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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的天空
文/冯琳
我的二哥冯喆，又名冯贻喆，小名二毛，1920年出生于天津。大哥冯贻善，小名大毛，比二哥大五岁。我最小，原名冯贻美，小名小妹，比二哥小五岁，也生在天津。我们兄妹成长在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知识分子家庭。
我们的父亲冯建统是广东南海（今佛山）人。冯家是一个世代相传的官宦人家，曾被清朝皇帝赐予三代红顶花翎，出过战功赫赫的武将，也出过被光绪皇帝赐封的孝子，并被列入《孝子传》。我父亲年幼时先就读于家馆，熟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左传春秋，因他天资聪颖，智商过人，又勤奋好学，小小年级就能写诗词，所以有渊博的古文基础。
随着祖父弃官经商，定居于武汉，父亲便入读了教会办的博文中学，开始接触西式文化的影响，17岁高中毕业考入上海美国人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21岁毕业后又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考取清朝政府出洋留学的官费，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外交。
适逢当时清朝政府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卖国条约，他认为“弱国无外交”便退学转读哈佛大学商务管理和铁路管理学两个博士学位。因学习速度快，成绩又卓越拔群，毕业时间较官费提供的时间提前不少，便又选读了体育的硕士学位。他回国以后便以所学的先进铁路管理学识报效国家，一生从事中国铁路管理工作，直到退休。
我们的母亲韦瑶珊是武汉大茶商韦捷成的女儿，从小受西方教育，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圣玛丽女校，是学校的女低音组歌者。这两个受过西方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即在我父亲出洋留学前奉双方父母之命，按照传统的包办婚姻结为连理，双双出洋留学，母亲在美先学音乐，后因生了大哥改学家政，他们回国时，大哥已经五岁。
我的父母亲的性格迥然不同，父亲严肃，刚正，耿直，好学不倦；母亲则温柔，善良，和蔼热情。也许他们的性格相辅相成，使他们相敬相亲，我们得以有一个温暖和谐的幸福家庭。
由于父亲是做铁路管理工作的，决定了他工作的流动性。我们的家也跟着他的工作调动，沿着中国铁路主管线上的城市不断迁徙。每次搬家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多个用铁皮包角的大木箱，母亲总是对下人千叮万嘱要重点保护，成为我们家贵重财物的这些有着各种版套的古籍书，大厚本洋装书，在书房只允许儿子们去翻动的。
父亲对子女的管教是严厉的，重礼仪讲规矩。比如要我们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还教我们念：“立如松，坐似钟，卧如弓”。听到父母叫自己要立刻走过去问：“有什么吩咐？”分食物时给我们读孔融让梨的故事。所以“融能四岁让梨”早已印进我们的小脑瓜。饭桌上规矩也不少，不管吃中餐西餐，刀叉、筷子碗都得轻拿轻放，嘴里不能嚼出声音，桌上不准掉米粒，饭碗里更不允许有剩底。因为我们都背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日常生活也有洋礼：父亲每次出差离家一定会和母亲拥吻告别，也要拍拍我们的头稳我的额头。回来时候也一样，还会给我一个小礼物。
