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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先辈孤身走“口外”、北徙大青山、落脚后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再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歌猛进的时代气息，讴歌了建设者满腔热忱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
原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该书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奖。
第四十一章
为公不怕得罪人
岂料，这天早上，我上班刚进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稳，郭副书记就气汹汹地找过来了。原来是孙书记找他谈话后，当刻引起他的不满。不但没有按照领导的要求去办，反而跑来找我兴师问罪。只见他用质询的口气对我说：“你这人办事怎这么绝呢？上次抽调我爱人去‘压缩办’你顶住坚决不要，这次又要把她清退回家。你说说，她是招你还是惹你了？”
我说：“郭书记，请坐下说”。他仍旧怒气未消，不仅怪怨我是根顶门棍，还责问我为何跑到孙书记那里告他的黑状？我就解释说：“向上级党委汇报工作，这属于正常组织程序。至于递交有关你岳父的公函，本是我份内应尽的职责。你是县委副书记，你的官比我大，你说组织上让我当这个临时办主任，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去审查，那我怎么向上级交代呢？
可我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从内心里就有抵触。不等我说完，他就打断我的话，怒斥道：“你不要给我讲大道理，我岳父与我们家庭没有任何联系。过去有很多革命老前辈，家庭出身还是地主或资本家呢！难道会影响他们的前途吗？ 你这些言语，纯粹在污蔑我！”
这话听起来，明显变味了，怎么能把本属工作中的问题，变成两人之间的矛盾呢？甚至对抗起来？我当即就不客气了，理直气壮地对他说：“郭副书记，如果你硬要说我污蔑你，那咱们就把话挑明了：你岳父是富农分子，你爱人应该是‘出身’，这是事实吧。可你爱人的入党登记表里，在‘阶级成分’一栏里，却填写了‘贫农’，她为什么要隐瞒家庭成分呢？”
一听此言，立刻激怒了他那根敏感的神经，当即就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偷查别人的档案？这不存心整人吗？难道你屁股底下没有屎？怎不清退你爱人呀？”我说：“你说我爱人的事儿，她早就辞职回家哄娃娃去了，从我当‘压缩办’主任那天起，我就郑重声明：我搞公安这么多年，明人不做暗事，对违背原则的事儿，我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料，他竟反问我：“那你这是图啥呀？家里院外乱折腾，还把我爱人这事挑明了，你究竟安得什么心？”他觉得很费解，一看他满脸疑惑的样子，我就直说了：“你不是让我把你爱人安排进‘压缩办’吗？可调人必须审查资格，我不去查阅你爱人的档案，这出了问题谁负责？”可他根本不想听，也不愿意听我解释，反而气得不说话了。临走时，撂下一句狠话：“你这人真是油盐不进！”这样一来，我俩的矛盾激化了，上下级关系“顶牛了。”
