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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的天空
谢晋曾导演过一部电影叫《舞台姐妹》，近年又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剧中梅婷饰演的女一号竺春花，原型就是袁雪芬。春花有句经典台词：“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其实正是袁雪芬一生的写照。
有人说袁雪芬虽然姓袁，但生平为人处世一点也不“圆”。只有非常熟悉她的人才知道，袁雪芬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单纯、刚烈，永远是父亲眼中那个倔强的“芬郎”。
洁身自好，一生受父亲影响最大
袁雪芬192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地区嵊县农村，虽没读过太多书，但身为乡村私塾教书先生的父亲从小就教导她:“女孩与男子一样都是有用的，都可以自食其力，你将来一不靠爹，二不靠娘，三不靠丈夫，要做到人穷志不穷……”父亲的此番教导，让袁雪芬打小便产生了朦胧的自立意识。
袁雪芬11岁那年，村里来了个叫四季春科班的戏班子。听说主角一个月可以挣30块钱，袁雪芬便不顾父亲反对，自作主张进了这个长年在绍兴、诸暨、杭州、宁波和上海等地，流动演出的戏班。自此开始了为期8年的科班学徒和演出生活。
谈到之所以当初离家出走学戏，袁雪芬曾说，那是由于当时家贫，单靠父亲教书难以为生，同时感到最痛苦的是身为女儿的不幸，“眼看着妈妈痛苦无奈地背着爸爸把刚出生的妹妹送去育婴堂，隔年又把出生只有40多天的妹妹送给本村刘家做了接奶媳，生活的现实迫使我下决心，宁愿苦了自己一人，也不让妹妹们遭灾，爸妈受苦”。
起先父亲知道袁雪芬要当“戏子”，差点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在袁雪芬偷偷跑到戏班跟着学戏一个月后，父亲发现女儿心意已决，加之考虑到“当时浙江的女孩子，不是去当童养媳，就是去工厂打工，唱戏是一条不坏的出路”，也就不再坚持反对。但他仍不忘时时提醒她说，不要她成名，只望她好好做人，“人自轻而后人必轻之”。
袁雪芬一生谨记父亲的教诲，始终洁身自好，即便当年生逢“浊世”，依然不忘保持“自清”的警醒。
在戏班里，师傅教她唱名段《坐楼杀惜》，因为有咬手绢抛媚眼的动作，她坚拒不学，大哭大闹，发誓“坚决不做勾引男人的下流动作”。鉴于袁雪芬聪明秀丽，天赋非凡，自1936年她第一次跟随四季春科班到上海演出，就以14岁的年纪在上海滩小有名气，师傅只好对她令眼相看，允许她“挑肥拣瘦”。8年科班生涯，袁雪芬没学过一出“花旦戏”，整个戏班只有她一人有这样的特权。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戏曲演员流行给权贵唱堂会、拜干爹干娘来帮自己站稳脚跟。袁雪芬却十分厌恶这些应酬，并立誓“过房娘”、“过房爷”一律不拜，堂会不唱，礼物不收，请客不去。为拒绝应酬，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台下永远只穿蓝灰布衫，十七八岁的名旦打扮得像个中年妇女。她甚至坚持10年不沾荤腥，因为这一习惯很倒生意人的胃口：素服素斋冲财气。后来果然少有人来纠缠她了。
抗战时期，上海被称作“孤岛”。袁雪芬与小生演员马樟花合演3年余，曾对《梁祝哀史》作了初步的去芜荐菁。后又演出《恒娘》等新戏，并上电台演唱，扩大了越剧影响，在艺术上崭露头角，被誉为越剧“新后”。
越剧在沪上最火时，1946年6月，宋美龄来到上海，点名要听越剧“新后”袁雪芬演唱，袁雪芬却不予买账。她让来人转告宋美龄：“袁雪芬从来不唱堂会，不管是什么人，谁要看我唱戏，请到剧场里来。”此事经《联合晚报》头版头条报道，轰动一时。
1947年5月5日，《文汇报》上刊登了一封写给编辑的信，题目叫作《越剧女演员，满纸伤心语》。信中写道:“学戏时，受班长师傅的支配，随他们高兴，有时一两年学不到一个戏，打骂倒是有你的份。候场、拉琴、敲鼓、值台、大衣，也会用不同手段欺侮你。长得好看一点的，他们就对你很照顾，目的是把你当玩物。即便唱红了，妒忌、破坏，都会来摧残你。戏子，不但要请客，还要拜客。可怜我们这些唱戏的人，要奉养父母弟妹，还要置办戏服，哪有钱送礼?”信的最后写道:“我们这小圈子里，尽多一些卑鄙无耻的人，我们敢怒不敢言。请编辑先生把这一段披露出来，我们许多姐妹会感谢你的。”最后署名:“一个小演员”。而这个敢以一己之力，揭露圈内暗黑角落的“小演员”，就是袁雪芬。
不仅如此，离开戏院，即便在社会这个万分的真实大舞台上，她既不流俗，也始终不肯妥协半步。