虽然当时家里仆人不少，但父亲规定两个哥哥要自己铺床叠被，自己盛饭。他认为男孩子不能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要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当我们最后定居武汉的时候，两个哥哥就被送进一家教会学校去住读了。
父亲也有随和的时候，有时休息日他也会在花园里教哥哥们打网球，有时会在书房指着地图给哥哥们一张张讲珍藏邮票的常识，引得哥哥们集邮的兴趣。后来母亲有时晚饭后安排全家听音乐唱片。父亲高兴起来会邀请母亲和他一起翩翩起舞，我们大家哈哈大笑，都跟着跳。
记得那是在武汉的时候，哥哥们都上了中学时，有个星期天，父亲把他俩叫到身边说，你们都长大了，现在我给你们讲讲冯家孝子的故事。听说是讲故事，我也赖在一边不走。父亲说：“你们的高祖父在清朝时做大官，因为官清廉，得罪了不少贪官。你们知道官场是十分黑暗的，就此被贪官诬害被打入监牢后发配新疆。那时交通不便是要一步步走去的。你们的曾祖，他的儿子随同前往。
到新疆后，高祖对曾祖提出要求：回去发奋读书，参加考试，等中举上榜后，再找能主持公道的人重审这起冤案。你们的曾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回到广州考中科举，当上了官，找到了可以为他父亲重审冤案的途径，终于使案情大白，洗脱了冤枉，可以平反出狱。
谁知曾祖长途跋涉把这好消息带到新疆时，高祖已经冤死狱中。他便又千里迢迢，再步行把父亲的遗体运回广东，并把父亲在狱中的诗画裱了，请名家鉴赏。这件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许多著名画家为他们父子俩的无畏精神，写诗题字加以歌颂。
这件事情很快传到光绪皇帝耳中，皇上大悦，说难得本朝有这样的清官，这样的孝子，对孝子要加封，就授为孝子吧，列入《孝子传》。”这可以说是父亲的一次家训，告诫我们如何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父亲喜欢我，妈妈偏疼大哥，因为他是长子且生在国外，又和她一块回来。相比之下，二哥就受到冷落。二哥老穿大哥的旧衣服，连过年都是，可二哥一点也不计较。三个孩子偶尔出点矛盾，挨说的总是二哥，“你为什么不听大哥的话！”“你为什么没让着小妹！”……二哥挨了说从不顶嘴，憨厚地一笑了事。当时寄居在我们家由我们父亲供养读书的几位堂房姑姑，常常夸二哥最乖最懂事。
二哥喜欢狗。今天回想记忆犹新。那是九一八抗战开始，父亲的工作从唐山转移到通辽，（今属内蒙古，当时可能是察哈尔）是个很小偏僻的小城市，土匪猖狂，我们家离火车站不远，为防土匪家里养着狗。一条母狗一次生了十只小狗，我们全家每人分了一只。二哥对分给他的那只小狗不仅十分疼爱，常省下自己的糖果点心喂狗，小狗也听他的话，他竟教会了小狗许多“本领”。而我养的狗 “小胖”什么也不会，我不依不饶，哭着去告状，二哥又挨顿说，然后高高兴兴地去训练“小胖”。
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个温暖和睦，无忧无虑的家中自由自在地度过，完全不识人间疾苦，不知国难已当头。
及至“八一三”事变，抗战开始了，我们的生活就全变了。为了能使我们有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他在上海法租界桃园村租了一幢房屋，把两个哥哥送到他的母校圣约翰大学附中分别读高、初中，把我送到教会办的启秀女中读书。父亲应宋子良之邀去西南战区主管铁路运输线。记得临行前父亲除了要我们照顾好母亲，语长心重地对我们说了一番话：”你们现在都长大了，要有自己的志愿，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一定要做好！”
我们一直住着铁路提供的大屋，一下子住进拥挤的弄堂里，处处都是人，孩子到处跑，很不习惯，但二哥很快就和弄堂里的孩子们混熟了。周末从学校回来他们一块儿在弄堂溜冰，我也跟着去。桃源村附近有辣斐溜冰场，二哥教会我花样溜冰。后来在一次上海市花样溜冰比赛中，我们俩还分别拿了男女冠军。二哥不仅和大孩子玩得来，还经常被许多小朋友跟着、围着要他讲故事，一块玩，当时弄堂里的人都叫他“孩子王”。
