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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的天空
文/秦红
“为人要谦逊为先，恭敬为贵，万不可骄傲之。”沪上名主持曹可凡的高外祖王梅生的一封家书，经报道后，引发读者共鸣。曹家缘何与王家有关联？曹可凡说，这得从他的祖父曹启东的一段姻缘说起。曹启东20岁从无锡到上海闯荡，后被王梅生的长子、同为无锡人的面粉业大佬王尧臣看中，招为女婿。每一个家族，都是时代洪流中的一叶扁舟。从王尧臣兄弟肩挑行李闯荡上海滩开始，到他们的后代在海内外生根发芽，几代人始终割不断上海情缘。透过家谱这扇小窗，我们得以回眸一些你或曾听闻的海上旧事，一起感怀时代变迁中的家国命运。
（曹可凡家族图谱 王东制图）
从学徒到面粉业大佬
王梅生一定未曾料到，自己的两个儿子—— “生性憨直、用功勤读”的王尧臣、“性黠好嬉、不喜经书”的王禹卿，日后竟成为面粉大佬、海上富商。兄弟俩从无锡乡下初到上海时，从当铺伙计、煤铁油麻店学徒干起，吃足了苦头。直到1912年，他们省吃俭用攒下8000元，与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等合开面粉厂，事业才开始发达。
王尧臣
王禹卿
此时，36岁的王尧臣已在上海摸爬滚打13年。新面粉厂取名“福新”，由荣宗敬出任总经理，王尧臣任经理主抓生产，王禹卿则发挥所长负责营销。虽然荣氏兄弟是福新面粉公司的大股东，但荣家事业庞大，荣氏兄弟无暇他顾，因此长期以来，福新面粉公司实际由王尧臣、王禹卿兄弟掌控运作。辛亥革命前后，国内外局势动荡，导致面粉生意异常红火。福新面粉公司乘势扩张，旗下工厂增至8座。至1928年，“福新”旗下职工1500余人，生产能力占全国民族面粉工业的三成多，俨然已是中国面粉业的龙头老大。能够把生意做得如此大，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与兄弟俩审时度势、精明能干、管理有方也密不可分。一次厂里一位王氏族人勾结五金商，收取回佣，王尧臣发现之后立即将其开除，全厂为之震动。此后，员工无不勤勉敬业，不敢造次。
事业越做越大后，王尧臣开始为女儿王秀芬的婚事操心。这个时候，聪颖干练的小老乡曹启东，闯进了王尧臣的视野。曹启东是曹家长子，他把读书机会让给弟弟曹郎西，自己中学没毕业就到一家钱庄当了学徒。1919年，福新面粉厂大举扩张之际，曹启东经亲戚介绍，进入福新面粉七厂当了会计助理，成为王尧臣的下属。曹启东虽然读书不多，但做生意很有一套，很快就被王尧臣看中，招为了东床。
曹启东上海解放前夕，蒋家王朝风雨飘摇，许多大家族不得不在去留问题上做出抉择，王家和荣家也不例外。王家兄弟一分为二，王尧臣留在上海，王禹卿则转往香港发展。王禹卿一走，七十多岁的王尧臣也退居二线，福新面粉公司的一摊业务，基本就靠曹启东一手打理了。曹启东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毕竟是外姓，资历和声望都不足以挑起重任。在王禹卿离开的情况下，必须要请一个荣家人出山掌控局面才行。“我祖父最大的功绩，就是力劝荣德生、荣毅仁父子留在内地，这对稳定工商界的人心起了很大作用。”曹可凡说。荣毅仁留下来后，曹启东也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十年文革中，曹启东与许多人一样，蒙受了很多委屈。上世纪80年代初，政策刚刚落实，曹启东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向普陀区政府捐资50万元。在那个几分钱就可买一个鸡蛋的年代，50万元堪称一笔巨款。后来，普陀区政府又拨款50万元，建造了现在的普陀少年儿童图书馆。可惜未等到这座图书馆建成，曹启东便去世了。去世后，老人家留下了一个神秘的保险箱，家人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后来找锁匠打开保险箱，里面有一大包东西，很轻很轻。打开一看，全都是曹可凡小时候的照片。“祖父平常不是一个喜怒溢于言表的人，看到他珍藏的这些照片时，我心里感动不已！”曹可凡说。父亲当英语启蒙老师
