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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印度对自己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近日，印度国内贸易促进会部长拉杰什·库马尔·辛格在瑞士达沃斯论坛现场，就印度和中国之间复杂的关系发表了评论。他表示，如果中国在边境问题上“表现好点”，印度可能会考虑放宽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审查。据悉，这是印度首次发出信号，谈及实施了4年的限制措施可能被取消。
在这名印度官员看来，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中印在边境问题上相安无事，这有助于改善两国投资关系，“一旦我们在那里的关系稳定下来”，投资规则就可能会改变。不过，该官员没有说什么时候会放宽限制。
但当这名官员被问到，印度是否在释放“中国投资取决于中印边界和平”的信号时，该官员的回答直白且充满恶意，他说“你不能一边让别人蚕食自己的边界，一边给予来自那里的投资红毯般的待遇”。
这话完全是颠倒黑白，无论是2017年的洞朗对峙，还是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这都是印度越界主动挑衅造成的。结果现在印度却反咬一口，而且言语间还有“施舍”中国的意思，只要中国“表现好”，印度就酌情考虑放宽限制。
由此不难看出，印度限制中企的做法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单纯考虑，而更多地混合了政治因素。他们试图通过强化对中国投资的控制，试图传递出解决边境争端的政治信号，以此作为在边界问题上的一种筹码。
过去几年中，印度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为、小米、中兴和OPPO等中国厂商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并实施了追缴税款、扣押资产和冻结银行账户等处罚措施。这些行为与西方国家动辄以国家安全之名打压中企的策略不谋而合，经济问题因此被赋予了政治色彩。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vivo印度分公司中国籍高管被印度当局以“打击金融犯罪”为由逮捕，并延长羁押期限。事后庭审是，印度当局甚至当庭向法官递交“密信”。最后，法院判定三人每人缴纳20万卢比的保释金，并且交出护照、未经许可不得离印等。凡此种种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
印度一边给中国企业无理设限，一边说要给中国一个机会，这其实就是恶人先告状。这不仅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可能对印度的长远利益造成自损。对中国企业的边际化，限制了印度市场的竞争，可能会引起供应链的问题，增加成本，减少技术转移，限制创新，并最终影响消费者福祉。更重要的是，政治化司法工具，通过政策限制外国投资，破坏了印度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声誉，可能导致其他国际投资者的信任度下降。
进一步说，将边境争端与投资政策相挂钩是极其危险的。印度政府需要认识到，边境问题的长期解决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而非经济斗争。同时，为了吸引国际投资，印度必须保持一个公平、透明和预测性强的投资环境，避免任何可能误解为保护主义的做法。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印度能在不干涉中国企业正常运营的前提下改善投资环境，这无疑是积极的。但是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是一贯的，绝不会在领土核心利益上做出让步。
说到底，边境争议和投资审查是两个应当独立对待的问题。印度需要重新思考其投资政策，不应将经济手段用于其他与安全或领土有关的政策目标。这样的政策混淆不仅损害双边关系，也有损于印度自己的经济发展。而两国都应在双边合作的大框架下，透过对话和外交努力化解分歧，摒弃零和游戏的旧思维，寻找合作与共赢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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