说实在话，这是我重返武川后，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这些年来，凡是公安人员所涉及的领域，大都是对敌斗争。不论在哪个岗位，我们都是攻坚克难， 向前进展。这是由公安部门的性质所决定，它本质上就是专政工具，干公安不怕惹人。从工作实践中，我体会最深的就是不怕“硬碰硬”。然而，在这次全县统一部署的“清退”专项治理中，面对的却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硬碰硬”的手段和方法。但是，又不能说见了矛盾就绕开走。毛主席曾经说过“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没有妥协和退缩的余地。
不几天，这场攻坚战告一段落，全县“清退”复查汇总表，已上报到我这里了。按照上级精简政策界限和清退要求，凡是属于这个范围内的人，一律实行“三公开”。我们就对这类人员进行了张榜公布，并且规定在二十天的限期内， 主动办理相关手续；凡到时拖延不办的人，一律取消“三票”。即粮油票、布（棉花）票和肉食供应证，这是当年城镇居民安身立命之本，一旦离开这些基本生活来源，人们住在青石板街上，不是饿死也是困死。
眼看半个月过去了，那些清退对象，迁走的没几户。大多数人都在观望等待，拖延时间。其中，郭副书记这家人，果然成了“钉子户”。自从那份名单张榜公布后，人们就盯上了“县太爷”郭万山。而他家偏偏占了两头，其岳父母属于遣返户，爱人系清退人员。此时，一些市民的议论声，也传到我们的耳朵里了。说什么“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有些遣返户甚至骂开了大街：“这年头，还不是官官相护，当官的亲属不走，我们坚决不走！”
当规定限期到了，按照县委指示，公安局负责吊销户口，粮食局负责停供粮油，商业局取消证券供应。结果，一些人坐不住了。可是，郭副书记态度反而更强硬了，又跑到我办公室大闹一场，不但要求我给他岳父母恢复供应，还因他老婆的事儿，与我吵了一顿。
岂料，他这么一闹，非但没有奏效，反倒把事情闹大了，等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县委孙书记闻讯后，责令“压缩办”，将这件事情写成报告，经他签字后，上报行署党组了。不几天，县委召开全体机关干部大会，由县委组织部宣布对郭万山同志的处分决定。
只可惜，一个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就为一己私利，由副处级降为一般干部。不久，便调回老家土右旗了。而他老婆在离职后，也被清理出党。他岳父岳母则被遣返回原籍，按内部矛盾处理，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人们都说，郭万山带了老婆的害，其实不然。
不久，孙书记调到呼和浩特市履任新职，新来的县委书记叫姚玉光。此人是个老资格，行政级别十二级。不知因何原因，派来县里当“一把手”。不几天，县委组织部长也换人了，新部长名叫赵方禹，为县常委委员。据说，他曾担任过内蒙古人事厅安置处副处长。
姚书记生性耿直，为人豪爽。到任不久，就带着秘书转公社了解情况，把县委一摊子工作，交给了贺县长。贺县长也是县委常委之一，还身兼县委常务副书记。可就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县委家属大院出了一件闹心事儿。其起因是贺县长的夫人，与邻居素来不甚和睦，这天因为点鸡毛蒜皮之事，终于把矛盾激化了。这个女强人，竟仗势欺人，由口角到对骂，进而大打出手。她不仅动手先打了人，还操起院里的铁锹，将人家的满面玻璃门窗，砸了个稀巴烂。而那个被打的家属女人，一时气愤不过，竟跑出去跳井自杀，幸好被人发现，及时拦阻回来，尚未酿成大祸。当时，家属院里所有的人们一起围观，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当天下午，那个被打家属的丈夫，直接跑到我这里告状，先诉说县长老婆动手打人，抄家打砸的恶劣行径，又例举了她平时横行霸道，欺压邻里的丑恶行为。我让街道派出所的民警处理此事儿，并且告诉他们先去查清事实，该给人家赔偿就赔偿，该道歉就道歉。