曹启东和王秀芬育有四男二女，曹可凡的父亲曹涵祥是家中长子。“我父亲有两大嗜好：读书和西方古典音乐。我小时候学校里教俄语，父亲就在家中教我英语，可以说父亲就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曹可凡回忆。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曹涵祥，英语好自不必说。除此之外，作为工程师的他，还为革新电镀工艺自学了德语；而通过坚持看日文刊物《人民中国》，曹涵祥捡起了早已丢弃的日语，虽不会听、说、写，但却能读懂。上世纪60年代，喜爱阅读的曹涵祥，把绝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了买书上，尤其是买硬皮原版书。曹可凡记得，那时家里住房条件紧张，他就睡到父亲藏书的小屋里，里面摆满了外国原版书。为了留出一张床的位置，家里还不得不卖掉了一些书。
曹可凡和爸爸妈妈
古典音乐是曹涵祥的另一大爱好，他尤其钦佩小提琴大师海菲茨。1995年曹可凡到美国采访一位华裔钢琴家，中午吃饭时与一位录音师聊到了海菲茨。曹可凡告诉对方，上世纪三十年代海菲茨曾到上海演出过，那时候父亲还小，根本无缘一睹风采，留下了一生遗憾。没想到对方告诉曹可凡，海菲茨的所有唱片都是他录音的。这令曹可凡大为惊讶，才知道眼前这位录音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录音魔法师”费佛。没想到，次年费佛就因心脏病发作过世了。“人生中很多人和事，真是冥冥之中的因缘际会啊！”曹可凡感慨道。商界巨子雄风再现上海滩
王尧臣众多子女中，除了曹可凡祖母王秀芬外，有两人不得不提：一个是王家长子王启周，另一个便是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姐夫王云程。王启周与曹启东关系非常好。1924年，王启周与同乡创办了锡社，点燃了无锡的星星之火，秦邦宪、陆定一等都曾是锡社成员。五卅运动中，锡社组织大规模集会和游行，全力声援上海。令人惋惜的是，这位意气风发的进步青年，29岁就因病离世。相比这位英年早逝的哥哥，曹可凡的三舅公、长期叱咤商海的王云程，声名更响。王云程聪颖过人，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曾担任申新一厂副厂长，是荣家、王家企业中最年轻的厂长。上世纪70年代，王云程曾跻身香港十大富豪之列，排名第九。不过这位富二代的第一段、第二段婚姻生活并不顺遂。1932年，王云程与荣宗敬的三小姐荣卓霭成婚，但就在儿子出生3年之后，荣卓霭就因患肋膜炎去世了；第二位夫人杨氏也是红颜薄命，婚后不久因脑中风撒手人寰。直到牵手第三位妻子——著名建筑商姚锡舟的女儿姚翠棣，王云程的婚姻生活才走出阴霾。姚锡舟家也是一个大家族，当时经营的姚新记营造公司，承建了很多知名的建筑，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南京中山陵主体工程。为了造中山陵，整个公司差点垮掉。此外，姚新记还参与过外白渡桥的整修。前文提到，上海解放前王家把投资一分为二，王云程就是在那时赴香港再创业的。1993年，84岁高龄的王云程回到上海，斥资2500万美元，与上海光明合资成立了福乐食品公司。你或许听说过全仕奶、圣麦乐冰淇淋这两个品牌，它们就是由福乐公司生产的。当时，福乐公司立志大干一番，从国外进口了高端的机器和设备，尤其是净化水系统堪称一绝。王云程101岁时还坚持坐轮椅上班，其对事业的投入可见一斑。2012年，王云程在看电视时安详辞世，走完了他103年的精彩人生。
曹可凡讲诉家族往事
著名主持人曹可凡的新作叫《蠡园惊梦》，这是一部讲述家族史的长篇小说，时间跨度从清末一直到改革开放，共120多年间的家族变迁。曹可凡家族120年五代人的生活变迁，在书中完整呈现。
《金陵十三钗》剧照
在无锡风光旖旎的蠡湖北岸，坐落着一座优雅精致的水乡园林———蠡园。这座建于1927 年的园子，首任主人是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面粉大王王禹卿，也是如今上海知名主持人曹可凡曾外祖父王尧臣的胞弟。
上世纪二十年代上半期，王尧臣、王禹卿两兄弟来到上海，开始打拼自己的事业，当时他们一个十六岁，一个只有十四岁。数年后，经过他们的努力拼搏，创办了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福新面粉厂。王氏兄弟正是曹可凡的先祖。自从年少时携一肩行李白手入沪起，王尧臣、王禹卿俩兄弟就在十里洋场历经时代动荡、商海沉浮。他们与荣家兄弟共创基业、同挽狂澜，他们与军阀、官僚、洋人、流氓频频过招。他们的家族更是代有人出，有在五卅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青年革命家王启周，有在港台经济中大展身手的王云程，有地下党的老朋友曹启东，有改革开放后来沪创业的王建民。他们与沙逊打过官司，与秦邦宪、陆定一办过报纸，帮助过邹韬奋在沪治病，跟杜月笙有过经济上的合作。他们构建的蠡园，还曾引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下榻……