1947年底，以袁雪芬为首的“越剧十姐妹”演出《山河恋》，却被当局勒令停演。
当时的上海大亨杜月笙过生日正需要戏班唱堂会。有人向袁雪芬建议:“你到杜月笙那里唱一次堂会，然后请杜月笙向当局说一下，事情不就解决了?”袁雪芬想都没想，开口便道“我不去！”
袁雪芬一生受父亲影响最大。在以越剧姐妹亲身经历为素材而编写的电影《舞台姐妹》中，有句台词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袁雪芬曾说，这就是从父亲给她的话里提炼出来的。
写给父亲，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袁雪芬和她父亲的感情很好。1941年父亲生病，她接到家里电报:“父病笃速归。”那时候她还不知道“笃”是什么意思，便找人去解释，“结果一听就哭起来”。戏院老板不放她回家，她就从胳膊上剪下一块肉，放在纸船里，烧了的同时暗自祷告，希望把自己的年纪加到父亲身上去。这块伤疤，后来一直留在袁雪芬的胳膊上。
不久，由于舞台好姐妹马樟花的去世，使袁雪芬心灰意冷。加之长期辛劳让她得了肺结核病，身心俱伤的她愤然离开舞台，回到了家乡。可父亲就在她回家后不久便也过世了，更令她悲痛万分。“那时候觉得世界上没一个亲人了，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想自己为什么演戏呢?莫非就是博观众一笑?仅仅是为了糊口，那又何必去演戏?”父亲去世后，她也不想演出了。
其间，不断有上海剧院的老板来嵊州乡下请她演出。袁雪芬那个时候已是名角，“演出的最高报酬已经是一两黄金一天”。但是钱恰恰不能说动她。她自己一向生活朴素，父亲去世后所欠下的医疗费用也都还清，负担一下减轻了不少。
见有剧院老板还是三番五次真心邀自己演出，袁雪芬便提出了要求:“回去演出可以，但必须改革，要像话剧一样有固定的剧本，有正规的舞台、布景和服装，要用油彩化妆。要聘请编导，要建立演出制度。”老板犯难道:“这样要增加很多开销，编导人员的薪金无法发给。”袁雪芬回答:“我演主角就从我的薪水里拿。”
于是，从1942年10月28日，等时年20岁的袁雪芬再回到上海，便在进步话剧影响下，开始践行她改革越剧的大胆想法。她联合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兰、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等10位越剧名伶，在大来剧场，集资发起越剧改革。这就是在后来名动一时的“越剧十姐妹”的由来。
袁雪芬改革越剧的方式，是身价4万元的她每月只拿1000元的工资，其他的钱都用来聘请专职编剧、导演、舞美设计、舞台监督等。她主导成立剧务部主持演出活动，在越剧界首次建立起正规的编戏、排戏制度；废除幕表制，使用完整的剧本；废除衣箱制，参照古代绘画，根据人物身份设计服装；打破传统的舞台形式，采用立体布景、油彩化装、灯光、音响，逐步形成综合的艺术机制。在表演上，则博采众长，将话剧、电影重视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的写实主义表演特点，与昆曲载歌载舞、重视形体动作美化的长处吸收到越剧中，并加以融化、创新。她的改革，为越剧演员和其他剧种争先仿效，并为后学者所师承。
1943年11月，由南薇编导的《香妃》一剧上演。在演到一场哭戏时，袁雪芬没有根据原来的唱腔和戏词演，而是从胸中发出一声高叫，哭出了一个长腔，在琴师周宝财的配合下，台下观众被感染得泣不成声。袁雪芬和周宝财即兴式创造的这个唱腔，后来被定为“尺调腔”，经逐步完善后，成为了越剧的主调之一，也由此形成了“袁派”艺术的鲜明特色。
袁雪芬历来主张戏曲应当对社会起有益的作用。抗战期间，除《香妃》外，她还排演出了《红粉金戈》《木兰从军》《黑暗家庭》《王昭君》等表现爱国思想、歌颂民族气节、反对封建礼教的剧目。
对于自己当初为何要进行越剧改革，袁雪芬曾表示：“我想越剧是粗俗低级的，若不改革必然会被淘汰，但如何改呢？我观摩了昆曲、京剧等其他戏曲，也一连看了几台话剧……我想，只有用话剧编、导、美、演一整套来改造越剧了。”
而1947年5月24日，袁雪芬在写给已故父亲的《一封无法投递的信》中，她则向父亲的在天之灵，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她当年进行越剧改革的大致历程。她说：“‘新越剧’就在那时诞生：分幕、装置、灯光、化装、服装等新的方式都在这时候渗入我们的演出。起初演员们不习惯学戏排戏，似乎这是多此一举。观众倒是接受了，可是同行不赞成新的，喜欢保守旧的，用种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袭击。虽然给我们很多阻碍，我们还是低着头工作。这样一年半，一切都在进步中……”