当天，姚书记下乡回来了。在了解完各个公社的民情后，又找县里的各个科局领导谈话，继续了解县城行政事业单位的情况。这天上午，听说正找财税局的领导汇报工作，下午有可能找我们，了解政法方面的情况。就在我准备汇报材料的时候，贺县长却主动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这让我有点纳闷儿，由于他并不分管政法工作，我们平时除了开会见面、打个招呼外，一般很少联系。一看县长大驾光临，我就笑着说：“贺县长可是个大忙人，请对我们的工作多指导。”他也笑着说：“我平时很忙，没有时间过来，今天正好顺路，进来看看你。”
我说：“平时我也很忙，顾不上向县长汇报工作。”我俩就这样，东扯一句，西揪一句，说了半天，没扯到正题上。过了一会儿，贺县长就起身走了。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这人今天是怎么啦？进门连水没有喝一口，话也没有说明白，难道仅仅就是为了顺路看我吗？
一直到晚上睡觉时，我突然想明白了。贺县长专门到我办公室，是想堵住我的嘴，赶在我向姚书记汇报之前，提前向我发出暗示：不要把他老婆打人的事， 传进姚书记耳朵里！我当时就想，在这点上，他有些多虑了。打架斗殴这类小事儿，根本不在我汇报之列。
不料，贺县长老婆打人这事儿，不等我们向上反映，他老婆反倒给兜底了！ 原来，派出所民警去处理此事时，按照他们的主导意见，在调查清楚此事的真相后，第一，责令贺县长老婆赔偿被打者的家庭财产损失；第二，是主动向被打者赔礼道歉，请求人家谅解。
谁料，贺县长夫人，自认为是官太太，根本不吃这一套。先是将上门处理此事的民警骂出门外，后又去被打者家，再次闹事儿。一边是泼妇骂街，羞辱对方；一边像母老虎一样，追问人家为啥上告？惊动了公安局！还叫嚣说：“老娘我谁也不怕？有本事你告到北京去！”
这家女人一看，人家是官太太，一手遮天，欺压百姓！咱们是蚂蚁牛牛，没活头了！一时想不开，她这次没去跳井，而是端起满瓶子西药片子，全部吞进肚里，服毒自杀！她爱人发现后，立刻送往医院抢救。经过医生给洗胃后，脱离了生命危险，又保住一条命。
这次受害方没来找我们，而是直接去找姚书记。这位老革命一听，就怒骂道：“这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堂堂县长老婆比国民党官太太还厉害，还让不让老百姓活命了？”随后，就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当面下达指示：“你立刻去将打人者拘留起来！”
我回到办公室，叫来治安股长和街道派出所所长，命令他们带上手铐子，去县委家属院，将打人者抓进拘留所。他们几人一进县长家，满脸严肃，一看来头不对，贺县长就急忙追问：“人死了？”那位股长说：“生死未卜。”贺县长早就没有了昔日的威风，一关门躲进里屋了。
反倒是他那老婆，那真叫泥菩萨过河，身子倒了可架子不倒。只见她气冲冲地说：“走就走，有啥了不起，不就是多赔点医疗费？”当时就被戴上手铐，羁押在拘留所里。次日一早，贺县长没去拘留所看老婆，而是跑到医院里看病人。一看病人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就知道她没有死，暗地里长长舒出一口气。就在他转身将要离开，却被病人母亲看见了。
这个老太婆，平时住女儿家，认得贺县长和他老婆。只见她上前揪住贺县长，破口大骂：“你这个狗官，不管你老婆，三番两次逼得我女儿的寻死上吊！我女儿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老婆子和你们拼老命！”她越说越气，还要动手去抓县长的脸，吓得他撒腿就跑。
此案后经法院审理，贺县长老婆被判监禁三个月，负担被打者所有医疗费。这回县长太太终于老实了。可是，一县之长却咽不下这口气，反而将这口恶气撒在我头上，并将我作为打击报复的重点对象。其原因是在被打者没有死亡的情况下，我们两个人围绕“放人与不放人”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最终，我不仅没有放人，还移送到了司法机关。
