百团大战”,彻底暴露了八路军的真正实力。一直以来,日本朝野都认为,只有蒋介石的国民军,才是抗日主力;共产党领导敌后根据地,那些抗日武装大都是“土八路”,充其量也就是开展游击战。
岂料,一场“百团大战”,共产党投入兵力近百万,一夜之间,华北地区的主要铁道线,几乎全部瘫痪。这一下,日寇知道共产党军队的厉害了。他们在战略上进行重新调整,集中优势兵力,调转枪口对付八路军。不仅封锁所有敌后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囚笼政策”,还展开了篦梳式的拉网“大扫荡”。“三光政策”灭绝人寰,达到非常残酷的地步。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面对强敌压境,为保存有生力量,大青山抗日主力部队,奉命跳出敌人包围圈,转移到绥南蛮汉山一带。只留下陶林县委机关的部分当地干部和县区游击队员,化整为零,化装潜伏,隐蔽在群众中,继续坚持斗争。
当时,数万日伪军分五路向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扑来,本来是想找八路军主力部队决战,可是,除与陶林县委部分抗日武装发生小范围交火外,一直没有发现正规部队的踪影,气急败坏的日伪军,向根据地群众报复,村村起火,户户冒烟,杀人抢掠,惨不忍睹。
朱金和他的战友们,与搜山敌人的遭遇战,发生在陶林县境内的独贵沟。为掩护宋克瓒等领导撤退,朱金主动留下来,与部分游击队员阻击敌人。在战斗中,他肩部中弹,滚进地沟里,昏迷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才被一个上山割草的老农发现了。一看他流血过多,奄奄一息,忙将他背回家里,慢慢养伤。待伤愈后,因无法找到游击队,他就在这个老农家留下来,给人家出苦力。这户人家, 只有一个女儿,看到这个小伙子肯吃苦,人也老实,这个老农就把他招为上门女婿,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此,他变成家庭一员,并且改名张金。
一九四八年夏天,当他听说当年大青山抗日部队的姚参谋长,如今已成为绥蒙军区司令员了,正在率领解放军一个纵队,攻打陶林城。他就动起了归队的念头。可是,老岳父已经去世,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若是走了,这个家就散了,无奈之下,只好留下来。
这次刘区长和我专程登门看望,又燃起他跟着共产党,扛枪闹革命的希望之火,便说服家里人,来和我们商谈老婆娃娃的事儿。恰好我们需要他这样的人,一看他同意了,刘区长答应救济他家,我给他配发了武器与战马,还专门为他做了一身三面新的衣服。
这一带居住的猎户,祖辈依存于阴山山脉,常年在大青山深处打猎,枪法都打得很准。后来,我们又吸收了十几名像张金一样的快枪手。民兵队扩大到五十人。经请示区党委同意,又任命张金为区民兵队副队长,协助我抓全队的军事训练。张金这个人很有意思,当他接受了区里的任命后,就把姓氏又改过来了,仍旧叫朱金,大伙都喊他“老朱队长”。
这年农历三月初,从壕赖村跑过来个老乡,他急匆匆告诉我们,从四子王旗方向,流窜过来一股土匪,在他们村附近活动,夜里极有可能进村祸害百姓。闻听此讯,我们立刻集合队伍,策马狂奔,向壕赖村进发。刚跑到半路上,就听见前面有踢踢踏踏的马蹄声,我们就判断,可能是匪徒的马队。我命令所有马匹全部隐藏在山沟内,又以排为单位,埋伏于山坡两侧的隐蔽地带。约莫过了十多分钟,果然,在我们前面,出现了一支马队。