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一个家族是如何在上海慢慢繁衍的，并可由此读懂上海。曹可凡说，他从小经常听祖母讲一些有关家族的故事，那些故事在幼小的曹可凡脑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现在自己已经过了天命之年，我觉得有必要回头看一看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包括自己家族所走过的道路。”于是，催生了他创作这部作品的念头。缘何在知天命的年龄寻根修史？曹可凡说，四十多岁的时候，一心往前赶，没有心境回头看；而到了六十岁，往回看可能已经看不动。知天命这个年龄段刚刚好。修家族史过程中，曹可凡找到了一封他的高外祖父写给后辈的信，这封信的主题是教做人的道理。信中说，在外打拼，最重要的就是八个字：谦逊为先、恭敬为贵。跟人打交道，无论三教九流，你都要以礼相待，如果凡事都认为别人不如你，那将来一定寸步难行。这封信中来自先祖的教导，给了曹可凡很大的启迪，“他们(先祖)这一代人后来成了上海的一代商贾，但是他们没有忘了做人的本质的东西，那就是谦逊、勤俭、节约。”信中“谦逊为先，恭敬为贵”的家训，让他感动得差点掉泪。曹可凡说，这八个字，字字值千金，是祖先留给他的最大精神财富。
一封家书一次偶然的机会，曹可凡读到这段家书时，感动得差点掉眼泪：“为人要谦逊为先，恭敬为贵，万不可有骄傲之。世有骄傲之人，凡事以为己能，皆不及我，与人晋接、周旋，不肯佩服。此等人，必顿致寸步难行。所以，谦敬两字，何地不可往，何处不可藏。复望儿去骄为谦，转傲为敬，无论上中下，终要以礼相待，无生嫌隙。至要！至要！”这封信是曹可凡的高祖王梅生写给在上海打拼的儿子王禹卿的。王禹卿和哥哥王尧臣，十几岁便从无锡乡下到上海谋生。多年以后，王氏兄弟俩都成了上海滩富商，把王家带入一片精彩纷呈的生活。
曹可凡祖父曹启东（右二）与小舅子王启周（左二）合影
很小的时候，曹可凡就听奶奶说过许多家族往事，但后来慢慢淡忘了。等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要跟孩子讲“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时，他发现家史、家训何其重要！1981年，曹可凡的祖父捐资50万元，政府又拨款50万元，建造了现在的普陀少儿图书馆。“我祖父没有留给我们一分钱的遗产，可是我觉得我非常富有，“谦逊为先，恭敬为贵”八字家训，字字值千金。祖辈留给我们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精神财富。”
（高祖家书）
一段往事与美国表弟的一次碰面，促使曹可凡下决心加速修家族史。曹可凡的祖母在三十多年前已辞世，十多年前他父亲也去世了。修家史前唯一健在的长辈，就是两个在美国的叔叔。两人1948年就离开中国，多年来只回过中国两次。三叔的儿子是一名医生，和曹可凡长得很像，连走路的样子都很像，但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有一次曹可凡和堂弟在华盛顿一起吃饭，表弟一口一个“my country,your country”(你的国家，我的国家)。曹可凡跟表弟说，我的国家也是你的国家，他连说“不”，说你的国家是中国，我的国家是美国。曹可凡听了，心里觉得挺难受的。他就想赶快修家族史，要让表弟知道，他的根在中国。两个叔叔也很想做这件事，但老人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精力已经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祖母抱着曹可凡）
四年磨一书想追根溯源几代人的历史，谈何容易。因为曹可凡执着于“无一字无来历”，这本书一写就是四年。曹可凡找来研究家族史的专家宋路霞帮忙，耗费了大量时间往返于图书馆、博物馆及档案馆之间，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寻找家族成员的丝缕线索。解放前，曹可凡家族与当时上海滩著名房地产大亨、犹太富商沙逊打过一个房产官司。过去在有的书上看到过这段历史，但大都语焉不详。幸运的是，曹可凡在上海市档案馆完整查到了70年前对这个官司的判决书，让他若获至宝。修家族史的过程，有道不尽的心痛与遗憾。初稿完成时，曹可凡的三叔离开了人世。这让他心里特别难过，生怕再错过些什么。