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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的天空
1920年10月2日，布鲁塞尔的中国使馆内，正举行着一场盛大隆重的世纪婚礼。
婚礼上，中外宾客如云，达官显贵数不胜数。在举杯相贺的觥筹热闹中，众人纷纷感慨：这段婚姻真是天作之合，佳偶天成…
这场超乎想象的盛大婚礼，是中国著名外交官顾维钧，为华人首富黄仲涵的嫡女黄蕙兰精心准备和布置的。
在各国达官显贵的祝福声中，穿着洁白婚纱的黄蕙兰，优雅从容地走向即将相携一生的丈夫顾维钧。
几多年后，当时光为回忆蒙上了厚厚的尘埃，独居曼哈顿的黄蕙兰，却还是清楚记着那场盛大典雅的婚礼。在物是人非的惆怅中，一切细节似乎都经受不起较真的推敲。
她忽然发现：纵然那场婚礼盛大至极，浪漫与惊喜总是恰到好处；可她却从未听过丈夫顾维钧一句“我爱你”得真切告白。
也许在那时，他们婚姻的轨迹，已经注定。
1901年，黄蕙兰出生于爪哇（注：印度尼西亚）。祖父黄志信早年是一名“偷渡者”，却因聪明的头脑在异乡经商致富，去世前给后人留下了700万元的遗产。
靠着这笔遗产，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还成为爪哇当地的华侨首富，靠着经营糖业成为了当地的“糖王”。
黄仲涵
黄蕙兰是父亲黄仲涵的正室魏明娘的第二个女儿。
当时印尼处在荷兰的殖民统治之下，华人遭受不公平待遇，只能住在规划好的中国城里。黄家却敢于打破荷兰人的禁令，从中国城搬到了位于欧洲人居住区的府邸。
和当时的很多华人富商一样，黄仲涵依然保留着封建社会纳妾养小的“传统”。正室太太——也就是黄蕙兰的亲生母亲魏明娘无法容忍丈夫不断纳妾的行为，愤而带着女儿远走伦敦生活。
黄蕙兰
虽然背井离乡，但黄蕙兰依旧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她是黄仲涵42名子女中最为疼爱的女儿；爱女如命的母亲为了让她见世面，经常带她到欧洲各国游历，虽然不曾接受学校教育，但是魏明娘坚持聘请家庭教师教授她外语、音乐、舞蹈、美术等课程。
黄蕙兰天生聪慧，不但掌握了英、法、荷、马来四国外语以及中文的普通话、粤语和闽南语，更被培养成一位懂艺术、有情趣、擅长应酬的交际小能手。
可以说，在当时的伦敦上流社会，黄蕙兰是许多世家公子追求的对象。
在众多追求者中，顾维钧是个另类。
1918年，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国人为之振奋之时，外交官顾维钧却沉浸在丧妻的悲痛中，甚至一度想要拒绝接受政府驻巴黎和会全权代表的任命。
顾维钧
五年前的1913年，年仅25岁的顾维钧和唐宝玥在北京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羡煞无数青年男女。“百年前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四个女人和他的“开挂人生” | 半城故事
在此之前，顾维钧还有过一段婚姻经历。12岁那年，家人为他包办了婚姻，并让顾维钧迎娶张润娥。顾维钧接受了西方思想和现代思想的影响，对这种包办式的婚姻很抵触，以各种理由推脱，却因父命难违只能接受。直到遇到唐宝玥，他才觉得这才是自己要娶的妻子。
张润娥得知顾维钧要结婚的消息，便在万念俱灰下在卢家观音堂削发为尼，长伴青灯古佛了却余生。
顾维钧和唐宝玥婚后，两人夫唱妇随，感情甚笃。
顾维钧和唐宝玥
1915年，顾维钧担任美国公使，妻子唐宝玥也一同前往。身为外交官的夫人，唐宝玥为了丈夫的事业不遗余力，先后出席了各种交际活动。正当顾维钧家庭、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妻子唐宝玥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两天过后便香消玉殒。
妻子离世，顾维钧伤心欲绝，但还是决心以国事为重，决定出使巴黎。在这个时尚之都，顾维钧邂逅了他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黄蕙兰。
