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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先辈孤身走“口外”、北徙大青山、落脚后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再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歌猛进的时代气息，讴歌了建设者满腔热忱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
（原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该书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奖。）
第三十五章
玫瑰营暗流涌动
午后，于科长招呼大家开会，对本科人员作重新分工。白亮、李根年、韩龙清、陈舟横等人为政治案件组，我和老崔，还有小潘等人为社会宗教组，其余人为治安刑侦组。在讨论组长任命时，我说：“老崔军龄长，资历老，经验多，我建议由他担任。”老崔却说：“让我带兵冲锋还行，让抓社会宗教工作，我对这行不熟，干不了！”于科长也说：“我觉得老崔说的有道理，军队和地方工作截然不同，不熟悉情况不行，我提议让任仲元担任。”
我一看，自己初来乍到，又是个小字辈，连忙说：“不行，不行！还是老崔合适。”不料，这家伙急了：“你这是存心与我过不去，找死啊！”我说:“这又不是让你上刑场。”一看我俩又逗开了，于科长严肃地说：“别闹了，说正经事儿，由任仲元任组长。”
我上任的第二天，于科长就从大卷柜里取出二尺多厚的三大摞材料，让我们熟悉情况。并说：“这是目前收集到的全部资料，请你们了解和掌握一下。”原来，本地区的宗教派别较多，除信仰佛教的外，还有天主教（又分东正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喇嘛教等。最大的天主教教堂在土贵乌拉（察哈尔右翼前旗政府所在地）附近的玫瑰营村，伊斯兰教遍布各地，最大的清真寺在回民较为集中的大马库伦村（察哈尔右翼中旗所辖地）。我国境内的蒙古族民众大部分信奉喇嘛教，喇嘛庙在四子王旗牧区比较多，较小的教派则是道教。
其实，在所有宗教中，唯有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教派，其他的都是外来教派。佛教在汉代由印度传入中原，伊斯兰教由阿拉伯传入我国，喇嘛教则是由藏传佛教派生出来的。当我们对这些基本情况初步了解后，就觉得这些资料有点凌乱，需要分层次归类整理。于是，由小潘作了封皮，全部进行登记造册，并形成卷宗。再由老崔按照分类，分别归档。我和小马则据现有资料，绘制出各类宗教和教区分布图，还用不同颜色将各个宗教派别的信息标示出来。基本上做到了卷宗化和系统化，图上各个寺庙、教堂和清真寺的名称，一目了然。
过了段时间，于科长对我说：“张耀处长要听一下本地区近期宗教活动的最新情况汇报，请你们准备一下。”我就与大家商议，众人说：“近期新动态，我们谁也没有掌握，这该怎汇报呢？”我说：“请大家分头准备，小潘和小马明天去一下行署统战部，老崔跑一趟民族事务委员会，我去机要室查最新资料，找找各地的案情协查通报，再统一归纳汇报材料。”
当我将近期的协查通报全部找出来，逐一查阅时，广东省公安厅通报的一则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该通报称：在本省梅县境内的一处天主教堂里，发现了反革命组织“圣母军”。目前，已经由南方传到北方地区，近期在北京、天津和以及沈阳，也发现了该组织。
此案的起因是根据群众举报，梅县公安局经过全力侦察，破获了这起披着宗教外衣，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反革命组织。随后，抓获了本地区最大教堂的主教黎培里，将其驱逐出境。这个黎培里系美国人，他利用天主教堂为掩护，构筑间谍网。广东省公安厅在协查通报中提到：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地区玫瑰营天主教堂主教樊恒安与黎培里常有联系，他们怀疑该教堂里极有可能潜伏着国民党特务和其掌控的情报网，甚至还暗藏“圣母军”。
