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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先辈孤身走“口外”、北徙大青山、落脚后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再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歌猛进的时代气息，讴歌了建设者满腔热忱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
（原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该书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奖。）
第三十七章
侦破集宁反标案
一九五六年，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后，对全国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到处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对于塞外山城集宁来说，这年还有一件盛大喜讯：当年初，中、苏、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发表联合公报，三国建成了中国集宁至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铁路，并与苏联远东地区铁路相连接，已形成一条物资运输主干线。不久，这条国际铁路正式通车。随着国内国际局势稳定，各地进入和平建设新时期。
这天，大喇叭里正在广播新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正当我们为祖国经济建设欣欣向荣而感到欢欣鼓舞之际， 平地泉行政公署所在地集宁市的大街上，发现了数条反动标语，其中最反动的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另一条是“□□社会主义！”这一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性质十分严重。上级对这起反革命标语案特别重视， 责令地区公安处组成专案组，限期一月内破案。地区行署领导指示我们，抽调精兵良将，召开紧急会议，立即研究部署侦破事宜。这个专案组，由张耀处长亲自挂帅，又从集宁市公安局抽调来副局长云玉、侦察股长冀飞，还有一名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我们处里将我和王贵抽出来，组成五人侦破组，指定我为小组联络员。
接受任务后，我们立刻投入战斗，可从那里寻找突破口呢？由于案发的第一现场已被清理，我们只好找本处技术科，查看反标照片和相关材料，以期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分析破案线索。在第二勘察现场，技术员向我们还原了反动标语出现的地方。第一条在铁路桥西的人民银行东墙上；第二条在铁路隧道石壁上，这里是条双向路，人流穿行密集，引人注目；第三条在铁路桥东发电厂的东墙外；还有一条在老虎山脚下，农贸市场的大门口，也是行人最多的地段。技术人员在向我们介绍完基本情况后，还向我们提供了作案嫌疑人留在现场的脚印照片以及拓片模型。在掌握了这些粗线条的线索后，我们就对现有资料进行研究。
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大家结合以往的侦察经验，纷纷发表自己的判断和意见，本市公安局云副局长认为：这是二人作案，一个穿着布鞋，一个穿着皮鞋，由于普通市民和农民，一般都穿不起皮鞋，可以认定这二人为工作人员。王贵则认为：反标字体圆润，笔划流畅，这个人文化程度高，应该是个知识分子， 经常还爱写写划划。冀飞股长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他说：“从书写反标的用料上看，就是普通的白石灰，再加上水调和而成。他们为什么不使用油漆呢？看来这是潜伏的特务干的，不仅手段狡猾，而且隐藏很深。”
而我则是联系在警校速成班学到的痕迹勘查知识，从作案嫌疑人的身高和体重上找线索。我说：“根据勘查理论来衡量和计算，那个穿布鞋的人，身高大概在一米六五左右，体重在一百三十斤上下；那个穿皮鞋的人，身高应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间，体重为一百五十斤左右。另外，此人的皮鞋上钉了两个新“云子”（方言，即鞋后掌），步伐是直行走。”