那年，巴黎的外交前线暗流涌动，苦恼的外交官顾维钧在好友的邀请下前往家中作客。一张放在书房的照片，吸引了顾维钧的注意。
他对好友妻子感叹：这照片上的女子，与你神韵相似，却又多了几分果敢和不羁。
女主人黄琮兰轻轻笑着：“这是我妹妹，你猜对了，她个性得很。”
短暂的思绪交锋中，顾维钧似乎有些不受控制的请求：“我想认识她，还请你介绍一下。”
此时，黄蕙兰和母亲正在威尼斯旅行。接到消息的母亲突然跟她说要转道前往巴黎，魏明娘对女儿解释：巴黎还有个先生在等着自己。黄蕙兰不由地开始好奇：对方是个怎样的男人。
见到顾维钧的黄蕙兰很是失望：他有过两段婚姻，如今32岁就已是鳏夫。再看穿着打扮：老式的平头，以及最普通的衬衫，和那些追求她的、穿着高级定制服饰的年轻伯爵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特别是黄蕙兰得知：顾维钧不会骑马、甚至不会开车，这位天生淑女因此认定顾维钧是个无趣的人。
王宠惠、黄蕙兰和顾维钧
但她没有想到，母亲和姐姐却是极为满意的。或许这场看似天作之合的缘分，从一开始就掺杂了利弊抉择。
对母亲来说：她需要一个体面且身居高位的女婿，来证明家族的势力，让那些素来不安分的妾们，少些对丈夫的纠缠；
对姐姐来说：她也需要一个地位稳固，前途无量的外交官妹夫，帮助自己的丈夫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父亲给予她为数不多的温暖，她需要用体面的婚姻来偿还；
同样的，对顾维钧来说：他更需要一个天生自带贵气，以及拥有独特外交能力的妻子，成为自己的支撑和陪伴。
有过两次婚姻的顾维钧是个“有心人”，他一眼就看穿了华贵旗袍之下黄蕙兰贫瘠的心。
魏明娘有一辆罗尔斯·罗伊斯牌轿车。她自己也有一辆戴姆勒轿车，但每次出门约会，顾维钧派来接她的都是一辆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牌照的车，并配有专职司机，这让女孩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另外顾维钧每次陪她去看歌剧，坐的都是国事包厢。这让黄蕙兰不由深思，她那个在爪哇的爸爸即使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这样的包厢和席位。这不免让她飘飘欲飞。
再加上她听说就在他们见面前不久，他代表他的国家拒签凡尔赛和约时发表了一场措辞强硬的演说，黄蕙兰开始对这个男人高看一眼，觉得他和其他世家公子有所不同。她突然意识到母亲和姐姐的那句话：“父亲买不到的特权，顾维钧可以给你”。
很快，二人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了婚礼。
从那一天起，某些分离的线索就开始若有若无地出现在两人地婚姻生活中：
新婚前，黄蕙兰在等待自己丈夫的时候看到了顾维钧还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讨论工作；
新婚之夜，顾维钧告诉黄蕙兰要处理公务远赴日内瓦参加次日召开的国联大会。对于黄蕙兰来说，这个难忘的洞房花烛夜，是和丈夫一起在火车上度过。
对此，黄蕙兰感受颇多，她说自己自己对顾维钧的才华钦佩，但对方缺少亲切和温柔的天赋，她曾回忆：
“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讨厌。他最关心的是为国家效命。他是一位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可是毕竟有爱有崇拜，即使有再多的抱怨和不解，打从一开始，黄蕙兰还是沉沦在顾维钧的温柔之中，并甘愿为其付出所有。
为了帮助丈夫的事业，擅长交际且深谙西方生活方式的黄蕙兰开始频频施展自己的。她迅速担当起外交官夫人的角色，成就在当时的中国极少有女人能够比肩。
她拥有最精巧的西式礼服，但在重要的觐见场合，她只穿中式礼服。每次出差当回到中国，黄蕙兰都亲自选用老式的绣花和精致的丝绸，择取中国传统式样的特色，请一位上海的老裁缝为自己缝制衣服。
当时的上海滩流行着西服、穿西装，心直口快的黄蕙兰曾批评那些热爱西式服装的贵妇不懂欣赏中国丝绸之美，不明白地道的中国手艺是多么的精妙绝伦。