于是等书稿定稿后，他赶紧把文字和照片传给二叔看，二叔全部看完了。这本《蠡园惊梦》，浓缩了曹可凡家族120年间五代人的生活变迁。今年小年夜前，散发油墨清香的书稿问世了。拿到书的当晚，曹可凡给二叔家里打电话，但电话没人接。连续几天拨打，还是没人接。后来辗转联系才知道，就在曹可凡拿到书的当天，他的二叔去世了。说起这段往事，曹可凡不禁哽咽，红了眼眶。心痛的遗憾还有不少。曹可凡有个堂姑，为修家族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去年春节前曹可凡去访问她，谈了两次。本想春节后再去看她，但等曹可凡开好两会再打电话，堂姑儿子告诉他，说他妈妈已完全记不清事情了。“做口述历史，真的就是跟时间赛跑啊！”曹可凡感慨地说。家史春秋家，是爱和幸福的港湾，是风筝放飞时那根扯不断的线，读家史总能在心海泛起涟漪。像齐邦媛的《巨流河》，讲述了在近代风云变幻中，家族像一叶扁舟，随波逐流。这种迁徙、悲催、苦难，让人感慨万分。《平如美棠》则讲述了一对老夫妻非常平凡的生活。老太太去世后，老先生用绘画和文字讲述夫妻俩相濡以沫，从年轻走到暮年的故事。曹可凡说，许多市民家庭不一定像名门世家那样风云变幻，但每个家庭一定有最感人的故事，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后，若干年后就会成为时代的印记。人们往往注重宏大的历史，其实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历史，也都是这个宏大时代的一个重要部分。“修家族史的过程，是一个自省的过程。”曹可凡从修史中收获了满满感悟。我们的祖辈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他们敢搏，勤奋聪慧，他们懂得团队的协调，懂得感恩，懂得以礼待人。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法宝。当我在想我将来该怎么做时，这些历史给我很多启发。
少年和成年后的曹可凡与父母合影
曹可凡说，修家族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崇德向善的标准。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人生的第一个扣子谁来扣？当然需要家庭来扣。有一天曹可凡把家史拿给儿子看，儿子很高兴，说书中有他的照片。曹可凡对儿子说，有你的照片并不是你的荣耀，你有责任把家族的血脉传下去，把我们家族的家训家风传承下去。“现在许多人忙于赚钱，不太重视家庭，可能连祖父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有点数典忘祖，这是很不应该的。”也因此，曹可凡呼吁要鼓励百姓挖掘家族历史，弘扬良好家风家训，重建家庭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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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摘要：，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携家族史新书《蠡园惊梦》独家做客《非常道》。除了沪上名嘴的身份，曹可凡还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节目中，曹可凡揭秘了不少民国八卦：“傅雷妻子朱梅馥曾亲自去撮合傅雷与其在外的一位红颜知己。”他透露自己曾与李香兰通过电话，更现场爆料：“蒋介石曾住在我们家的园子里。”
曹可凡：以下为文字实录：
曹可凡:蒋介石曾住我家 ,遭冲击家道中落
何东：你的先祖王梅生，为曾外祖（取名）叫王尧臣，弟弟叫王禹卿，其中各有一皇上。而且这两个皇帝都跟水有关系，你们家在无锡做蠡园（太湖之滨），就顺理成章了。