由于这些分析和判断都是碎言片语，尚形不成清晰的侦破思路。张处长在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对我们的分析和判断予以肯定，同时提醒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不要忘记我党的老传统，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为此，他决定：吸收各科室的相关人员，召开第二次扩大的案情分析会。这次会议由张处长主持，我做记录，并负责最后归纳。
这次会上，他说：“专案组的同志们已经根据感性认识，对本案提出了直观性的意见，但不够系统化和逻辑化。今天把大家招呼来，希望你们用理性思维的方法，剖析作案者的行为动机、思想根源和隐蔽手段等因素，从而确定我们下一步的侦破方向。为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凡是前面同志提过的意见，后面同志只能补充，不能重复，但可以提出相反意见。”
随后，大家争先恐后举手，发言非常踊跃，既有有益补充，也有不同意见，可总的分歧有两点：一部分人认为，这些反标系国民党原留守人员所为，因为他们仇视新生的人民政权，书写反动标语以发泄内心的不满；另一部分则认为，新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作案的可能性大，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一些私营者的经济利益被剥夺，肯定会向我们进攻。
此时，张处长让我对案情分析做归纳陈述。我说：“根据大家多角度的讨论和理性分析。以下几点意见比较一致：第一，此案为本地人所为，外来流窜人员作案的可能性不大；第二，因书写反标的时间很敏感，作案者家里或同伙手里有收音机，可能受敌台宣传和蛊惑；第三，作案者极有可能是受到人民政府打击或者处理，从标语的内容上看，不满情绪非常强烈；第四，作案分子极有可能住在铁路桥西，它不仅熟悉周围环境，而且线路选择的很细致。”
张处长对我归纳的四点表示满意，并说：“从现在起，我们撒开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对所有可疑人员进行排查。专案组只是指挥中心，每天要及时收集汇总情况，向处里领导汇报。全市所有派出所民警和街道治安小组，要按照地域划分出片来，将敌人陷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当时，我们的刑侦手段比较落后，没有先进的监测设备，只能靠一家一户排查，又设置了几十个举报箱，规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全方位布控。我们对照反标的笔迹，对三千多户重点区域居民和相关人员大摸底，最终查出二百多人，不仅笔迹相似，还具有作案可能。然后，我们采取排除法，对不符合作案条件的再做剔除。
当摸排到第八天头上，案件似乎有所进展。我们先后接到群众举报信三十多封，确定了七名可疑对象。其中，一个姓范的铁路职工，疑点最多，我们将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但是，该从那里打开突破口呢？对我们这个联合侦察小组来说，真像是狗吃刺猬，不知道如何下口？
这日，我来到政治部情报科，这里有一个特别小组，三个人全天候监听无线电台声波，一个人每天起来跑邮电局，凡是从境外来的信函，或是寄往境外的信件，都要逐一检查。对没有疑点的一律放行，对于有疑点的信函，则要从中收集到有关信息，严密追踪。
几天前，他们检查到一封可疑信函，由于和过去的几封寄往境外的反动信函很相似，此时正在比对分析。那位姓蓝的科长说：“它若与前几封有联系，就联案侦破；如果内容联系不上，那就单独侦破。反正已经解密了，这是一封寄给境外美蒋特务机关的密语信。”
我凑过去一看，对牛皮纸信封上那行用毛笔书写的字体有些眼熟。仔细观摩，觉得与集宁地区反标上的字体非常相似。再看地址，是由集宁地区发往香港某地的一封普通信函，内容是向居住在香港的姐姐、姐夫问好，说自己家里生活拮据，请求姐姐给邮寄几件毛衣线衣，并且回信告诉他，他会在半月之内，到土贵乌拉镇（察哈尔右翼前旗所在地）邮电局领取。光从信的文字上看，没有一点破绽。可是，他为何舍近求远，要到外地去取包裹？
