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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畔时空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得国人人心惶惶。其实，我国历史上诸如此类的疫情爆发时有发生，最著名的一次当属1910年哈尔滨的鼠疫事件。这次疫情的最终胜利，有一个人应该被永远地记住，他就是以“鼠疫斗士”名扬世界的华侨医生伍连德。
“毫不夸张的讲，是伍连德拯救了哈尔滨，他对这个城市有大恩。”梁启超这样评价他：“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博士一人而已。”
图 | 伍连德国士
地无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
1910年10月25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的一间旅店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突然暴毙而亡，紧接着，同院居住的房客，以及房东全都接连染病死去。几人的症状都是发烧，咳嗽，然后咳血，染病时间不长，几日之内便死亡，尸体呈通体发紫状态，死状凄凉可怖。
此事被详细地记载在《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但其实最早的疫情应该是发生在俄罗斯境内大乌拉车站附近的华工工棚里，据《报告书》记载，“忽有7人暴死”“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内华工一律逐出”。而其中两名被逐的华工来到满洲里，也正是他们引发了后来蔓延东三省的瘟疫。
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哈尔滨从一个小渔村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先进，时尚的城市，“集中了一批精英，包括文化，商业，音乐，建筑等领域。”吸引了很多外国人进来，同时也有不少外地人前来务工。
当时哈尔滨以铁路为界，分为“道里”和“道外”两个区域，富裕的外国人生活在条件较好的道里，而中国人则住在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拥挤肮脏的中国人聚居区。而傅家甸人口复杂，多为山东，直隶来淘金的劳工。
从10月25日两名华工暴毙开始，瘟疫开始蔓延开来，每天死亡的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而哈尔滨却是11月7日才开始收到疫情报告。
而且此地各方势力暗流汹涌，因为东三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铁路网优势，俄国和日本都把这里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全都虎视眈眈，随时寻机扩大特权。尤其是日本，一直试图通过主导疫情治理来插手东北政治。东三省总督锡良忧心忡忡地写道：“查疫势传染甚烈，外人尤极注意，办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
再加上春节在即，大批去关外打工的农民工都急着回家过年，大大增加了人群移动的频率和范围。1910年底，清政府收到的疫情报告是：哈尔滨，死亡人数5693人；长春市，死亡人数5827人；沈阳，死亡人数2579人；北京、天津、上海相继出现病例。
《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如是写道：“地无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未有甚于此者。”这场瘟疫已成燎原之势。
伍连德：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1910年12月24日傍晚，31岁的伍连德带着助手和仪器，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踏上了这座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城市。
伍连德是出生在马来亚（马来西亚西部地区）的华侨，17岁便考取了英国女皇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深造，是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来中国之前，伍连德已是马来半岛小有名气的医生。
1907年，伍连德收到了袁世凯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医学校副校长的邀请信，又因为在中国长大的夫人黄淑琼，一直希望回到祖国。于是，1908年10月，伍连德一家三口离开槟榔屿，来到中国。不料遇上袁世凯失势，伍连德一时无措。还好后来在海军军官程壁光和丁士源的推荐下，他得到了军机大臣铁良的正式任命，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1910年12月18日，北京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发来的一封电报再次改变了伍连德的仕途轨迹。