《祥林嫂》剧照
同年6月19日，《大公报》即全文刊登了袁雪芬写给她已故父亲的这封信。除越剧改革历程片段，袁雪芬在信中所表达的对于父亲的思念，同样令人动容：“您说会回来的，会写信给我的，可是直到现在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爸！您出门后不多几日，祖父因您单身出门不放心，他也找您‘去’了，他老人家也在您那里吗？好吗？”
可这又不是一封只向天堂里的父亲，记述越剧改革和传达个人思念的信，字里行间，也可见证袁雪芬写信之时，所处社会环境之恶浊：那是抗战胜利两年后，时代在迫害她，周围的环境在逼迫她，她孤独，而又几乎没有依靠。她写信给父亲，既是在寻求安慰，也是在竭力控诉：
“爸！这世界不允许有灵魂的人。假使你自身清白，站在自己岗位上挣扎，人家会说你固执、骄傲。唉！自然会有各种麻烦来找你。”
“爸！不幸我是个女孩，更不幸是个演戏的，只要你是个女演员，他们对付你的方式更多。在中国演戏的不是艺术家，每一个人都知道叫‘戏子’。没有保障的‘戏子’，谁都可以来欺侮你，甚至造了种种谣言来攻击你。你若开开口，就做几本书写几篇莫名其妙的文章来破坏你。你若不开口，看的人还以为你是真的默认了。你若再开口，就会把你打入深渊大海，永世不得翻身。”
“爸，这两年我要是不乐观，早被一群杀人不用刀的杀死了！爸，我常常想，一旦能见到爸，让我痛痛快快的申诉一场！”
这一段段饱蘸血和泪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袁雪芬曾经历过怎样的俗世磨难和社会磨练。但她却始终拒不屈服，昂首向前。
1953年，袁雪芬与范瑞娟合作主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并拍摄了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影片。在演出中，袁雪芬紧紧把握住祝英台的性格特点，演唱既热情主动，又含蓄内敛。在大段演唱中，她通过对气口、收音、润腔唱法的多种细致变化，表达了祝英台微妙的情感。如在“青青柳叶清水塘，鸳鸯成对又成双，梁兄啊，英台若是红妆女，梁兄你愿不愿意配鸳鸯”这一唱段中，前两句曲调明朗、欢畅，后两句则转入低音区，轻吟低唱，犹如涓涓细流，表露了少女在热诚中又略带羞涩的神情。可以说，袁雪芬把祝英台彻底给演活了。
此片一经放映便风靡全国，创下新中国成立后的上座率新高。1954年，周恩来总理将这部影片带到日内瓦放映，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该片现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
1978年底，在经历过“10年”后，袁雪芬重新担任上海越剧院院长。她没有专车，有公务时，单位派车来接。平时出门，有时打的，有时坐公交车。有一次，去上海大剧院看戏，回来时打不到车，也没有直达公交车，她就一路走了回来。曾经，也有好几个老板要送车给她，被她拒绝了。她说:“无钱一身轻，物质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人，要自尊自爱，不要自轻自贱。”
袁雪芬一生都在越剧院度过，但他的婚姻并不幸福。据说她和琴师周宝才是夫妻，其实，这是一种误传。袁雪芬的丈夫是郑煌，他曾经是《文汇报》的记者。他又高又有才华，曾在上海市文化宫教授文化创作，后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袁雪芬和郑煌有三个儿子，后来因性格不合而离婚。
2006年4月3日，在第16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最后一个奖项把首次设立的“白玉兰”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颁给了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
袁雪芬一生经历了许多病痛关口，骨髓瘤、肺结核、心脏病、胃出血等，2010年年底，她因病再次被送进医院抢救，此后一直靠输液维持生命。据家人介绍，袁雪芬离世前两天已经反映出一些异常症状，如经常头倒在一侧睡觉，但她不愿意去医院，觉得还是在家里自在。下午，袁雪芬开始呼吸困难，救护车虽然及时赶到，但最终未能抢救回老人的生命。一代越剧大师，就此离开了人世。
2011年2月19日，越剧一代宗师袁雪芬辞世，享年89岁。如今，早年一直在家书中自称“芬郎”的袁雪芬，想必与她始终感念与牵挂的父亲，早已在天堂里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