转眼进入冬天，临近年关，县委照例组织县直单位领导，深入乡村慰问贫困户。姚书记到盟里党校学习，由贺县长主持全盘工作。结果，在分配各科局领导包公社慰问任务时，县里将我分配至全县最偏僻的二分子公社，这个地方距离县城路程最远，没人愿意去。
这次与我同去的还有县民政局救济科的肖干事，由于这个公社的生产队比较分散，在本公社领导陪同下，我们一圈儿走下来，差不多半个月了。我回到县城后，突然听到一个奇怪的消息。经县常委会研究，已将我调到二分子人民公社任党委书记，将该社原党委书记黄三才，调动到公安局任局长。
一听这事儿，我就急了，连忙去县委组织部打探究竟？一进县委大院，正好遇上了组织部长赵方禹。赵部长说：“你这一走就是半个多月，我正要找你哩！”我说：“我还找你哩！黄三才明明是教师出身，后由公社秘书提拔为公社领导，他熟悉公安业务吗？怎么能进公安队伍？”赵部长说：“你不要激动，也不要着急，先听我说。这事儿是贺县长背过姚书记，趁他不在家之际，由他主持召开常委会讨论的。会上，除了我一个人反对外，其他常委都当老好人，经贺县长一提议，他们就举手表决通过了。这几日里，贺县长天天催我打印任命文件。不过，我已经电话告诉姚书记了。姚书记说：‘没有他的签字，组织部不能下通知。’”可是，黄三才已经多次来过公安局了，他认为那个任命书的下达，不过是迟早的事儿。只要有人从中斡旋，姚书记肯定会签字的。这麻花不转，多打一个把弯，单靠赵部长能扛住？我虽然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心里总不是个滋味儿，就连夜里睡在炕上也在想：姚书记会给签字吗？人们常说，官场上官官相护，那我该怎么办呢？心里头七上八下，觉得没有个底儿！
不等几日，姚书记回来了，他是学习途中请事假，专门处理此事儿。一进办公室，他就把贺县长叫过来，当面质问他常委会讨论科局级人事任免是咋回事？贺县长笑着说：“这事是经过民主讨论，举手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决定的，就等你签字了。”
姚书记将脸一沉，对他说：“老贺啊，你也是个老同志了，这事怎能胡闹呢？随便撤换公安局长，你没有这个权利！”闻听此言，贺县长不高兴了，狡辩说：“我堂堂一县之长，在党内也是主要领导干部，在职权范围内调动两个人，怎么是胡闹了？”姚书记一看，他仍在强词夺理，就严肃指出：“这盟委下发的通知，你不会不知道吧，凡调动旗县公安局长的岗位，需要先征求盟公安处的意见。因为公检法属于条条管辖单位，在党内实行双重领导。”贺县长还在装腔作势：“我们这也是针对实际，从本地情况出发，完全可以办理后征求盟处的意见嘛，你先签个字， 再由组织部门办理补充材料。”姚书记当即火了：“这个字不能签，我没有这个权利！”结果，两个书记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那个任命文件随之搁浅了。
第四十二章
配合追究冤假案
转过年来，已经是一九六○年了。这年春天，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派出副院长刘秀梅任组长，率领五名成员，来武川县搞刑事案件抽查工作。这个人的革命资历比较老，曾经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任，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杨植霖是她的爱人。
刘副院长一行到达县里后，一律不住政府招待所，坚持住在县法院的单独办公室，每天吃住都在机关里。连星期日也不休息，对建国以来全县的所有刑事案件，几乎要抽查一遍。重点是抽查近些年来，本地公检法系统内错抓错捕或是误判误断的重大刑事案件。
这次将武川县作为重点抽查对象，上级又派出工作组来做抽查工作，并非没有原由。其起因是有部分本县村民联写联名信，反映了历年来当地发生的几起冤假错案。其中，最为严重的一起案件，就是王二娃错杀案。那是在前年冬天，当时的监狱里羁押着两个王二娃，一个是杀人犯王二娃，他的案情是将老婆和情夫捉奸在床，一怒之下，就把那个人给掐死了。另一个是盗窃犯王二娃，他虽然是个惯盗，但数额不大，属屡教不改，罪不该死。