施肇基曾随清政府考察团到访过马来亚槟榔屿，对医术高超的伍连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刻清政府需要找一个有能力的人去遏制东三省的瘟疫，他推荐了伍连德。伍连德毫不犹豫的同意了，第二天一早，便返回天津直奔陆军军医学堂，召集毕业班学生，一同去东北治瘟疫。
当伍连德进入傅家甸，立马被荒凉绝望的气息所包裹：“到处都有人接耳议论，人们谈论着高烧、咳血和突然的死亡，谈论着路旁和旷野被人遗弃的尸体，还有不请自来的穿着制服的白人在那里调查这些死者的病因。”
染疫的人被送往隔离营，尸体被放进薄木棺材里集中埋在乱坟岗子，临时雇来的护士，消毒工和埋葬工，没有穿戴防护服和也没戴口罩。除了从奉天派来的2位西医和5位护士，大多数人对现代防疫检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就连地方行政长官也是如此，伍连德与傅家甸的地方官交谈后不住地叹息：“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形势的复杂化，并使疫病向更远的南方蔓延。”
形势如此严峻，地方的治疫手段如此低效，专业的医护人员如此稀缺，伍连德愈来愈感受到治疫的难度。他没有气馁，反而是更加有干劲，他知道唯有用科学的方式才能破解这一迷局。
解剖日本女性
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得知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染疫而死，他决定以此入手，秘密解剖尸体。这次解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令人欣喜的是，伍连德在显微镜下发现了椭圆形的疫菌，这正是鼠疫。伍连德还请来道台大人、行政官员、警务长等人观看，为这些缺少近代医学和知识的外行解开瘟疫致死的神秘面纱。
然而，伍连德结合当地的情况后发现，这次的鼠疫与之前的认知有所不同。从奉天来的姚医生跟他讲了自己的观察：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
日本方面派来的医生也说他解剖了几百只老鼠，却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分析过种种迹象，伍连德断定这次的鼠疫无需动物媒介，通过呼吸间的飞沫便可传播，他将此次鼠疫命名为——“肺鼠疫”。
伍连德当即向北京外交部发去电报，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隔断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傅家甸；向关内征聘医生等等。这些措施虽然没有立马控制住疫情，却有效阻止了鼠疫的扩散。这也是今日所惊讶的“封城”防疫，其实在很早以前已经科学应用。
为了防止飞沫传播，伍连德还设计了一种用两层纱布和一块吸水药绵制成的口罩，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口罩，戴上便可有效阻挡飞沫传染。这种口罩后来在沈阳的国际鼠疫研究会上获得一致赞誉，受到大力推荐，沿用至今，被称为“伍氏口罩”。
“肺鼠疫”？
伍连德的“肺鼠疫”理论并没有被大多数人相信，甚至连人际传染的理论都被同行抵制。伍连德拜访了中东铁路医院，主治医生哈夫金热情地接待了他。
哈夫金的叔叔是主持过印度孟买鼠疫防治工作的鼠疫专家，制成了疫苗，哈夫金对叔叔的疫苗深信不疑，始终不认可伍连德的“飞沫传播”理论。所以中东铁路医院的传染病房没有设置隔离区，医护人员也全都没有任何防护性措施。这使伍连德捏了一把冷汗，他在自传中心有余悸的回忆说：
“在这病室里的十几分钟，实在感到慌张；俟工作完毕后，方透了一口气。哈医生见到这种情形，觉得好笑；他认为他们已注射他的叔父所制的防疫针，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预防工具了。”
实则情况是，如果当时伍连德与哈夫金所在医院的病人再靠近一点点，就不会活着讲这个故事了。
图 | 1911年伍连德在哈尔滨第一个鼠疫实验室里
欣慰的是，疫情虽来势凶猛，但北京方面已开始面向全国征集志愿者医生和护士后，鼠疫的重灾区东三省迎来了一大批医护人员，其中最有经验的是时任天津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的法国医生梅斯尼。梅斯尼曾成功主持过1908年唐山鼠疫的治疫工作，虽然规模不大，却让他深受器重。但梅斯尼此次来的目的却不仅仅只是治疫。
来哈尔滨之前，梅斯尼就己经拜访过东三省总督锡良，他觉得自己比伍连德更有资格和能力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不料遭到了锡良的拒绝。
此番引起梅斯尼不满，当伍连德兴奋地与他分享自己的发现和探讨治疗方案时，却没得到回应，他觉得有些奇怪，经了解后方才了然。生命攸关之时不容争拗，伍连德决定避免冲突，他向施肇基发送了辞职电报。38个小时后，北京回电：决定召回梅斯尼，伍连德继续担纲东三省防疫。