当敌人进入我们的射程之内,我一声令下,两个排的兵力,一齐对准奔跑的马队开火。顷刻,约莫有三十多个匪兵,从马背上栽了下来,剩余的几个家伙,乖乖下马,举手投降。等我们正要收拾战场,押解俘虏时,突然,从后面又飞奔来一支马队。一股尘土飞扬,卷起黄沙弥漫。是继续迎敌?还是避其锋芒?我正在犹豫之间,就看见那些骑兵的大刀片子。我曾有耳闻,绥蒙军区骑兵四师,与其他骑兵部队的最大不同,就是他们使用大刀片子。
当即,我命令大家,原地待命!果然,一看眼前这个阵势,这伙人就知道我们的身份了。这时,有几个骑兵跑过来,询问我们是哪部分的?我告诉对方:“我们是武川县一区民兵剿匪队。”随后,我们就迎上前去,这时,他们才说出部队番号:正是骑兵四师二团。
接着,他们引上我们队领导,去拜见他们的巴图团长和哈斯政委。这个哈政委,也就三十多岁,汉语说得不大流利。他说:“我们从壕赖村把这股匪徒追出十几里,不想追到你们的嘴里啦!”我说:“听见枪声,又听见马队的响动,我们就埋伏起来。结果,咱们两家人,打了一场夹击战!”巴图团长说:“你们打扫战场吧,战利品归你们,我们就返回绥中了。”
这里距壕赖村比较近,我们押着俘虏和缴获的马匹,一起到了村里。这里恰好有座大教堂,我们这五十多号人马,正好有个安歇之处。一听说是我们把这股残匪给消灭了,当地老乡们很高兴。热情的村长就派人到各家各户去动员。不一会儿,大家给送来了吃的东西。只可惜,吃完饭后,教堂里没有睡觉的地方,老百姓给铺好柴禾,众人一起睡在地上。
第二天,我们押上俘虏,正准备去县城,并向人武部汇报战况。人马还未走开,突然,远处跑来一匹马,到了跟前才看清楚,那马背上还趴着一个人。只见他急匆匆地说:“我是从厂汉木太跑出来求援的,我们二区的十几名干部,全被土匪包围在夹鸡沟出来的那个沟口子村,情况万分紧急,请求快速解围!”我问他有多少匪徒?包围了多久?哪里距离这儿有多远?可这个人慌得啥也说不清。我立刻集合队伍,命令一班看管俘虏,剩余的人马,让他在前面带路,急速赶往沟口子村。大约奔跑了半个小时,也就是二十多里的路程,那个带路的人说:“到了,他们就在前面。”我登上那座土丘顶,远远一望,瞭见远处有三十多匹战马, 围成一个大圈儿。在村子前面,仍有一伙匪徒在围攻。紧急关头,事不宜迟,我命令朱金带领十几人,先将那个马群打散!接着,由我带领剩余兵马,一同向村里发起冲锋。然后,我们由东,朱金由西,两面夹击敌人。此时,匪徒一看,区里的援兵到了,就纷纷向马群靠拢。反被朱金指挥的人马,一排子快枪火力,给压回去了。此刻,我们的人马,也赶到了指定位置,很快与敌人交上火了。顷刻,我们前后两股人马,乘势高喊着,冲呀!杀呀!猛扑了过去。
一看我们冲到眼前了,还在与朱金对射、负隅顽抗的匪兵,只得乖乖缴枪。躲在院子里抵抗敌人的二区干部们,听见枪声大作,又不见围攻的匪兵乱叫,就知道援兵到了。可是,他们仍不敢开门,我就在院子外面,大声吼叫:“院里的同志们,赶快打开门,我们是一区剿匪队!”听到我们的喊声,那里面的人,才把门给打开了,我们就一齐涌进大门。
原来,被围困在里面的有二区副区长穆培猷等十多人,他们是深入乡村了解春耕备耕的,不料,与敌人偶遇,差点被匪兵包了饺子。一见我们,穆副区长激动地说:“我们打得弹尽粮绝了,众人都以为活不成了,不想,你们一区的救兵突然来了,真是太感谢了!”