此信已经由技术人员处理过了，不易再次显影，我只能看他们抄写下来的术语。大致意思是通过收听特定的境外短波华语广播，已经掌握了秘密联系方式。目前拟发展邻居为同伙，准备散发反共传单，要求对方提供秘密活动经费。在和蓝科长商议后，又经张处长同意，我提取了这封信写信人的手指纹。然后， 交到邮电局，按原信寄走。因写信人使用化名，我们无法确定此信为铁路范姓职工所写。但仍兵分三路，按照既定侦破思路，做了缜密部署。一是将那封信件的毛笔体影印件，拿到内蒙古公安厅技术处与反标字体作高分辨比对；二是将提取的指纹与书写反标者留在现场的指纹做技术比对；三是对嫌疑人布控监视。
一周之后，前两项比对结果出来了，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吻合度，这个目标基本被锁定了。眼下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抓到姓范的行为证据了。我们一边等待情报科蓝科长的信息，他们要对境外寄来的包裹进行检查；一边安排警力，在土贵乌拉镇邮电局周围布控。
果然，第十天头上，蓝科长截取回来一个包裹和领取单，让我去查看所需的验证信息。可包裹里除了几件毛衣线衣外，没有其他东西。在薄薄的包裹通知单上，也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最后，我在一件毛衣的内袖口里，发现了一张毛料衣物洗涤说明书，系硬片方块纸。可是，拿到技术科里，用了几次密显办法，啥都没有发现。我说：“你们现在的办法太先进了，还是用老办法试一试吧。”于是，就打来一盆清水，将那张硬片纸泡进去。不一会儿，内文就显现出来了。原来， 这是一种最古老、最传统的白矾密写法。我在警校学习刑侦和情报课时，那位刑侦专家就说过：“越是尖端越容易攻克，最安全的地方反而不安全。”
密信内容简短，是一组数字，破译后，即：某人、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某波段，接受最新指令。我们立刻对此显影件拍照，又将它复原。大约半个月头上， 已被我们监控多日的范姓嫌疑人，在接到本市投递员上门送达的通知单后，准时出现在土贵乌拉镇邮电局。由于该局是本市分局的一个支局，两地相距仅十几公里的路程，他骑了一辆单车。
负责盯梢的公安人员，在暗处对他作了观察和拍照。发现他穿着一双硬底子皮鞋，还在邮电局大门口的水泥台阶上，遗留下更加清晰的脚印。为不打草惊蛇，进而挖出同伙，在他拿到包裹之后，我们仍旧放他回去潜伏，继续对他进行监控，待时机成熟再收网。
我们将最新掌握的情况向张处长汇报后，他对侦破的进展非常满意。但对于何时抓捕？却犹豫不决。他说：“这事需要向地区党委王尚志书记报告，请你们与我一起去。”见到王书记后，云副局长简要汇报了侦破经过，由我作补充。听完汇报。王书记说：“原定一月内破案限期不变，你们只可提前，不能拖后。”至于下一步怎么办？他指示张处长：“一定要查清真相，如果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作案，应及时铲除，绝不留后患；如果是潜伏的美蒋特务分子作案，尚需撒网等待，务求一网打尽！”按照此要求，应先弄清其真实面目。
经过张处长从中协调，我们再次来找蓝科长，又调阅了他们此前截获的所有境外信函，没有发现姓范的多头联系线索。随后，我们又来到集宁火车南站， 暗中密访姓范的工作单位。原来，这家伙是客运段的一个统计，大名叫范兆明。据铁路员工和周围群众反映，此人性格孤僻，一个人经常蜗居出租房内，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家里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为慎重起见，在反复比对其指纹和多处脚踪痕迹后，我们断定其反动活动，不像群体所为。尤其是他所从事的统计岗位，一是行动范围狭窄，二是业务性质单一，与外界接触面有较多限制。通过监控观察和摸排了解，我们初步认定，这个人属于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由此，抓捕范兆明的时间点，选择在周四下午，因他这日轮休。抓捕地点避开火车站这个公共场所，一是不想惊动那个同伙，二是想通过突击审讯，也许能够从他嘴里，挖出新的线索。然而，审讯结果令人非常失望。这家伙对半夜偷听敌台和给境外敌对势力发信供认不讳，而对刷写反动标语，却矢口否认。对于其他人的潜伏情况，更是一无所知。第一次秘密审讯范兆明时，我特别关注此人的身高以及体重，与我的前期分析基本相吻合。
当审问其作案动机时，他垂着头供述：“我刚参加工作时，也想当一个好青年，可在‘三反’当中，却被查出经济问题，除退赔贪污款项外，又被从铁路机关驱赶出来，发配到基层客运段当了个统计员，还要接受监督改造。”此后，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外界联系，每天与冷冰冰的数字打交道。结果变得日益孤僻，甚至仇视社会。