在那个年代，国人对西方世界趋之若鹜，可黄蕙兰从不人云亦云。自小国外长大，西洋好物司空见惯，她最欣赏的却是中式古典美。
身为外交官夫人，她身体力行宣扬中国文化。用她的话来说，“她是中国的展览橱窗，外国人从她的一言一行了解中国”。
黄蕙兰着旗袍
她广博的见识与不俗的品味令欧洲的王公使臣惊叹，公开称呼她为“远东最美珍珠”。雍容华贵的她常常被外国记者报道和拍摄，以至于很多外国人误以为她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之一。
国民政府驻巴黎总领事袁道丰这样评价：
“与西方人酬酢应答如流，确有她的一套。很少有中国大使的太太能够和她比拟。”
当所有人对顾维钧的外交能力啧啧称奇时，宋美龄也不吝称赞顾维钧背后的黄蕙兰：
“大家可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啊。”
黄蕙兰与英国玛丽王太后
妻子行为举止的耀眼，让顾维钧曾无比自豪和骄傲；但随着两人相处时间越来越长，黄蕙兰的时尚打扮，却成为顾维钧眼中的“招摇”。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总嫌弃她的一身珠光宝气太过张扬。所以，他说出那句最蛮不讲理的话：
“以后，除了我为你买的珠宝首饰，其他的你都不能佩戴。以我的地位，你佩戴的这些，让人一望便知不是来自我的”。
纵然顾维钧在国外读书多年，是活跃在国际社会的新一代外交家，可他生长于中国传统大家庭，骨子里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他理想的妻子应当温婉乖顺，做一抹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的影，而不是一颗佩戴在他身前璀璨夺目的明珠。
分歧愈深，两人的感情也愈加冷漠，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顾维钧不再陪她去参加舞会和交际，也不再和妻子交流。
当然，黄蕙兰不知道，顾维钧的情感只是渐渐地被转移给另一个女人——已故外交大使杨光泩的妻子严幼韵，许是因为严幼韵比黄蕙兰多了几分他需要的温柔与顺服。
顾维钧和严幼韵
就如同舒婷在《致橡树》里书写的爱情那样：“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然而在一百年前的中国，这样的爱情理想太过超前，即便如顾维钧也无法给予。
于是一场烈火烹油的婚姻，三十九年后，终于走向它应去的终点。
卸下了外交官夫人这一角色后，曾经的盛大喧嚣也逐渐远去。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外人眼里的“富家千金”，不声不响地放下了曾经的富贵繁华，走入另一种沉寂恬淡的生活。
曾经珠宝是她的一部分，在黄蕙兰三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就送给了她一条镶了重达八十克的金项链，可谓是独一无二。但如今她却毫无留恋地将其锁进保险箱，只在和老友聚会时拿出几件来用于玩乐。
黄蕙兰茕茕孑立，与两只小狗作伴。她发现，不再担任外交官夫人之后，她拥有极大的自由，从小受人瞩目，如今却头一次体会到万人如海一身藏的简单快乐。
其实，人的一生都在不断拥有和失去。人生起起落落，如潮水般循环往复，不可抗拒。人生的痛苦也由此而来。
晚年的黄蕙兰，在纽约褪去华服，在寓所里将自己的人生写成一本书。在书里，她说：
“一位很有学问的英国人曾经问过我，最冷酷的一句中国成语是什么。我想了一下，告诉他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同样地，晚年顾维钧回顾自己的四段婚姻，曾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原配妻子因父母之言，主命；唐宝玥，因政要之女，主贵；黄惠兰，富家千金，主富；而严幼韵，情意相通，主爱。”
正是这位“主富”的黄蕙兰，在1993年辞世之后，才被人们发现——在她曼哈顿寓所的墙上，贴满了她当年和顾维钧出访各国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