我们便把这方面的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向张处长作了专门汇报。他虽然对本地区的宗教活动及其动态不大关注，却对“圣母军”这个组织特别敏感，还询问下一步准备怎么干？于科长当场讲了三点意见：一是黎培里系国际间谍， 这个问题已定性了。我们应查清樊恒安与他究竟有无联系？二是如有联系，必须查清所联系的内容。三是还要查看有无实际活动？这些活动是否属于反革命性质？一旦发现有反动行为，必须端掉窝点，切断其源头。
听完汇报，张处长说：“我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不过，有几点事项一定要注意；一是要特别注意我党的宗教和民族政策，凡是反动组织，必须取缔它。但是，不能无证据乱抓人，那会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误认为我们共产党人，不尊重宗教和信仰，不尊重民族感情；二是对于敌对分子，要与普通信教群众区别对待；三是要将正常宗教活动和利用宗教活动从事反革命破坏区别开来；四是在查处反动组织的同时，还要维护正常的宗教事务活动。”
为慎重起见，张处长又请来了行署统战部的赛部长，征求他对我们行动方案的意见。赛部长在认真听取我们的汇报后说：“你们要调查樊恒安的政治背景，对于这一点我没有意见。可是，这人是我们的重点统战对象，你们在具体工作中，一不要公开他与梵蒂冈大主教联系的秘密，二不要公开他的个人私生活。否则，反会对我们的统战工作产生不利因素。
老崔一听，仅此一项工作，就有这么多条条框框和限制，就说：“干工作哪能做到恰如其分？出现纰漏也是在所难免，我的想法是先查证据，如果没有就算了，一旦查出来，就给他捅出去，把他们搞臭。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对待阶级敌人，绝不能手软！”张处长盯住老崔看了半天，也没说什么。可于科长沉不住气了，便说：“老崔，咱们办案要领会上级的意图，不能背离我党的宗教政策，只有依靠组织，走群众路线才行。”最后，由张处长拍板定音：“这项任务由侦察科宗教组牵头，从现在起对玫瑰营天主教堂布控监视，但不能干扰正常活动。” 为便于协调，我们又从行署统战部抽调来宗教科长郝斌升，从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借调来邱干事，共同组成案件调查小组，协同侦察这起可疑案件。这位郝科长是本地人，曾在玫瑰营区公所工作过，熟悉那里的情况，与大家一道，进入工作状态。
玫瑰营子村比较大，也比较分散，有民居数百户，约千余人口。为便于公开活动，我们就以宣传新颁布的《兵役法》为名进驻该村。为易于接近群众，我们全都换成便装，他们几个人住在村里，我和郝科长、邱干事住在教堂附近。可周围基本没有农户，尽是些教堂雇用的杂工。这些人虽说好接触，可是从他们的嘴里，却打探不出来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一般来说，天主教的组织体系非常严密，似乎与社会人群相隔绝，更远离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一些境外间谍机构似乎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一些敌对势力就钻我国宗教自由的空子，将情报网络乃至特务组织渗透于教堂内，不仅隐蔽神秘，还相对安全。尤为恶劣的是某些敌对势力或敌对分子，竟然披着宗教的外衣，以教会活动为幌子，在暗中从事破坏活动。
本地区有十多处天主教教堂，其中，多处住有神职人员，唯玫瑰营天主教堂建筑规模最大，神职人员最多。据说，这个地方原名叫芦草卜子，后因天主教的《玫瑰经》而得名。该教堂是由比利时传教士方济名于 1874 年初创，后几经扩建，现有修道院、修女院、育婴堂等房舍百余间，教区内有神甫四十余人，修女二十多人，神父（即主教）一人。