我说:“太危险了,我们若迟来一步,这伙匪徒恐怕就得逞了,今后一定要提高警惕啊!”穆副区长说:“我们也是大意了,本来不准备在这里过夜,可吃完饭后,就住下来了,不想凌晨突然被包围了。”我说:“我们还有任务,你们打扫战场吧,所有缴获归你们。”
在县武装部,我们移交完俘虏,又汇报了近期剿匪情况后,韩部长向我们传达了新的敌情通报:原驻扎在土默特旗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一个连,最近在托克托县发生兵变,打死打伤多名当地公安干警,后被军区骑四师二团追赶到固阳至达茂旗草原了。他们很有可能流窜到武川县境内骚乱,让我们提高警惕,一定要多加小心,防止被敌匪偷袭。
我们回到驻地,立刻向区委汇报了韩部长指示以及近期敌情通报,一再提醒区干部们,一定要吸取二区的教训,防止下乡干部被匪徒围困,甚至出现“包饺子”现象。区委也指示我们,平时要加强巡视,搞好联防,发现敌情,及时通报,力争歼灭来犯之敌。
这天,我带着大队人马巡逻到油坊村,这里是一区和二区的毗邻地带,早年因有户大财主开油坊而得名。当晚,我们就住在油坊大院里。正准备休息,突然,哨兵前来报告,说有一支骑兵向村内运动。突闻此讯,我们立刻上了房顶,不一会儿,就听见急促的马蹄声。因摸不清情况,我们不敢贸然出击。当我看到有一队人马正向油坊大院冲过来,就命令先打马匹,因天黑马的目标大,也容易击中。结果,刚一交火,这伙人马便逃逸而去。
我们回到屋里,没停多久,又有一支马队朝村里奔来。我们直以为是匪徒轮番骚扰,不想他们是县公安局宋福海率领的剿匪大队。经过相互交流才得知,前面刚跑过的那支人马,正是被他们从县城西郊四合村撵追过来的一股匪徒。这伙顽匪很狡猾,躲过后面追击的剿匪大队,又绕开前面布控等待的民兵队,侥幸逃到这里,又差点遭遇我们两队人马的前后夹击。宋队长说:“这要是白天就好了,你们若能拦截一下,我们正好追上这伙王八羔子”。我说:“主要是我们各家剿匪队,全是以防为主,无法联起手来,共同出击。”当晚,他们又返回驻地待命去了。次日,我们正要离开油坊村,忽有峁独庆的一个民兵骑马来报:“昨夜去了村里两个人,看年龄五十多岁,躲到一户人家里,其做法和土匪一样,只准进,不能出,估计不会是好人。他就跑来报信。”我们就跟着他来到村上,在村边先埋伏下来,等待时机。
这日,恰好是农历三月十六,一轮圆月将山川映照得如同白昼。正当我们监视其动静时,突然,发现那户人家大门一开,窜出两个人来,从村口就往山里跑。我们高喊:“站住!”谁料,他俩奔跑得更快了!眼看就要跑脱了,我提枪点射,正好打准跑在前面那个人的腿部,他一下栽倒了。朱金那一枪,出手更快,偏偏打在跑在后面那人胸部,一下子给打死了。
我们追过去一看,被打伤的那个人,忙从已经死亡的那个人身上往出掏东西,一手拿着一支粗钢笔,一手握着副眼镜盒子。我问他:“你们是什么人?”他答:“过路的。”我说:“那跑什么呢?”他答:“怕遇上土匪”。我一看,不来点硬的,他不会死心。我就假装土匪头子,掏出枪来,要击穿他那天灵盖。这家伙害怕了,连忙抱住脑袋说:“他是郑殿卿,我是他副官。”当时,我也没当一回事儿。不料,可汇报上去后,这事儿竟然惊动了县武装部和公安局。第二天,他们让我们连夜将把那个伤者送回县城突审。韩部长和赵局长听完口供,又看了钢笔等物证,仍不敢相信,那个被我们击毙的人,会是郑殿卿?
第三天,他们又派人来给死人照了相片,还派人送到省厅比对,最终确认: 死者正是郑殿卿。原来此人大有来头,他正是“绥远省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这还了得,长期活动在大青山一带的堂堂匪徒总头子,竟然栽在我们一个区剿匪队的手里。就为这件事儿,我们只好按上级要求,详细写出怎样打死匪酋的报告,一直呈送到省厅备案。(未完,待续)

                                      
      · 作者简介
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本期编辑: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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