一天，在接到乌兰察布盟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核准杀人犯王二娃死刑的判决书后，负责提审犯人的狱警，极端不负责任，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本应去关押重刑罪犯的监牢去提死刑犯，可他却来到普通监区，打开牢门，大喊一声：“王二娃，出来！”这日，也该盗窃犯王二娃倒霉，为积极配合审问，显示有良好表现，他答应一声：“是！”跟着狱警就走。
谁料，在第二个关卡上，偏偏也出了漏洞。按照规定程序，刑警和狱警交接犯人时，需要验明正身，履行手续。这位刑警更是不负责任，仅凭经验认为，犯人已经过狱警当面辨认，不会有啥问题，未加复查审核，就将犯人五花大绑起来， 草草押上刑车。一旦到达刑场，犯人那脖颈已被一根细麻绳给勒住了，王二娃有心争辨，可无力发声，一切只得认命了。
其实，造成这起错杀事件的最直接原因，正是源于那次谬误的缩编政策，导致公检法内部管理混乱。当时，全县精简机构急于求成，方法简单，不考虑客观现实，只专重人员减少。先是大幅度降低公安局、法院和检察院的人员数量，后来，又将这三个单位合并成一个部门，叫“公安政法部”。一度由检察院赵检察长出任该部门的部长，法院张院长任副部长，我则是党委书记。内部的股室设置， 一味迎合上级“少而精”口号，整个部门设置五个股室。比如，将原公安局的预审股和原法院的合议庭合并，将原检察院的监察股和公安局及法院的人秘股揉合。这样改来变去，弄得职责不清，各股之间互相扯皮，不出事故才怪呢！
这种压缩人员的运行方式，造成工作忙乱，人手紧张。由于简化和省略了必经程序，本来应由法院判决并启动的死刑审核程序，则由公安局的看守人员去执行。原来由公安局刑警执行的逮捕程序，改由检察院的查案人员去办理。这种不合理机制，必然会造成重大失误，之所以出现纰漏，已是很难避免。王二娃被错杀的冤案，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这一时期发生的冤假错案，并不是武川县所特有的现象，在卓资县、丰镇县等地也曾出现。内蒙古自治区高院以武川县为重点，抓几例典型案件，就是为从根源上纠偏。这次将王二娃这起案件，拿出来单独剖析，重新分析失误原因，就是想从教训中总结经验。
历年积存的档案本来就不少，这回又都拿出来，要全部复查一遍，刘副院长的办公桌上，那些卷宗堆得满满的。为将卷宗提前分开类别，需要找个熟悉那个阶段案情的人，来给她当助手。赵检察长年老体衰，看材料眼花缭乱；张院长已退休了，我则成了唯一人选。
第一次见面，我觉得这个女法官态度严肃，工作严谨，就显得小心翼翼，不敢多说话，她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遇到问题也不敢提出来，生怕人家给顶回去。可通过接触，看到她工作起来没明没夜，发现问题刨根问底儿，必须要弄明白，心里就对她充满敬佩。
不久，这项工作结束了。他们写出的审查报告比较长，还要打印多份，不仅要与本县党政领导交流，还要呈报内蒙古自治区公检法等部门。由于条件落后，当时所有材料都是蜡纸油印、订书机装订。但是，外人不能介入，内容还须保密，我就主动帮忙刻蜡板。这是我在包头市公安处向陈庚鸣处长学到的本事，不想，这时候派上了用场。像推油印机，这是个辛苦活儿，必须均匀使劲。如果下手过猛，就会将蜡纸弄皱跑偏，一旦蜡版破裂，那将前功尽弃了。
第二天上班前，我将几份新材料，齐刷刷呈放在刘副院长的案头，她特别高兴，不仅夸奖我那整齐美观的仿宋字体，对不沾污点墨迹的页面也很满意。这时，当听别人说，我加了一夜班，她还表扬了我。这段日子，我和她配合得很愉快。她临走前，我去送行，她将家庭住址和住宅电话号码，全告诉了我。那个年代，安装住宅电话是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