这些修女中，中年以上的有十多个，她们大多会些医术，有时也给信众上门看病。在她们去教友家的途中，有时就会遇上我们。后来，我们就接触到一位名叫安琪的小修女，她是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嬷嬷学西医。这个老修女医术高明，出来看病的机会也多。时间长了，这个小修女就觉得我们几个人眼熟，有时遇见她了，还会给你行一个优雅的西式礼。
郝科长这人性子急，一天，他对我说：“我们几个入村都十来天了，至今工作毫无进展，既无法打入教堂内部‘卧底’，又无法在教友中打开缺口，总不能永远都在等待机会呀？”我说：“是啊，这机会有时候也得靠我们自己去创造，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想这神甫与信徒之间、信徒与教友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儿，肯定会有裂痕和矛盾，我们能不能从中寻找到突破口？只要能探知到内部秘密，这事儿也就有眉目了。”一听我这样说，他略有所思，琢磨了半天，才开口问我：“莫非你是说，可以去做信徒或是修女的争取工作？”我说：“通过这些天的观察，我发现普通教友根本进入不到礼拜堂后面的密室，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没必要在他们身上下功夫，考虑修女或信徒较为合适。”
过了几天，郝科长避开众人，悄悄对我说：“我通过多条渠道和途径，终于打探到那个小修女的身世了。她老家是七台人（今商都县城关镇），就因家里穷，父亲逼她嫁给玫瑰营村一个老光棍，只是为收取男方的高额彩礼。为逃避这桩婚姻，她曾自杀过，后被人救出来，一时无人收留，才躲进教堂当了修女。”又过了几天，按照处里安排，那几个同事提前撤走了，这里只留下邱干事、郝科长和我三个人。当时，依照行政职务，应由郝科长领导我们，但此事是由我们科宗教组牵头，他就说：“还是以你为主，我和小邱全力配合你。”
我在前些日子，一直试图等待转机。自从郝科长说了这件事后，我就根据这个新情况，让他关注这个小修女。一天，郝科长突然腹泻肚子痛，这儿离教堂近，就喊邱干事找来个教堂浇花工，求他去请老修女来给看病。可老修女不愿接触官方人员，就借口不便出诊，让安琪送来一包专治痢疾的药片，并嘱咐怎么服用。郝科长借此机会，竟直言不讳地说出三个字 :“聂月明”。只见安琪当时愣怔了一下，随即故作镇静，转身就要离去。但郝科长不甘心，又冒昧问了一句：“难道你忘掉他啦？”安琪迟疑了一下，仍旧没有出声，但脚步明显沉重了！见此情形，郝科长又大声说出：“这人是我表弟，他在官村（现察哈尔右翼前旗政府所在地土贵乌拉镇），盼望见你。”这句话似乎有魔力，安琪不动了，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
原来，安琪的真名叫香兰子，只有十七岁，虽说是个修女，但春心未了。就是因为那个月明子，她才不畏爹娘逼迫，选择自杀抗婚。眼下，伴随教堂那空旷的钟声，多少个孤独寂寞而又惆怅难耐的漫漫长夜里，她多么盼望月明哥能出现在眼前啊！如今，他果真来找她了，她怎能不动心呢？当想到这里，她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不由地转过身来，却仍不开口。
一看有戏了，郝科长瞅准机会，趁热打铁，亮出了底牌：“我实话告诉你，我假借拉肚子，把你骗出来，就是想给表弟搭个桥，给你牵根线，让你们这对苦瓜瓜，见上个面。”一直到此刻，安琪才开口问：“怎么见？”郝科长说：“我把他叫过来，让他带你走。”当看到安琪终于露出相信他的眼神，他便对她做出庄重的承诺，而她也答应了帮他办事的请求。
掌握到这个信息后，我就让郝科长去联系他表弟。不料，他神色诡谲地笑着说：“我哪有什么表弟？这是按你的吩咐，我背后做的功课，托人从七台子找见他，又请到官村来。”真没想到，我这个新搭档，本事不小哩！利用他在当地人熟地熟的优势，硬是撕开个口子。