要说他的家境还算不错，父亲是个生意人，曾经营着一家土产杂货以及日用品商铺，一家人衣食无虞。可是，在全国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在“公私合营”政策的号召下，他家的商铺和国营商店合并了。一夜之间，老父亲由掌柜子，变成一个普通店员。不出三月，连病带气，便卧床离职了。这年初春，终因怨恨而死，全家人的生活就失去了依靠。
他易岗降薪后，工资标准变低了。本来收入已少，又要接济家里，他就想走歪招。每逢夜半三更，境外敌台那些女播音员，就在明码呼叫某人，已收到情报，请领取津贴。这本是以假乱真，扰乱公安视线的卑劣行为。可他却被这些靡靡之音所迷惑，认为这是一条生财之道。特别是他对当今社会由怨到恨，又由恨到仇视。于是，就寻求发泄，书写反标，一举数得。
经过轮番审讯，在强大的攻势下，他只得供出同伙。当晚，我们将其同伙抓获，这是个无业游民，不识字，也无作案动机。这家伙交代说：“那个姓范的小职员，经常求他做点营生。那天夜里，说请他帮个忙，答应给两元钱，他就跟去了。当干完活后，人家还请他吃了顿夜宵。当我们向他指出，参与书写反动标语，要按反革命罪论处，他当即慌了，哭着说：“我是个文盲，三辈子受穷，为啥要反革命呢？”后来，经左邻右舍证实，这个叫孙旺财的人，确属流民，没有犯罪前科和作案背景。至此，轰动一时“反标”案，可以结案了。
第三十八章
有情人喜结连理
这天上午，按照领导要求，我正在赶写“反标案”侦破报告。突然，王贵跑来找我，说是大家都休息了，你怎还忙呢？我说：“你有老婆孩子，回去可做家务。我一个人，坐着就等于休息了。”王贵说：“我来找你正要说这事儿，我爱人今天在家，她把那个女同学约到家里了，还催促我赶快把你叫过去，让你俩先见个面，互相谈一下，感觉行的话，我再和女方说。”
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想了起来。记得是在接手这个案件不久，每天忙于分析案情，多方面归纳信息，经常加班延点，有时还要忙到深夜，根本吃不上本单位食堂的正顿饭。多数情况下，我是跑到街上的小饭馆儿，要上两碗面条，一盘儿腌咸菜，就等于一顿饭了。
一天，我又忙过午了，一看又误了单位食堂的饭点，只得跑到对面小饭馆儿，再吃咸菜喝面条。不料被王贵发现了。他说：“你这么大个人，怎能每天只喝稀汤哩 ! 走，到我们家吃顿好饭。”结果，叫上我去了他家。他爱人给做了一顿猪肉烩菜，王贵还打回半斤散装薯干酒，让我饱饱解了一顿馋。后来，一看到我误过饭点，王贵就叫我到他家吃饭。
后来，我听说王贵虽已成家，可他爱人还在上学，只因发现怀孕了，才辍学回家生孩子。她有一个女同学，经常来家看望她。一次，我去王贵家吃饭，正好与这位女同学相遇了。一见家里来了客人，她稍微坐了一会儿，就借口有事走了。当时，我也没太留意她。
吃过饭后，王贵和我闲聊，他爱人就插话问我：“你成过家了没有？”我说：“连个对象都没有，和谁成家去？”王贵问：“桥西派出所乔指导员不是给你介绍过对象吗？”我说：“那天老乔引上我去她家相亲。她爹是个铁匠，老实憨厚，还可以；她妈好像是个‘顶大仙’的，油嘴滑腔，我看不惯。那闺女描眉画眼，妖里妖气的，你说这种家庭我能找吗？”
王贵爱人接住话茬子就问：“那你看刚才那个女学生怎么样？”我说：“我没注意看她。”她说：“这好办呀，等下周星期日，我把她约过来，你们再见个面，如果觉得行，就咬个牙印子（方言：即“当面答应”之意）！”我说：“这合适吗？”她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怎么不合适！”结果，不几天，她真的将那个女同学约过来了。可我因侦破案件进入关键时刻，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顾及此事。就连王贵也说：“这些天确实不行。”只好让他爱人另抽时间。这样一来，就把这事儿给拖下来了。不想，今天又给连上线了。
我跟上王贵来到他家里，那个女学生还在和他爱人拉呱家常呢！我专注地看了她几眼，见她中等身材，体型较瘦，面色发黄，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因这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我们两人也说了几句问候之类的话儿，我对她的总体感觉还行，过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事后，听王贵说：“你走之后，我爱人就问她那个女同学：‘你看那个大个子警察怎么样？’那个女同学不肯定，也不否定，只说了声：‘我不知道。’我爱人便直说：‘我想给你介绍对象。’她却说：‘这得问我父母。’我觉得这是个正派女子。”一听王贵这么说，我就答复他：“你帮我了解一下她们家的底细，如果家庭成分不复杂，我可以考虑。”