曹可凡：蒋宋说是四十年代曾经去蠡园住过一晚上，当时国民党他们面临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东北基本上就快挂了，华北也非常地吃紧。15、16号前几天李宗仁还跟他闹，因为48年的5月20号就是所谓总统的行宪，基本上前一段麻烦的事儿，相对来说落听了。所以，你就看这个，就很好玩，就去看那段时间，住在我们家的园子里，住在我们家老太爷的房子里头，这位蒋先生他心里想什么。文化大革命，所有的这个点儿都给掀起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而且你过去住的房子都开始变得缩小，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就跟他的第二位夫人还有我的祖母，等于是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个对我祖母来说其实是一个莫大的刺激。当时因为家里已经被冲击了，原来我们这个上海的弄堂，从一层到四层都是我们家，可是那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呢？我奶奶就住在二层的亭子间，朝北，终年不见阳光。
曹可凡:我抗拒留洋 金窝银窝不如中国这草窝
何东：你在国外待的最长时间是多少？
曹可凡：我就那次在美国做采访待了一个半月，那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我特别奇怪，我也不是不会英文，我也不是说不能吃洋饭，可是我在那儿就是……
何东：你告诉我什么感觉？
曹可凡：就是住不惯，你觉得那不是你的家，你觉得这就是一个没有根的地方。你还是，金窝银窝，你不如回家那个草窝。我在纽约见过一些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他们依然保持着民国三四十年代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祖辈都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你说到民国史，这些人的长辈是不能被忽略的。他们也很有钱，他们过的是非常好的生活。
何东：锦衣富食。
曹可凡：真是锦衣富食，虽然他们身居纽约，他们希望能够把上海的生活状态能够恢复到那里。他们不是晚上吃西餐，他们就是晚上吃咸菜炒毛豆、红烧肉，那种就是他们对，其实通过吃表达对故乡的一种怀念。这些人死了之后是葬在同一个地方，纽约最棒的一个坟地，宋家的几个姐妹，Wellington·Koo，就是顾维钧先生，所有的那些人，他们都葬在那个地方。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生前或者身后回到自己的故土，他们只能在那个地方，即便他们化为了骨灰，化为了尘埃，依然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寂寞当中、在孤单当中寻求一种互相的取暖。你一溜过去，你看一个一个墓碑，就是一部民国史，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顾维钧等等那些人全在那个地方，跟开大会似的，跟民国开大会似的。
曹可凡:现在的电视剧都是贫下中农猜想贵族生活
何东：曹可凡，现在电视剧都没根据，有时候让我看一个剧本，我说这个没来路啊，都是隔着墙猜着写。
曹可凡：对对对，通过自己的想象瞎琢磨的。一个真实的东西，它必须有所本。基本上现在说上海滩的过去故事的电影、电视剧，就是四个字：“流氓”+“舞女”。
何东：而且只抄一个电视剧，就是《上海滩》。
曹可凡：对对对，就把《上海滩》看成是上海的基本生活范式，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何东：我去了一趟巴黎，我找到作家史铁生，我说到了巴黎圣母院，我一进去，他说怎么了？门口太复杂了，回廊绕来绕去。铁生老师看我一眼，“何老师，贵族都复杂，像你这种贫下中农都比较粗劣。”你现在看现在编的旧上海的电视剧，你什么感觉啊？
曹可凡：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挺悲哀的事情，你现代人写那些东西，你根本对史料也不了解，都是带着《上海滩》当年的感觉，你去写，那当然是错误的。而那个时代的人，哪怕是一个青楼女子，她也会有一番不同的事业。就像李香兰女士这种日本人，她在中国度过这么重要的一段时间，我虽然没见到她，我这个，09年我去东京，我跟她通了个电话，一听上海人，就特别激动，就问我两件事：“大光明电影院还在吗？现在干嘛呢？兰心大戏院现在干嘛呢？还在吗？”虽然她是日本人，可是那一段经历对她来说太不一样了。