一天，我与郝科长商议：“你可否以统战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去正面接触一下樊神父，以试探虚实？”他欣然受命，但临走时，又让邱干事陪他去。还说：“这会见宗教人士，怎能没有民委的官员参与呢？”在见到这位主教后，他假称：“我们在村里吃派饭，遇到点困难，教堂可否给安排几餐？”樊神父却说：“目前，教区尚有六十多名神职人员，我们除了‘教堂田’收入外，也没有额外资金来源。实在对不起，我们从来不为异教徒提供用餐。”
一看面谈无果，郝科长抽身而返。不料，一出门，在过道上，与侧面而来的一个修女，恰巧撞了个满怀。只见她呢喃一声：“阿门！”又施了一个屈膝礼，一遮脸便退走了。此时，跟在他后面的邱干事就开玩笑：“郝科长，这么美丽的修女，怎会主动拥抱你呀？”郝科长则悄悄说：“方才那个修女好像是安琪，我想这不可能是巧遇，也许是事出有因。”
果然，等回到住处，一摸外衣兜，郝科长觉得里面有个小纸团儿，忙掏出一看，是张小纸条。这时，邱干事又开玩笑了：“哈哈，我没猜错吧，那个美丽的修女，给你写情书了！”郝科长急眼了，一把将他推开，严肃地说：“你知道个啥呀？不懂的就不要乱说！”
过了一会儿，等邱干事出去了，他将那纸条展开一看，上面是几行歪歪扭扭的字迹，有些字还辨认不出来，揣摩了半天，他连猜带诌，大概看出来是这么个意思：前天午后，平常教我学医的那个老嬷嬷肚子疼痛，让我给她拿药，不巧用光了。她忙把钥匙给我，让我到地下室去取。可往常备药都是老嬷嬷单独去取， 我从来没有到过那里。当我摸索着打开那门，用手电筒一照，看见里面搁着几个箱子，可我不知道哪个箱子里有这种药品，就搬开盖子去找。不想，在第一个箱子里发现有长枪。当搬开旁边那个箱子，才找见所需那种药瓶子。
郝科长边辨识那些字，边往下顺句子。他估计安琪没上过学，这些字也是向老嬷嬷学医时记住的。由于缺乏练习，她写这纸条时，肯定花费了大力气，从这些歪歪斜斜的用笔上就能看出来。不过，虽说看起来很费劲儿，当看完这纸条， 他兴奋地几乎要跳起来。
吃过晚饭，我回到住处，郝科长凑上前来，低声对我说：“好消息，我们终于抓住狐狸的尾巴啦！”我忙问：“啥情况？快说说！”一看邱干事上茅房回来了，他欲言又止。我就责怪他：“你这样做不妥吧，眼下调查组就剩下我们三人了，这事为啥要回避他呢？”一看我口气变了，他连忙解释说：“其实，也不是回避。我这人办事，心急火燎，他却是个慢性子。我出去不带他吧，他就埋怨我，说我是‘独根槽’（方言：即“孤马不合群”之意）；带上他吧，又磨磨唧唧，还总爱给我讲些大道理。结果，就弄得我不得不带他，可他又不听话，我批评上几句，他就不服气，还拿大帽子压我，闹得我只好瞒过他单独行事。”他正嘀咕着呢，邱干事凑过来，眯着笑眼发问：“你俩这是议论啥呢？”我说：“正好人齐了，咱们听郝科长说个事儿。”一听我这么说，郝科长干脆把纸条掏出来，在炕席上摊平，详细解说开这码事儿。一听说教堂里藏武器，邱干事就给出主意：“咱们千万不可轻举妄动，打草惊蛇，一定要想方设法抓到确凿证据。”郝科长就没好气的问：“那你说，怎么抓？”邱干事摸摸脑袋，琢磨片刻，才说：“咱们用照相机，把木箱子里头那武器拍下来。然后，当面对质，看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又问：“怎么拍？你能进去
吗？”他垂下头，不吱声了。郝科长又冲着邱干事嚷嚷起来：“你这不是白说嘛？尽废话。”我却说：“这个思路也对，我们必须捕获到直接证据。不然，单凭修女的一张小纸条，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最后，争论了老半天，我们三人想出两套方案。第一套是派人化装进去，深入地下室，通过拍照，掌握铁的证据；第二套是强行进入，搜查地下室，当场收缴枪支。可我在想，这两套做法，说起来叫方案，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意见，也就是郝科长和邱干事各执一词。但我觉得：不到万不得已，不适用第二套方案。可是化装进去，首先得选个胆大心细的人，还需要内里的配合。既不会惊动敌人，又能巧妙地拿到证据。那么，究竟派谁去合适呢？
第三十六章
识破司铎伪身份