几天后，梅斯尼生病的消息传到了伍连德那里。伍连德了解到，梅斯尼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先后诊断了4名传染者。3天后，就开始出现鼠疫的症状，头痛，发烧，彻夜不眠。即使是哈夫金给他注射了两支血清，仍旧不起作用。1月11日，梅斯尼去世了，距离发病仅仅4天。此前固执的哈夫金也被这一现实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开始认同伍连德的观点。
一位外国专家的死亡令众人惊骇，同时也让众人对“肺鼠疫”理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之前那些对“飞沫传播”持怀疑态度的人也都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被认为反应过度的“伍氏口罩"也都牢牢地戴在每个人脸上。再加上一批批来增援的医护人员，伍连德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图 | 1911年，哈尔滨停业的客栈、学校等被用来当作防疫的办公室、消毒室和病房
“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
1910年，伍连德在山海关创立了第一个中国自主的防疫机构，这是伍连德打赢这场“战役”的第一个根据地。在这里，伍连德与同行们开会商定了一系列周密的防疫方案，开始夺回这场战役的主动权。
关于这场战役，伍连德后来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我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他指派人员联络各海港实行检疫，最大可能截断鼠疫传播的渠道。同时，在重灾区傅家甸，他们也做了详细的规划。傅家甸被分为4个区，每个区配有一名医药大员，两名助理，4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同时，每个区还设有40多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疫情，立即送往防疫医院，还用生硫磺和石碳酸消毒居民的房子。
为了实行强有力的交通管制，还从长春调来一支1160人的步兵团，分管各个区域。傅家甸的居民必须佩戴证章，四个区域分别为四种颜色，除非申请特别准许证，否则不能越区走动。除此之外，在城市外围担任封锁任务的600名警察，被撤换后接受了防疫培训，然后被分配到4个分区和防疫站。
诊病院也有分工明确的体系，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都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这样的分工既有效使用了医用资源，又能避免不同病情的人之间交叉感染。
伍连德的防疫措施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他用120节火车车厢做隔离营。良好的生活条件竟还惹得一些贫民乐不思蜀。当年的报纸曾以《贫民之爱坐火车》为题报道：
“傅家甸防疫局前由铁路公司借去火车数十辆，专为调验与瘟疫可疑之人，每日饭食自然由防疫局供给……”
马学博研究员介绍道：“从17世纪开始，人们就开始采取隔离措施。100年前西班牙曾经用过铁路车厢做临时病房，但是“用120节车厢这么大规模，防疫历史上从没有过”。
整整花了一个月，伍连德的防疫体系才看到成效。在后来的奉天国际鼠疫大会上，有人总结道：
“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之前那个月，死亡人口总数为3413人，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的时候，几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记录为零。”
傅家甸防疫体系的成效让人民看到了希望，此后，奉天，长春，黑龙江及其他地方纷纷照搬仿效，东三省的疫情终于得到初步遏制。
图 | 傅家甸内成立的滨江防疫疑似病院
“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
鼠疫的重灾区东北得到一定的控制，但如何避免疫病传播到其他地方，仍然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而且由于鼠疫爆发的时间将近年关，而哈尔滨又聚集了大批劳工和数以千计的小商贩。一旦大规模的返春节乡潮开始，鼠疫必然会传播到关内，到时候的局面将会是更加难以控制。
在鼠疫爆发之初，就有人认为北部疫区来的人口，把中转站奉天传染成了重灾区，要求关闭长春到奉天的铁路，但此事事关重大，又牵涉着复杂的政治力量，关闭铁路的建议未被采纳。但梅斯尼的死亡却让这一局面有所改变。
1月11日，东三省总督锡良给北京方面发了急电，吁请朝廷禁绝满洲交通：“此次疫症，因东清、南满火车往来蔓延甚速……(应)于火车经过大站添设病院、检疫所，凡乘火车由哈赴长、由长赴奉之商民，节节截留，一体送所检验，过七日后方准放行。”而且还派遣外交人员与日方和俄方交涉，请求停止行驶所管辖的铁路。至此，东北全境的交通基本停顿下来。