但是，好景不长，双重打击落到我家头上。先是大哥在学校体检时发现有肺病，父亲知道后送他去牯岭养病一年，哪知一年后回到上海发展成骨痨，从此，大哥自胸部以下被打上了石膏，石膏壳架在一个特制的钢架床上，只在下面开个洞方便排泄。当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一样可怕，为避免传染，母亲禁止我们进大哥的房间，一切由她料理。
可怜的母亲她从来没干过什么家务活，现在要照顾这么一个特殊的病人，就显得很狼狈。偏偏这时随着战事推进，战火连天，爸爸寄给我们的家用钱总是收不到，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没钱交学费，二哥只好辍学在家，当时才18岁的二哥突然变成了大人，为母亲分忧。每天一早他戴上大口罩、手套要去给大哥搞卫生。母亲不允，他笑嘻嘻地着举起双手说：“嘿！这不注意着吗？”
以后他常去大哥的房间陪伴他，还找来木板，给大哥做了个可以架在石膏壳上的小活动折叠桌，成了大哥的写字架、看书架。不知何时，二哥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弹吉他，常去给大哥弹唱表演。要不就给他放唱片，或两人一起欣赏珍藏的邮票、火花。大哥有二哥常相伴精神好多了，二哥对大哥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母亲也顾不了许多，就不再多家阻挡。
父亲的钱汇不过来，没钱给大哥买药。当时的上海物价飞涨，药品奇缺且贵。大哥的病要维持，我们也要生活，没办法，便将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典当。二哥经常陪着母亲出入当铺或旧货店。
那时还让我念书，二哥就成了我的家长，交学费，买书，检查功课一切都是二哥。大哥的病使母亲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没钱治病她便求助于神灵，开始迷信菩萨，老去城隍庙烧香许愿，祈求保佑大哥，还变得很唠叨，成天不停地说这要消毒，那没消毒。二哥听着总是耐心地按她的吩咐做，母亲说他什么从来不回嘴。
当时的话剧演员韩非是二哥的溜冰玩伴，见二哥失学在家，人长得很帅，又能讲标准的国语，就建议二哥去报考他所在的上海剧艺社当演员。二哥报考后立刻被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二哥有了工作，我就去陪大哥。这时大哥教我英文拼音法，给我的英语打下了好基础。记得大哥一边教我，手上不停地给我织毛衣，后来由母亲消毒处理后让我穿上，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花毛衣。二哥有了点收入，对家里不无小补，从此他负起了家庭的经济重担。
上海剧艺社是由当时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剧社，坚持演出爱国的进步剧目。但是由于白色恐怖，一些知名的左派戏剧家，如夏衍、于伶等人不得不转移去香港或内地，上海剧艺社宣布解散。随后又由当时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戴耘、张可、英郁、柯刚等一些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如李伯龙、朱瑞钧、吴纫之、吴琛、吴天、章杰、李健吾、宋琪等重组了名为同茂的剧社，二哥也跟着去了。我因读不起书，便也进了同茂剧社，这时二哥已经在剧中担任主角，当时我们兄妹经常同台演戏。
二哥的工资高一点，就由他养家，我的工资就为我俩的零用钱。当时演员的工资很低，生活清苦，深夜下戏都步行走很远的路回家，半路在路边吃点夜宵。记得经常在发工资前几天，二哥会提醒我：“明天给大哥交牛奶费，今天晚上咱们买一块粢饭两人分，一人再喝碗豆浆。”到吃的时候，那块大点的粢饭糕，二哥是一定分给我的。二哥什么时候都先人后己，从小到大一贯如此。