由于事关大局，我不敢擅自做主，只得回去请示于科长。当听完汇报，他也是倾向于第一套方案，还答应提供照相机。不过，在选择派谁去时，也犯难了。我首先排除了郝科长，他是本地人，好多教友认识他。况且他性子急，爱走极端， 容易坏事；第二个排除了邱干事，他去过教堂，见过主教，再去不合适。此外，他没有侦察经验，遇有险情，极易露馅；我虽有实战经历，但个子高，太显眼，引人注目，反会暴露目标。我俩研究到最后，只得让小马上阵了。一是他从未在村里露过面，纯属生人（方言：即“陌生人”）；二是他会照相技术；更主要的是他性格沉稳，遇事不慌。就这样，小马作为最佳人选，先隐蔽在机关里。
这日，又是一个礼拜天，周边十里八乡的信众，陆续汇集到教堂做弥撒，人多事杂，正是个好机会。通过郝科长反复动员，小修女安琪终于答应给我们做内应，会将我们的人指引到地下室。大约是下午五点时分，已提前得到通知的安琪修女，从洗衣房偷偷拿出一件神甫穿的黑袍，并利用出诊机会，给我们送出来。我们让小马伪装好，待天傍黑混进去。
晚上七点整，教堂楼顶那口大钟，铛！铛！铛！响过数声，云集于院内的信众涌入大厅，弥撒仪式开始了。弥撒系拉丁语，就是“聚会”的意思，为天主教最崇高的感恩祭礼。当所有信众聚集起来诵读《圣经》、聚精会神地举行领圣体礼时，那幽深的甬道里，一对修女头戴黑帽套，身穿黑长裙，步履从容地徐徐走来。在经过拐角的楼梯口时，一个修女闪身离去。过廊里那个穿黑袍的“神甫”顺势跟进，与那位修女并肩走向地下室。
此刻，没有人能知道，那个闪入过道的人，是安琪的密友梅花修女，而那位“神甫”正是小马。当安琪告诉梅花，她要去取药品时，便转身直奔拐弯处，忙给隐藏于暗处的人打手势。当她配合小马来到地下室，一把推开了虚掩的门，将他推了进去，又迅速关上。此前，为能节省时间，她已借口拿药，乘老嬷嬷去做弥撒时，悄悄取上钥匙，提前将门开启。
那里面很黑，也很潮湿，待他拧亮手电筒一照，就发现墙角搁着几个木箱子，还有一些零散杂物。时间紧迫，不容耽搁，他急速搬开箱盖子，扭开闪光灯， 接二连三地抢拍起来。就在这时，他似乎察觉到门开缝了，抬起头来，见安琪催他呢！便急匆匆离开此处。
这次深入虎穴，前后也就几分钟，待弥撒结束，小马又随成群的信众蒙混出来了。当他把照片冲洗出来，还未晾干，就被于科长拿去了。一看事关重大， 他不敢懈怠，当即去请示张处长。张处长看过照片，立即面见专区党委书记王尚志。王书记一听，愕然反问：“怎么？教堂发现了枪支弹药？数量还不少，这还了得？”他打电话就把军分区、统战部和民委的领导叫过来，一起商议对策。当时，也是出现了两种意见，军分区的同志主张立即行动，一举捣毁暗藏武器的窝点，惩处首要分子；以统战部同志的观点则认为：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樊恒安为爱国人士，他拥护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早年与磴口人白祥、归化县的穆清海等人，曾在归绥城创办过“恒清中学”，他本人亲任第一任校长，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反革命呢？而民委的同志甚至说：“教堂私藏武器，不一定是受樊恒安指使，也许是别人所为。”
最后，王书记拍板决定 :“一查到底，只要有证据，不论是谁，绝不姑息。但是，千万不能闹出乱子。”根据王书记的指示，张处长召集我们公安处的有关人员，又研究了具体行动方案。他说：“现在我们可以打草惊蛇了，对樊恒安应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如果他真是幕后指使者，我们将严惩不贷；假若他是被人利用了，那就应当实事求是，不能冤枉好人。因为我们国家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一贯提倡信仰自由。我们在执行公务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失误和纰漏，就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在随后的较量中，在张处长的领导下，由于科长坐镇指挥，当时兵分两路， 让老崔先登场，带人进入教堂后，直扑地下室，收缴武器弹药，要求稳、准、快，不准拖泥带水；另一路由我带领，与樊恒安正面交锋，配合老崔同时行动。