傅聪先生跟我说过一个故事，傅雷先生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年轻了，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有一位红颜知己。他（傅雷）就非常喜欢这位女性，他的夫人朱梅馥女士是知道的，这位女士长得也非常漂亮，傅聪的妈妈可以跑到这位女士那儿去跟她说，说：“你去看看我们家老傅，我知道老傅很喜欢你，我们家老傅喜欢你，你去看看他吧，没事儿，你不去，他没法干活。”你想，那个时代的女性，所以你能理解，朱梅馥为什么愿意答应傅雷先生跟她一起走上那条黄泉之路，丈夫在她心目当中是唯一的，一切都是为了丈夫。如果你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感觉他就是在讲人生的哲学，在描述这个自然的风景。今天的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粗粒,而那个时代的人，就那种情感，它完全超越了我们想象当中的这种所谓的男女私情，它完全建筑在一个非常崇高的感情的基础上。
那时候他们走，那个细节多感人，因为楼底下有人，其实就是保姆，他怕把这个保姆弄醒，所以他们在悬梁自尽的时候，底下铺一层丝棉被子，因为悬梁上去以后，把那个凳子踢掉不就是悬梁了嘛，如果底下没有丝绵被子，“咣当”一下，怕把人给吵醒了，吓着，所以底下铺一床被子，这样可以不影响别人。一个快要死的人，还在想念着别人，想着别人，别影响别人，那种境界，我们是没法跟那代人相比。
曹可凡：张爱玲和鲁迅的刻薄 本质上都来源于“家道中落”
何东：我请教你，你怎么看鲁迅和张爱玲这两位，也是比较海派的，他们作品中的刻薄？
曹可凡：我觉得张爱玲的这种刻薄，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上海女人常有的东西，她嘴上刻薄未必代表她本人一定就是那么刻薄，我觉得这个当中会有一些差异，但女性的这种敏感或者说对人的苛责是存在的。比如说，我后来看了《小团圆》以后，特别的惊讶，因为这里边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所本的，其中有一些我们过去认为是忠厚之士，我不说谁了，有一位作家、文学大师了，张爱玲当年小说能够在国人当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是跟这位前辈推介的文章是有关的，这位老先生我也很熟，他也跟我回忆过很多他当年跟张爱玲的过往的这些交往。可是在《小团圆》里真的把人写得特别的不堪，其实当时他们俩关系还不错，这位老先生有一度被日本人抓到警备司令部以后，她还找的胡兰成把他给救出来，可是她在书里就是写得这么刻薄。所以我觉得她这种，一个旧家庭当中，她被压迫或者说被冷落，这么一个有点扭曲的成长经历，我觉得是这样。
鲁迅先生，他的这种刻薄跟上海人有关，他是这种绍兴人特有的刻薄，我们讲“绍兴师爷”，我在看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一直是觉得，鲁迅文章写文章的时候，他有两面性，你知道吧，你能感觉他写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愤怒，写着写着就，不行，我得幽默点，幽默点，幽默一点，其实鲁迅文章是很幽默的，幽默得不行了，那种劲儿。施蛰存先生晚年我去拜访他，我就特别问他，我说：“您怎么看鲁迅先生？”“哎呀，他这个人就是，我又没惹他，他就这样的一个个性。”
所以，施蛰存特别，他那个表情，我还记得那个表情，他就特别冤枉。他说，你要知道，他当年发《纪念刘和珍君》的那个文章，那个文章是我帮他发的，当年谁都不敢发这个文章，发这个文章要冒杀头危险的，我都给他发了，他怎么就不理解呢？就说为什么对我那么刻薄，就是《昭明文选》当时这个事情。所以，他是绍兴人的那种刻薄，再加上他的成长经历，某种程度上来说跟张爱玲的成长经历都有点关系，就是家道中落。
何东访后访：文人无分南北 我对曹可凡放下了成见
何东：我原来对他和他的节目成见特别深，来自于北京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瞧不上。当然这本书，幸亏你递给我，有一种一见如故，给我吓坏了，你知道吗？一字一字地在那儿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关于家族记录这么好的书。
其实三十年代，上海、北京就打了好多文笔仗。你仔细一看，写得好的，其实无分南北。你要一识这货，他也知道，那这种地域根本就不是问题，剩下的就是吃炸酱面还是吃泡饭的问题了。而且他并不是那种拿刀去刺人，憋了半天那种主持人。还有是他的底子厚，他不是说采访一个人得翻半天，当然了，他说了做访谈都很累，看大量的资料，但是有人连这个资料都看不成。他做他那一路的东西，可能不被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就像这本书，它有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