同茂剧社是一个严肃正派的剧社，演出的剧目有曹禺规矩巴金的小说改编的《家》，杨绛的《皆大欢喜》，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魂归离恨天》，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以及记不起编剧的《八仙外传》《甜姐儿》《镀金》《富贵浮云》《结婚进行曲》等等。
剧社领导很注重对演员的培养，不定期举行戏剧讲座，讲者记得有：李健吾、宋琪等。还为演员安排基本功训练。请当时上海苏联芭蕾舞老师上芭蕾课，请国立音乐老师教演员练声。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为练声我一定要二哥给我租一架钢琴，二哥看了我一会儿就问我：“你能坚持吗？”我说：“怎么不能？”就这样，租来了琴。因上海房子小，只二哥的亭子间能放，钢琴没法搬上楼，只好从窗口吊进去，费了这么大劲满足了我的要求，可是我练了没多久，就再听不到声音了。二哥只说了一句：“我就知道你……”退了琴，他没有骂我，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没有做到父亲要求我们的“凡事一定要做好”。二哥的不语比骂我更有力。
当时我们后台的学习空气很浓，不急于后场的演员都是手上一本书，好几个人参加了俄语老师柯希乌洛夫组织的俄语学习班。柯准备培养一批能用俄语演出的班子去苏联演《雷雨》。有人读乐谱，如卫禹平和我二哥都在学大提琴，卫禹平是随俄国老师学，二哥则考进上海国立音专。
一本《演员自我修养》被大家传阅得快散了，刚出版不久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更是传阅的热门书。大家比、看、背诵罗曼罗兰名句，总之文学气氛极浓。同茂剧社俨然是一个灌输革命思想的根据地，二哥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由戴耘介绍加入了地下党。
1944年抗战即将胜利，家人团聚指日可待。可就在此时，与疾病相持了七年的大哥却不幸去世了，没有等到见父亲一面。在他临终前我们被禁止接近他，只有母亲一人为他送终。那些天，二哥心情悲痛、沉重，一句话也不说。大哥和二哥从小到大一直形影不离，手足之情极深。大哥患病后，二哥体贴入微地照顾他，帮助他。后来只是为了生活计不得已成天奔波，不能多陪伴他，我想二哥是为此而内疚。大哥去世对母亲打击最大，求神拜佛仍不断，样样消毒习惯仍不改，人则成了一位头发花白，身心憔悴神神叨叨的老太。二哥对母亲更是百依百顺，嘘寒问暖，尽量宽慰。
抗战胜利后，内地重庆的艺术工作者纷纷返回上海，使得上海的文艺事业得以复兴，同茂剧社解散，重组了新的上海剧艺社，又接收了敌伪的电影公司。二哥这时已颇有名气，成为三栖演员，搞话剧、搞电影、搞广播剧，就此开始了电影事业的征途。
这时我父亲由云南直接调去粤汉铁路局任铁路专员，工作在广州。多年离别念女心切，便把我接去广州。在此期间，从家信中知道二哥转至电影业为主，与上海柳中浩和柳中亮所创办的国泰电影公司签约为基本演员了，拍摄了《鸾凤怨》与顾兰君合演的《十步芳草》。由屠光啟导演与陈燕燕合演的《龙凤花烛》，由田汉编剧，应云卫导演与周旋合演的《忆江南》，由岳枫导演与王丹凤合演的《爱情，爱情》等影片。
1948年，二哥被党组织派去香港工作，他和母亲来到香港后，恰好父亲也退休来到香港定居，我们一家人总算是劫后重逢又得团聚，只是少了大哥。
二哥在香港左派电影圈里十分活跃，除了拍电影，有他和舒绣文、顾而已合演由欧阳予倩导演的《恋爱之道》，与王莘、戴耘合演由章泯导演的《结亲》，又与李丽华、王元龙合演由章泯导演的《冬去春来》。平时则组织参加“读书会”，广泛联系、团结各界群众。这时我们又常同出同入同工作，令人难忘的是1949年9月间为准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左派电影界要排练演出腰鼓大秧歌，组织编导的是从来未接触过腰鼓秧歌的二哥。