就像上次郝科长会见他那样，先请人通报后，我们便径直进入他独居的卧室。当他看到我们时，并不显得惊慌，一面连声说：“欢迎，欢迎！”一面礼貌让座。当我们落座后，他就客气地问我：“有何贵干？”我就单刀直入地说：“樊主教，你们教堂藏有武器，你知道吗？”樊恒安连连摆手，还一个劲儿说：“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里是天主教堂，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有违教规的事情呢？”
一看他是这副样子，我迟疑了一下。他这是在隐瞒真情呢？还是确实不知道？或者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负隅顽抗呢？此刻，为以正视听，我就甩出“杀手锏”，将那摞照片摔在他面前，看他在怎么狡辩？然后，又郑重其事地质问他：“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有人在背后捣鬼？”只见他一脸无奈地说：“我是真不知道啊！”一看与我同来的小潘，满脸疑惑，持怀疑态度。他显得惶恐不安。接着，便说：“我这里是有个外来指导司铎，是通过天津塘沽教堂马利安主教推荐过来的。他曾与我谈论过，组织教会武装，保卫教会安全。可我没答应呀！
我说：“不对吧？你能肯定这批武器与你无关吗？”樊恒安冷冷地说：“你们要一口咬定我与这事有关，那我就有口难辩了。”我说：“主教，你错了，我们从来都是相信证据，用事实说话。”这话音刚落，他马上说：“这好办，那我把恩满德司铎叫过来，你们亲自过问他，如若有问题，我绝不绕过他！”一看照这样盘问下去，只能是打嘴仗，也查不出破绽来。我就让小潘去喊老崔。不想，小潘刚走到门口，老崔押着那个外来司铎进来了。
原来，就在老崔带人冲进地下室时，这个恩满德恰好在那里面。可能他是看到这么多陌生的面孔，立刻警觉了，急忙到地下室转移武器。不料，当场让抓了个人赃俱获！但这个家伙很狡猾，不管老崔怎么逼问，就是不承认这些武器和他有关，当追问到他为啥要来搬运这些箱子？他就把这件事情，往主教身上推。老崔气急了，就拽上他来与主教当面对质。
不曾想，这个怂包软蛋，一见到主教，当场就跪下了。不仅承认武器是他偷运进来的，还交代说，正在秘密组织“圣母军”支团，这批武器即为此准备。一看这阵势，我就觉得不对劲，莫非在演“丢卒保车”？然而，樊恒安却不屑一顾地说：“让我下地狱去吧！”
这时，我真的看不懂了！在我们公安系统内部，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叫“内紧外松”。即对已掌握情报的分析，任何一个疑点都不准放过。对待同样一个人，尽管可以放松、放宽外部环境，但是，对樊恒安的存疑没有证据，就无法确定结论。
今天的行动，老崔那路人马，大获全胜。而我这路人马，只得铩羽收兵。当我们兵合一处，押上恩满德，带上查收的武器，一起返回处里后，经过张处长和于科长轮番突击审讯，那个家伙终于供认，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受一个叫林麦瑞的人所指使。我们忙从内部信息上查询此人，发现此人的历史背景很复杂，先是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后到广东中山大学外语系任英语教师。数年前皈依天主教，曾担任过国际间谍头子黎培里的翻译。不久，因参与反动组织“圣母军”，从事颠覆政府活动而被捕，现拘押于广东汕尾劳改所。可他的思想特别顽固，关押期间不服从改造，说共产党对他们不人道，还叫嚣要抗争到底，把牢底坐穿！
由于樊恒安拒不承认指使过任何人和从事过任何违法活动，而恩满德也一口咬定，他发展“圣母军”地下组织，与樊主教没有任何关系。这样，我们就失去再查樊恒安的理由了，只得从恩满德口中，深挖犯罪事实。为此，我和小潘又重新调整审讯方式，采取“先压后打再拉”的攻心策略，试图突破他的心理防线，撬开他的嘴巴，挖掘出有价值的线索来。