王贵这个人，为朋友办事很上心。不几日，他就从桥东派出所户籍警那里， 找到了她们这户人家的户口登记表。户主叫赵世成，祖籍系山西省天镇县西沙河乡坨子村人，解放前逃荒来到绥东一带，后流落到集宁落脚。本人的社会职业是擀毡匠，为小手工业者，老伴儿叫吕二女，属于家庭妇女。与我见面的这个女学生，名叫赵玉花，她们全家七口人。
在掌握了这些基本情况后，我就跟上王贵去了一趟女方家。他家住在本市九龙街一带，由于擀毡这个营生，夏天就是淡季，为了一家生计，赵老汉就领上小脚板老伴儿。在霸王河的湿滩里脱土坯。那二尺长的土坯，每脱一块才三厘钱，老两口累死累活，一天就挣个糊口钱。为生活所迫，大女儿赵桂梅，从五岁时就送给当地一户姓马的人家，当童养媳。
赵玉花在家里排行老二，她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这是一个标准的无产者家庭，没有土地或其他收入，全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那真是吃了上顿等下顿，难怪赵玉花总是面黄肌瘦的样子。但全家再苦再累，只为供她一人读书。她从小学读到初中，一直是好学生。而他爹不忍心让女儿辍学，主要是觉得她是块读书的料，一旦放弃学业，真是太可惜了 ! 当然，也期盼她能拿到个中学毕业证，去找份工作，也好把弟弟妹妹们拉上一把。她妹子赵鲜花，已经十几岁了，因为无钱上不起学，一直在家里做饭，并照看弟弟和小妹妹。
我主动去女方家相亲，立刻引起街坊领居的关注，听说老赵家的二闺女，找了公安局的警察处对象，人们都过来看稀罕。这令赵家人觉得很有面子，对这门亲事当然满意，认为这户穷人家，今后有靠山了。等爹娘点头同意，赵玉花才答应和我交往，她那颜面也有光亮了。
“反标案”结案后，我又回到处里工作。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大案要案，我们就集中力量，从大量的旧档案中，收集整理敌伪档案。过去的所有库存资料，以前是由内勤李根年保存管理，这次于科长让大家分类整理。我负责军事类这一块儿，涉及的内容比较多。
在敌伪时期，原绥东辖区为五个县，除驻扎国民党正规军外，各地均有地方武装。我重点整理敌伪营级以上军官档案。当时，各个县均有保安团，集宁有城防司令部，还有直属大队。我要把从日伪到国民党时期的所有军官，分别列表造册，还要注明其驻地、姓名、职务等。对于好多基本信息，只得从大量的资料里查找，还得对应到本人现在的情况及变化。
这是一项坐机关查证的细致工作，任务不是太忙，自由活动的时间相对多一些。这样，我与赵玉花可以经常见面。一般是在星期六下午，我去学校找她。星期日我们俩都休息，还可以到街上转一转。有一回逛到中午了，我就领她到处里的食堂吃饭。可她不敢去。后来，一看众人都是花钱买份饭，我和她一人一份， 她觉得这里的饭很好吃，也就习惯了。
过了一段日子，她让我去她们家一趟。等下班后，我就过去了。这次她姐姐和她姐夫也在。她姐夫叫马德元，我们俩年龄差不多，谈话很投机，他们家的境况要比其岳父家好一些。她姐姐主动问起我俩的婚事儿。我说：“按照当地的礼俗，应该先搞一个订婚仪式。”不料，她父亲却说：“只要你们两人没意见，不订婚也行，我看赶在过大年前，结婚成家就行！”我说：“这样也行。不过，我得先向单位领导打个报告。”她父亲就问：“莫非你们单位那当官的，还管结婚的事呢？”我说：“这是内部规定，啥时候等上级批准了，我再告诉你们吧。”一听这话，她爹不说话了，他是担心领导若是不答应，这桩婚姻不就黄了吗？
一天，我们两人又在街上闲转悠，快吃午饭了，我对她说：“咱们下馆子吧！”可她不愿意。我就把她拉进路边一家饭馆。进去一看，这是家有名的风味店， 专门经营牛肉馅饼儿。见我俩在饭桌旁坐下了，那个跑堂的小伙计，手提水壶， 胳膊上搭块白毛巾过来了。
只因赵玉花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进过饭馆儿，更没有吃过鱼呀鸭呀的食物，一见堂倌儿问她吃什么？就说：“便宜菜。”一下子把堂倌儿闹懵了，便问我：“这‘便宜菜’是荤的？还是素的？”一看她冒凉腔了，我就用手指着那流水牌上的菜谱说，来盘酱牛肉，再来五张馅饼。我俩一边吃，一边说话，眼看吃的差不多了，跑堂的又过来给茶碗里续水，并问：“需要汤水吗”她问：“这汤水是甚啦？”堂倌儿回答：“就是烧滚的白开水。”
一看我们吃完了，堂倌儿过来结账。一看花了两块多钱，赵玉花就心疼地说：“啊呀，太贵了，一顿饭花这么多钱，足够我们家半月的菜钱啦！”我就想，这是一个会过光景的女人。她从小过惯了穷日子，苦日子，难日子，所以才懂得节俭，今后一定能持好家。