由于他的努力，大家热情高涨，我们的演出有声有色十分精彩。后来我们全班节目返回祖国在穗为劳军演出。不过二哥在香港做了他一生中第一次违背父母意愿的决定，错误地和一个不被父母接受他并不十分了解的一位女演员结婚。结婚当天，父亲勉强地只是在主婚人必得出席的盖章仪式的一刹那到现场，旋即离去。
1950年，二哥又被召回上海，从此和家人天各一方，关山远隔，我只能从宣传中及他的家信知道一些点滴情况。但二哥家信中从来不吐露他的困难，只是报喜不报忧，怕给家人增添麻烦，甚至连拍《淮上人家》时，他在淮河农村被传染了血吸虫病险些丢掉性命一事，也瞒着家里。那时，对血吸虫病医学还没找到有效的防治方法。
我想二哥当时不会不知道跳进河水里的危险，但忠于艺术的他一定毫不犹豫地跳下河去拍摄。不幸的是他和另外两位解放军战士被传染上了，血吸虫对人体的杀伤力极大，在血液里游走滋生，急性的会水泻不止致死，慢性的则会腹部肿胀，面黄肌瘦如活死人。
后来得知当时对他们的抢救方法是将水银注射进血管以杀死病菌，当然也对身体内脏造成损伤。不幸中的大幸是二哥被侥幸救活，而另外两名战士都不治身亡。这样生命攸关的大事，即便在疗养期间他对家里都只字不提。我是后来从其他途径知道。
1962年我去上海开刀住院，见他第一面就责问他，他却欲做个潇洒动作轻松一笑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又不是医生，白让你为我担惊受怕，告诉你有什么用？” 他也没告诉我他已经被切除了部分内脏。同样的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二哥也从不提起只字困难，我写信问他要不要寄点粮油之类的营养品给他，他却断然拒绝，说别人能过他就能过，还说树叶窝头还挺好吃呢。这，就是我的二哥。
我在上海住院三个月，二哥当时正好没拍戏在准备剧本，给电台播文学朗诵。这三个月他天天来医院陪我，每次来都像从前父亲出差回家时那样，给我带一件小玩意或我爱吃的小点心，一来就坐在我床头边，不许我起床，挨得近近地跟我聊天儿。
可惜，我们这种娓娓地亲切交谈维持了不久就被二哥的热情观众给冲散了。医院里传出了电影明星冯喆妹妹在某某病房，冯喆天天来看他妹妹的消息。上海人爱凑热闹看明星，于是我的病房就成了病员观众们的焦点。不时有人来打听冯喆什么时候来，甚至有人干脆站在门外走廊上等他，二哥一出现就受到包围。
二哥平易近人地热情请他们进屋里来坐，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时间长了，关系也熟了，更发展成二哥每次都要给大家讲故事、请他讲下去体验生活遇到的新鲜事；讲他看见深山里狗熊的形态；讲西双版纳的风俗习惯；讲大森林里猴子的趣事……都是些珍闻趣事，讲者津津有味，听着喜笑颜开。我从旁观的角度看看二哥身上真有一种魅力，看出他是多么热爱生活，多么爱他的观众，也看出他观察生活的细密和他的表演才华。
在这三个月里，每个月我都会在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信封，里面装着60元人民币。我退还给他，告诉他我在医院里用不着，他却风趣地说：“你留着买鞋吧，你不是还没找到一个做鞋的吗？”这又是一件往事，我刚进同茂剧社那几年，因为工资低，二哥不让我交家用，而我拿到工资后，总喜欢去鞋店转转，二哥见了也不埋怨，只是摇摇头说：“我看你将来嫁个做鞋的吧。”没想到事过将近20年，他还记得起来幽我一默。
60元人民币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不知二哥是怎么节省下来给我的，不管我在他身旁或远离他方，每当我有任何困难，他总是以最快的时间，默默关心支持，伸出手帮我解决。而他自己在病重、在六零年代国内自然灾害时多少人羡慕香港的物质，而他却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一粒药、一罐油或一件衣服，从不给家人添麻烦。在记忆中我们兄妹之间的深情厚谊，是语言文字所无法表达的，令我铭记在心难忘记。