这日，我俩又来提审这个顽固分子。小潘说：“这次咱们不能再和他绕弯弯，斗嘴皮子了，必须击垮其侥幸心理，挖出实货来。”我说：“这家伙油盐不进，真是个死硬分子，几次较量下来，就是那么几句相同的供词。”不料，小潘却说：“今天，你就看我的。”
当看守把他押进来时，这家伙高昂起头，显得满不在乎。目睹此状，小潘一拍桌子站起来，开门见山地说：“别以为你是外籍司铎，就会有宗教政策保护你！仅你私藏杀人武器这一条，我们就可以治你死罪，不信你看这个！”说着，他掏出一份报纸，当即念了起来：“自‘圣母军’参与炮轰天安门事件后，它就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其首恶分子马迪儒受到严惩。从一九五一年到现在，我国已经破获了多起‘圣母军’破坏案，先后惩办了莫克勤、沈士贤、茅中砥、雷震远、金善永等几十名首要分子。”一看这个家伙，还故作镇静，小潘接着说：“我今天实话告诉你，你这个‘圣母军’根本不是首案。你信不信？前面这些人能掉脑袋，你也难逃活命！”一听说我们也可治他死罪，这家伙当即不自信了，但仍闭眼不语。
一看这家伙蔫了，我们也不理他，夹起卷宗就走。第二天，那个看守员向我们反映：“昨天他回到牢房，不停地转圈儿，不像以前那样，稳躺下来睡觉。”当时，我想，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猎人。之前他以为只要不开口，我们就拿他没办法，对抗审讯，顽固不化，结果打错了算盘。这下，一看性命不保了，那压力越来越大，为保住性命，不愿死扛了。
果然，我们再次审讯他时，态度老实了，还主动开口问道：“如果我戴罪立功，会不会砍我脑袋？”我说：“这要看你的表现了，只要你积极配合，主动交代罪行，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历来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有立功表现，我可以保证，从轻处理你。”这家伙半疑半信，一再追问我：“这话当真？”我说：“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
结果，这家伙消除顾虑，又交代了他在教堂酒窖的空酒桶里，还藏有环式手雷的余罪。我们把他新供出来的这条犯罪事实，向于科长及时作了汇报。可他也做不了主，连忙去请示张处长，看是否马上派人去搜查那些手雷？不想，张处长反将我俩叫过去，当面表扬了我们宗教组，还面授机宜，专门提醒我：“必须让恩满德亲自动手，方可去验证他的供词。”当我们押着恩满德进入酒窖，才知道这个僻静之处，每年除圣诞节前有杂工来取酒之外，平常几乎无人涉足。在一个椭圆形酒桶前面，我们一齐停下来，经过恩满德指认，手雷就藏在那里面。还没等我问清手雷的具体位置，性急的小潘，竟冒然上前，欲去开启盖子。可我脑海里忽然掠一丝不祥之感，大喊一声：“等一下！”就把恩满德拽过来，让他戴着手铐，去开那盖子。
一直到此时，他才说出手雷所在位置，并让我给他找把钳子。我问：“用它干什么？”他说：“那桶盖下面，设有引爆装置，需先掐断引线。”闻听此言，我惊出一身冷汗，好危险呀！人们都说：“人老成精。”若不是张处长叮咛，此时必出人命！
噢——直到此时，我偶然想起，怪不得老崔说，那天逮捕恩满德时，他神色一点都不慌张，还不停地高声叫嚷：“我们一起上天堂！”可见引爆炸弹，正是他嚣张的胆量。就在我们搜查出炸弹，押着恩满德走出酒窖时，没走出多远，迎面遇上了主教樊恒安。一看这位昔日的司铎，眼前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就猜出是怎么一回事儿了。只见他上前指住恩满德的鼻子，一字一句地说：“你亵渎了宗教信仰！”言毕，低下头，慢慢走了。（未完，待续）
· 作者
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本期编辑：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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