1月13日，清政府还在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点山海关设置检验所，对所有旅客进行为期5天的观察期，无症状才可放行。随着疫情的加重，检查程度也在不断加深。1月21日，又下命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后来还演变到进贡的贡品都要查验，可见当时防疫手段的严格程度。
但是如此强硬的手段也没能挡住百姓回家的心。1月14日，一列载满劳工从奉天开往山海关的车，由于在车上发现了2名感染鼠疫的死者，被勒令开回奉天。478名劳工也被隔离起来，还在周围设置警戒防止逃跑。谁料到竟然有100多名劳工发动暴动逃了出去，致使一周后奉天的死亡人数突然剧增。于是，奉天隔离所下令：“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
图 | 当年的消毒车，整装待发
请圣旨下令火葬
由于鼠疫的来势太过凶猛，死亡人数众多，尸体堆积成山，光傅家甸坟场就堆积了数千具尸体。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将化作乌有。伍连德发现了整个情况后，决定“冒中国人之大不韪”，用火葬处理这些尸体。
伍连德知道中国人的观念里，火葬是对死者的大不敬，没有人敢这样挑战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唯有上书朝廷，请一道圣旨来平复民间的反对意见。也许是由于大家对鼠疫的恐惧，这一举措竟然很顺利地就实现了，而且还得到了当地官员和乡绅的支持。1月30日，2200具尸体在挖好的大坑里被浇上煤油，熊熊大火后化为灰烬。
当时的《远东报》如此评论伍连德：“哈尔滨防疫局总医官伍连德自到哈以来，办理防疫事宜，不辞劳苦，闻日前，在东四家焚烧疫尸，防疫局委员等皆不欲往前监视，伍医官自赴该处点查尸数，亲视焚烧，俟焚化净始行回局。”伍连德医生敬业忘我的精神由此可见。
恰逢春节，防疫部就号召大家燃放爆竹，爆竹里的硫磺能达到消毒的作用。许是新年有新的运气，在大年初一这一天，死亡人数开始下降，此后再没有回升。
1911年3月1日，傅家甸死亡人数为零的消息传来后，弥漫在傅家甸上空已久的死亡气息终于散开。几日后，由于死亡人数多日为零，防疫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
经过四个月的奋战，伍连德与其战友终于在4月底使东北鼠疫得到了全面控制。但整一个疫情的扑灭过程，中华民族无疑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平民百姓6万条生命被吞噬，公职人员中，单单长春一地就有166名卫生人员染疫殉职。另外还有许多没有留下名字，默默无闻的英雄——数以百计的士兵、警察、救护队员、检察员、杂役乃至厨师们。
国士无双
疫情工作结束后，离开哈尔滨前，伍连德给哈尔滨人民留下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为应对日后时有发生的瘟疫，伍连德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为当地培养现代医学人才。
办医学校花资巨大，但伍连德并没有多少钱，他不惜向朋友借下债务。一开始朋友都感到不解：“你的家并不在那里，为什么还要在那儿建？”伍连德很朴实地回答：“想为当地老百姓做点事情。”朋友很感动，纷纷为学校捐了钱。
图 | 伍连德与夫人、大儿子一家合照
抗战爆发后，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被战火所毁，至爱的妻子也离世，同时又因拒绝与日本合作，被日军诬陷为间谍，生命受到威胁。于是，他选择功成身退，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回到马来西亚。
在家乡槟城，伍连德开了一个诊所，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对于昔日在中国那些惊心动魄的“战疫”故事，他只是淡淡一笑，“我最愿意做的事情，是从阎王爷那里把人救回来。”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1岁。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曾经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那一切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古国，历经世世代代的兴衰荣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的希望她能更加繁荣昌盛。”
图 | 伍连德与夫人黄淑琼
图 | 伍连德与夫人黄淑琼
28岁那年，他以一腔热血回到中国，临危受命，不计报酬、无论生死，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奉献给祖国人民，于国家生死存亡大厦倾倒之际，燃烧自我，挽救民族危机。繁华盛世的如今，我们应该缅怀他。正如《泰晤士报》这样描写他的离开：
“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