自从这段每天短暂的相聚后，使我和二哥的感情又加深了一步。之后再没机会和二哥短聚。我回到香港就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只知道二哥被调去四川成都筹建峨眉电影制片厂；1967年，又被借调广州珠影。这期间母亲突然生病，咳嗽吐血，经医院诊断说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肺癌。当时我们爱过电影界正组团，准备一星期后就出发去马来西亚赈灾演出。我除了当演员，还搞服装兼行政，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只好写信通报二哥。
幸好二哥没再拍戏，正为珠影准备剧本，给纪录片写解说稿，配画外音。二哥见信立即回信说广州医疗条件好，他可以找到好医生，也可以照顾母亲的病。很快又收到他的电报，说他已办好了到深圳的边防证，叮嘱我在指定的时间送母亲去深圳。他只用了一天半时间就办好了边防证，可见对母亲的孝心！当我送母亲到深圳火车站时，二哥已在站台等候。二哥只匆匆嘱咐我放心，工作别分心，火车就开了。
一个月后我们巡回演出返港，做完总结，在二哥周详的安排下，我们的好朋友陈静波把我叫去，先从如何对待生死观，从理论上武装了我，然后拿出二哥写给我的信，二哥请他在不影响我工作和情绪的情况下交给我。然而这信却使我如坠冰窟，原来母亲经中山医院一位著名医生检查后确诊是肺癌晚期，已经无法化疗只有三月命，医院不收住院，开了最好的止疼药，在珠影招待所疗养。
二哥在信上一再告诫我要正确对待，并提出他的计划，分析母亲如在香港治病，我的能力不够，如在广州治病，二哥有能力找最好的医生，请人服侍照顾好母亲，并保证他一定会照顾好母亲，还说要请我允许他负责母亲在去世前这几个月的一切，并让我尽快办理母亲的单程回国证。读这封信时我潸然泪下，不单单为母亲的不治之症，也为二哥对母亲的厚重孝心和对我的体谅，体贴而感动。他的思维那么细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冯家兄妹与母亲在广州去前合影
事也凑巧，这时正值“文革”前夕，毛主席发出号召所有借调外地的人员必须返回原单位就地闹革命，二哥也绝不会以母亲病重为理由延迟返回的。我把母亲的单程回乡证送到广州时，他们已经准备好动身返回成都
二哥一见我就先给我打预防针，告诉我不要哭，要高高兴兴地和母亲告别，鼓励她安心养病（因为母亲不知道自己患肺癌），等她好了你接她去上海看舅舅。我点头允诺。可是见到母亲比两个月前更加消瘦，更加憔悴，我不由心酸，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流，二哥立刻给我使眼色打手语，用其他话语打岔掩饰过去。
就这样，我强忍悲痛，强装笑脸，陪了母亲几天，尽一个女儿的最后孝心。待他们必须登车离去时，我望着他们，心里明白，此一去就是我与母亲的生死诀别，可是我却不能陪伴左右照顾她，尽一个女儿的天职。当时心情真是非语言可以形容，目送火车远去，我一个人伫立在空空荡荡的火车站上，忍不住失声痛哭。
回到香港不久，收到母亲的亲笔信，说二哥经常背她去看病，说她吃药后不那么痛了，相信自己很快会好的。那些天二哥几乎一两天有一封信，报告母亲病情。十个月后……二哥来信告诉我说：医生说母亲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三天，当时我正拍摄者即将要结束的新戏，让我自己决定回不回来。
同时告诉我，母亲不同意我回去，怕浪费车钱，二哥说他会很好地送母亲最后一程。只隔一天，同一天上下午收到二哥两封电报，告知母亲已去世。最令我感动的是二哥在火葬场陪伴着母亲，等待入火化炉时写给我的信，这是二哥的遗信，请允许我分段摘录原信，看看他对母亲的照顾是何等细微。
“妈在二月八日凌晨两点十五分去世。妈的腿、手指、面部有些浮肿，癌细胞已扩散到肾腰，逐渐渗入血液中去了。