这天，抽查组前脚走，后脚就有人来报案。案情是“八一”人民公社的会计员，上午从县人民银行取回两千多元工资款，中午到食堂吃了顿饭，下午就发现全部款项不翼而飞。县委对这笔巨款丢失非常重视，命令我们火速赶往案发地点立案侦查。由于时间仓促，任务紧迫，谁也不敢大意。像这类盗窃案件，往常是由刑侦股负责，一般是派名股长，领上警员去就行了。可县委领导发话，要求限期破案，局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只得亲自出马。
经过现场调查，我们才闹明白，会计员所丢失的现金，并不是公社干部们的工资款，而是内蒙古党委下乡干部团的生活费。原来，前年，各地压缩非城镇人口、遣返农村户后，又遇上了自然灾害，全区粮食生产普遍歉收。到去年秋粮入库时，绝大部分旗县出现了粮食产量滑坡现象。为解决经济困难和粮油供应短缺的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大院也在搞机关工作人员的分流工作。经研究决定，就把距离呼市较近的武川县，作为机关干部下乡锻炼的试点。随后，约有一百多名机关干部进入本县。经过县委周密部署，又将这批人员安排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八一”人民公社，与当地社员群众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
此次下乡锻炼人员，大多为党委系统干部，内中不乏十二级以上高干。下乡期间，县委对所有人员均给安排了相应职务，有的进公社党委会，有的到各个大队、各生产队担任正职，原大小队领导干部，一律为副职。因受条件所限，当年干部下乡，一日三餐，全都是入户吃派饭。每个干部到社员家里吃完饭，需付半斤粮票五角钱。每隔一段时间，内蒙古党委机关事务处就会向这些人员发放补助费，不定期汇款到当地银行，再由公社转发给他们。
经询问当事人，他说：“今天我是骑马回县城银行取的钱。当回到公社大院时，看见有不少人围在院子里，他们都是从各个村子回来的下乡干部代表，听说今天要给发生活费了，就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一直等到快吃中午饭了，大伙都想及早领上这钱回去再分。”
当会计员进马厩拴马时，饲养员对他说：“今天食堂里炖了半锅肉，专给从乡下回来的干部代表解馋。”会计员一听，便多了个心眼。就想：“看来，我算是沾光了，这顿饭还能开腥荤。一连三个多月，我都没见过个油点子了。”他匆忙把装钱的提包锁进柜子，连办公室门也没顾上锁，忙跑进伙房里，让炊事员舀了碗羊肉炖粉条，美美吃了一顿。
众人吃完饭，就簇拥着会计员挤进办公室，急等着领钱。当会计员去开卷柜时，立马傻眼了！原本好好的铁锁篦，已经被人撬烂，那个装钱的提包，早已不见了！闻讯赶来的公社领导，立即向县公安局报了案。因现场保存较好，我让与我同来的公安技术人员进去照相取证。只见那个烂锁篦子已掉在地上，还有扔在卷柜旁边的铁锤子。技术人员在锤柄上发现了手印子，通过技术手段，又提取到两枚清晰的指纹。应该说，通过指纹比对，此案子不难侦破。
可我一直没有放弃对会计员的盘问，我问：“你去县城提款时，公社有谁知道？”他说：“除了王书记外，没人知道。我要向他请假，不能不说真话。”我问：“公社那个饲养员，中午在哪吃饭？”他说：“当然是回家吃。”我又问：“那个炊事员，一直在伙房吗？”他答：“是的，我蹲在灶台旁吃饭，见他忙着给人盛饭，从始至终没有离开过半步。”
公社党委书记王积忠是个老公安，与我算是老熟人了。我去找他谈看法。我说：“从现象上分析，这个作案分子，我认为就在下乡干部代表内部。”老王摇着头说：“根本不可能，这些人都是国家公职人员，不是党员，就是干部，怎么可能去偷钱？”
我把那位技术人员叫过来，想听他的分析意见。他说：“我向饲养员了解过了，他说食堂开饭时，人们一齐涌进伙房，谁都怕去迟了，让前面的人把肉抢光了。当时，他是最后一个从院里走出去的人。可是，就在他走出大门外，却瞅见一个人，正慌慌张张往里走。不巧就在这个空档，偏偏出现了漏子。”
（未完，待续）
· 作者
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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