这日，我向于科长提出准备结婚的事儿，他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儿呀，咱俩一起去找张处长。”一听我要申请结婚，张处长就问“女方的家庭是什么情况？”我说：“普通市民阶层，女方是在校学生，父亲是个手艺人，母亲是个劳动者。”张处长说：“现在虽不比建国初期了，公安人员结婚须经上级批准，但也得履行审查手续。”说罢，就让我去政治部领一张登记表，将我对象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全都填写之后，保留在档案里备存。
当时，依据张处长的建议，把我俩结婚的日期推在腊月里举行。一是现在快到年底了，总结评比很忙；二是眼下外出人员多，机关干部也不全，没有人手去张罗。我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赵玉花，她又转告了父母亲。老两口完全同意。她爹还对她说：“这日子定的越靠前越好，好不容易攀上个吃官饭的人，这煮熟的鸭子不能让飞了，催促你女婿抓紧办。”
这年（丙申年）腊月初一，正巧是一九五七年元旦。这天是星期二，政治部汪主任临时通知我：“过节放假，咱处里人也全了，今天晚上就为你俩举行婚礼，由张处长给你们做证婚人。”我就觉得太突然了，忙问：“需要我准备些什么？”他说：“会议室我早就安排人布置好了，毛主席像和大红喜字已贴在墙上了，眼下好多人正在洗涮喝水杯子呢！”我又问：“新房安排在哪里呀？”他说：“张处长早就为你想好了，他已同崔树铮同志谈过话了，让他搬出去住，你的宿舍就是今晚的洞房。现在只需要你出十元钱，交到后勤部，让他们赶快给采办香烟、糖果、茶叶和鞭炮等东西，你的任务是去老岳父家把新娘接过来！”
一看这都快晌午了，我就赶快往赵玉花家跑去。当我说单位已经安排好了，今晚就给咱们举行婚礼。赵玉花倒没说什么，她娘却说：“这娶媳妇怎能选择在黑夜呢？谁家不是放在正当午时？”我说：“现在是新社会了，谁信那老一套哩，我们地区机关里的青年集体婚礼，全是在晚上举行，灯火辉煌，欢声笑语，比白天还热闹哩，咱公家人办事儿，就得听公家安排。”
这时，她爹站在一边说：“没那么多讲究了，你看这结婚日子，人家都给订好了，咱就赶快准备吧。抓紧通知街坊和亲朋们，明天来咱家里吃上顿油炸糕，依照当地的习俗，也就算是摆‘回门席’了。”可她娘仍觉得太仓促了，在一旁噘着嘴说：“这大喜的日子，怎不怎也得给咱闺女换一身新衣裳呀？”我说：“这事您老放心，钱我都准备好了，你们看还需要买啥？我一齐去采办！”她爹说：“你们俩赶紧去买新衣裳哇！别的不要管了。”
我俩来到大街上，先给她买了一套红棉衣，又买了一套红色的秋衣秋裤， 一块新头巾，一双新鞋新袜，这就算是全部嫁妆了。一看我张罗给她买梳妆盒和衣服箱子，可她舍不得花钱，不等挑选，就嫌太贵了。最后，她选了一对竹皮子温壶，贴上红喜字，且作嫁妆了。
傍晚，我领上赵玉花进入会议室时，张处长却问我：“你岳父岳母呢？”我说：“他们在家里。”张处长生气了，就说：“你只领来新娘子，她父母不出场，这怎么行呢？”随后，就让汪主任派车去接两位老人。不一会儿，在王贵的指引下， 去把两位老人给接来了。
那个时候，青年人结婚有项新礼仪，就是向毛主席画像鞠躬。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拥护毛主席。在证婚人的主持下，我俩向领袖画像鞠躬，又向两位老人家行礼，之后就是说说笑笑、吃糖果、嗑瓜子、喝茶水。一场简单而热闹的婚礼过后，众人尽欢而散。
第二天，我俩在街上买了些礼物，到岳父岳母门上，答谢完亲朋好友，这婚礼就算办完了。这次成家后，也没有另起炉灶，一直是住单位、吃食堂，因为寒假她还要去学校里，我每天上完班就去接她回家。这样，过了一段日子，眼看要过大年了，一起住在她父母家里。
这年开春，地区计委给我们下拔了专款，让盖五十间家属房。其户型为：两间的三套，供处级领导居住；一间半的七套，安排副科级以上（包括享受科级待遇）干部居住；其余为一间大小，按家中人口多少，居住正副股长和普通干部。不久，土建工程破土动工了。一看我们有了住新房子的希望，我和妻子就开始天天盼望，天天等待，因为她已经怀孕了。
不久，我们将所有敌伪档案分类整理完毕，比如那些参加绥远“九一九”投诚起义的人员，不少人进入党政机关，还有的担任了领导职务。对发现那些存在疑点的人，地区党委组织部门还要求进行外调审查，当时叫“闭门审干”。通过我们公安系统的外调审查，不接触本人，又弄清是非，且不挫伤情感，还给本人一个清白。最后，由党组织作出基本结论。（未完，待续）
· 作者
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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