“我每天请二三次医生来家里观察治疗，医生认为家里条件比医院要好，认为不宜住院。”
“搬来来氧气筒，我建议输液，盐水和葡萄糖。医生说会引起肺气肿。”
“我每日和保姆日夜护理。”“不论咳得多么厉害，我都安慰她这是最好的现象……她到真信以为真。”
“二月五日，呼吸较为急促，她说我大概再也见不到小妹了。我立即大乱她的思路，对她说：你需要心情平静不能胡思乱想，应该多想想好的，以后怎么去上海玩，怎么回香港和小妹团聚。以后她就再没有说这种丧气话。
“去世前一星期，食量突然下降。”“七日，大便十余次，大夫认为是全面衰竭，肠功能失效的症状。”
“注射氨茶碱和葡萄糖，呼吸以每五秒四次半减少到三次，接近正常。”“从元月十四日开始，癌症引起的强烈疼痛便逐渐减轻，痛感完全消失。”
“临终前两分钟开始喘气，医生说并非痰堵塞而死，而是癌细胞梗塞心脏所致。”
“临终前没有撕扯衣裳现象，可以说是舒舒服服去世的。”
“七日一夜，妈便闭着眼睛不讲话，直到临终没有留下任何话。”
“直到临终妈都不知道是所患是癌症，满怀信心地域病魔进行斗争，相信自己一定能痊愈。”
“破四旧，殡仪馆不办丧礼，写这信时我正在火葬场等待遗体焚化。”“下午一时三十分开始火花。骨灰将装在一个精致的骨灰盒内，安放在家里，我永远陪伴母亲的遗灰。”
读这封信时，我的泪水湿透纸背，二哥的的确确送母亲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读信时，好像我也在他身旁一样，二哥对母亲的病情观察何等细心，照顾得何等周详，母亲弥留时的安详反映出她心灵上为有这么个好儿子而安慰。二哥对母亲的孝心我想不仅使我感动，还能感动世人，也可以告知冯家列祖列宗，冯家“孝”字家风，没有因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迁而丝毫逊色。
我收到二哥的最后一封信是1968年12月26日写的，下面的署名不是“二哥”，而是被他人改成了“此人是牛鬼蛇神”。信的内容是告诉我已经收到我从广州寄去他第一次向我要的东西——、信中，告诉我他离婚的事双方已经谈妥，只待办离婚手续，并要我给他寄两包保肝的葡萄糖（他的内脏因血吸虫病的后遗症）和广东老乡的黄烟丝及三分钱一本的卷烟纸。
我立刻把东西寄去，也不知他收到没有，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信了。我想他已经出事了，虽然为他担心，却再也收不到他的回信。
从1968年到1978年，整整十年和二哥断了音信，直到报纸上频频出现许多文化人、名演员被平反，却查不到“冯喆”二字。我开始沉不住气，接连给峨眉电影制片厂写信并托国内的亲戚想方设法四处打听，却都如石沉大海。迫不得已，我给港澳办主任廖公写信，向他求助，这信是托人面交的，这才很快收到当时负责文艺界平反工作的刘厚生同志复函，嘱我直接给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写信。
我纳闷，二哥是什么大人物，有什么严重问题要省委书记亲自过问？我写的信还未寄出，突然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峨眉电影制片厂给我的通知，打开一看，真是遇到了晴天霹雳，只觉得血往头上冲，毛孔耸然，张着嘴发不出一点声。我呆在那里半天才清醒过来，心想这怎么可能呢？通知书上要我去成都，参加峨眉电影制片厂为冯喆同志平反昭雪，骨灰安放仪式。
我所盼望的怎么是这么个结果？简直不能令我置信。但是，通知是白纸黑字打印的，是由组织正式送给我的。我回到家佯装没事，向父亲谎称出差，怀着沉重的心情去成都。平反昭雪会上说的是：冯喆是在1969年6月2日（距二哥给我最后一封信的日子只有五个月零二十四天）被迫害致死；说他是因长期被关押挨批斗，被诬陷及过重的体力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自缢而死。可是据当时和二哥同关在“牛棚”的好友和邻居私下告诉我的事实真相，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们说冯喆确实吃了不少苦，对他的批斗也比别人多。当时对冯喆的逼供，除了要他交代自己的问题外，更关键的是要他揭发过去上海香港地下党领导夏衍、于伶等老革命家的问题。冯喆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交代揭发不出问题，就说他不老实，应对他抗拒从严。用麻袋把他包捆起来打，回到宿舍坐都不能坐。
军代表来看到他的伤势，叫他去医院治疗，冯喆却笑着说：“甭治，治好了还是挨打。”没法，他就站着写检查，家里没火，他就和点面，用电熨头烙成小饼充饥。有人看不过去，送饭给他。
后来集中进了大邑县安仁镇的劳动，一共200人，冯喆的劳动是保证200人生活用水。挑水的劳动极大，可他干得挺带劲，见到身边的朋友情绪不好就鼓励他，告诉他：“要有信心，会好的，很快会好的”。挑水闲中他还会跳到河里游会儿泳，他们说，当时据内部传说，再过三天就准备放了冯喆了。不知是不是要最后再对他施点压，再挤点材料来，那天冯喆被叫走到天亮都没回来，后来就见有人匆匆跑来拿冯喆的毯子说他自杀了。
朋友连忙跑去现场，这时，只见冯喆身子用毛毯裹着，脸还露在外面，脸上挺好看的，正往车上抬呢。大家说冯喆到底是怎么死的，是个迷。在那个特定时期，谁敢追问倪端，冯喆就是一条毯子裹着进的火葬场。
呜呼哀哉！我的二哥！你死得好冤好惨啊！根据二哥好友提供的真实情况和我对二哥的了解，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二哥会自寻短见。
我的二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肺结核箘没能传染他；血吸虫箘没能吞噬他；癌细胞都不能侵袭他。他意志坚强，无畏无私，开朗乐观。既便是捆在麻袋里逼供，该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他也不瞎说一字。即便打得皮开肉绽，他依然对关心他的军代表调侃自己说：“治了也没用，还不是再挨打。
我捧着母亲和二哥的两个骨灰盒准备登机返程，一位接待我的人走近我身边告诉我，害死冯喆的坏头头现在正接受审判。
二哥的骨灰安葬在广州烈士公墓，但母亲安葬别处，不能实现二哥要一世陪着母亲的心愿。
回到香港，我不能流露出半点哀伤悲痛，我怕年迈的父亲经受不了这般沉重的打击。过了很久，有一晚我回家，父亲在屋里等我，见我就问：“你二哥呢？”我一怔，父亲把烟斗重重地敲在桌子上说：“你当我在成都没有朋友？二毛是被打死的。”我呆住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找不出任何谎言来回答他，冲进自己的房间嚎啕大哭，也是我第一次痛哭我冤死的二哥。
以后一段日子，我和父亲都陷入了沉重的悲痛中，相互没有话，回避着彼此的目光。夜里，父亲屋里的灯光彻夜亮着，我轻轻借送茶进去，屋里烟雾缭绕。我无言地注视他，他不理我，只有烟斗里的红火一闪一闪的。哀莫大于无语。从那以后，父亲和我的生活中，再没有提过二哥一个字。
二哥平反昭雪的消息见报以后，我收到许多关心、热爱他的观众给我的慰问信，这些信有的直接寄到香港，有的由峨影厂转来。有的观众在信上说，冯喆没有死，他永远活在《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胜利重逢》《沙漠追匪记》《羊城暗哨》等著名影片的英雄形象里。有两位小妹妹还写诗纪念他：
昔日的人已化为泥土，
哺育着一棵生意盎然的大树，
你在永恒的天穹下，
永远唱歌，攀上生命！
我的好二哥，父母的好儿子，大哥的好弟弟，到今年，你离开这个世界已经40年了，40年后的回忆，你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言犹在耳！你还是那么帅气英俊、那样真诚质朴，一如你小时向我走来时，嘴角上那弯我再熟悉不过的笑靥。你那亲切的微笑，向我走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