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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挤进了五户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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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的天空

本文作者:陈冲
附近几条街的人都称我们弄堂为“外交大楼”。
原来十栋房子住十户人家,运动开始后,一下子搬进来好几十家。又过几年,我家的房子里搬进来五户人家。
每家每户放在厨房里的酱油、老酒、菜油的瓶子上,都画了线,记录每天用掉多少,别人如果偷用,马上可以察觉。
客厅里搬来一家苏北人:父母、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经常争吵,还骂脏话,但日子过得生龙活虎。
我经常偷看他们的举动,偷听他们的对话,偷闻他们厨房里的味道。
有一次,他们一下子煮了好几锅黄豆。我心想,这么多,吃不完扔了多可惜啊。这些黄豆的命运,变成了我在那几个礼拜最关注的事情。
接下来,它们被碾碎,拌了佐料,又被装进两个开水烫过的坛子里。然后,好些天都没有黄豆的踪影,我心里充满疑惑。
终于有一天,坛子又出现了,里面的黄豆都长了白花花的毛,一股又香又臭的气味充满了整栋房子。
他们一家人有说有笑,把黏糊糊的霉黄豆捏成一块块饼,放在竹匾里,在花园里。后来我从他们家小女儿那儿打听出来,他们原来是在酿制鲜酱油。
饭厅里搬进一家三口,进门出门、烧饭、上厕所都低着头。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或职业,没人看见过他们的眼睛或听见过他们说话,就连小毛头都似乎没有哭声。
后来他们家一个崇明阿婆也搬了进来,在厨房里带孩子,我总是看见她把饭菜放在嘴里嚼得很烂,再吐出来放到小毛头的嘴里,我觉得她不懂卫生。
一层的卧房原来是我哥哥的房间,运动开始后他被送到徐家汇奶奶爷爷处,那间卧房就成了上医“革命司令部”。
后来司令部搬走了,住进来一户宁波人家:夫妻、小孩和阿婆。有几回我看见阿婆送给姥姥宁波带来的苋菜梗。
姥姥平日从来不跟抢房子进来的人打交道,但她还是收下了宁波阿婆的礼物,她垂涎一切发过酵的臭食品。
楼下三户加上亭子间的人家,合用楼下的厕所和楼梯口的暗厅,他们都把自家不怕偷的东西放在那厅里占地盘。
苏北人和宁波人两家,经常为这些合用的空间吵得不可开交。
有一次两家打了起来,一阵打骂后,苏北人家的二姐和宁波人家的媳妇,一个揪头发一个咬耳朵僵持住了,谁也不放过谁。
我和哥哥站在楼梯上往下看,黄黄的电灯泡下,只见头发从头皮上被生生揪下来,鲜血从耳朵根流下来滴到地板上,惊心动魄。
住进亭子间的是一个护士,她的个子跟我这个六七岁小孩差不多高。这让我有点困惑,就问她,你是大人还是小孩?
她不回答我,只是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瞪住我。看到她嘴唇上方的汗毛很浓重,我便决定她不是个小孩。
很快,她结婚了,但她丈夫很少在家,每个月只来住几天。
这个丈夫每次来都带来板鸭、火腿、鳗鲞、笋干等稀罕食品,挂在我们楼上晾衣服的竹竿上,两三天后那些东西又都不见了。
父母议论他是温州来沪跑单帮的,跟这个护士结婚就是为了在上海有个落脚点。
后来护士大肚子了,爬那半层楼梯回家变得越来越艰难,每次丈夫回来她都要骂他,开骂前总是大声叫他:同志啊!
最后搬进来的是一对医生,住下不久生了一个女儿。他们占用的是姥姥跟公公一起住了二十年的主卧室,带有单独卫生间和一只大壁橱。
姥姥搬出那间房间后一直失眠,晚上吃了安眠药就口齿不清地在这间房门口,诅咒这家人的祖宗十八代。
有时她会服了药之后去浴缸里泡着流泪,好像只有在这种半清醒状态下,她才可以自由地悲痛。
妈妈总是拿着毛巾和衣服,半抱半拖把她送到床上。

姥姥怀里的小陈冲
那以后的几年里,家里有一位常客。
我下课回家,就看见他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床沿铺着花毛巾,母亲矜持地坐在另一端。
这间屋本来有一个阳台和两扇宽敞的窗门,但是阳台被封起来给哥哥用了,房间里面就变得很暗。
他们坐在暖昧的光线里,不说什么话,一坐就是个把小时。
有几次,我进屋,他就一把抓住我,把我按在他的膝盖上,紧紧地搂着我,抚摸我的身体,贴着我的耳朵说,长大了一定要跟他儿子结婚。

陈冲的哥哥给陈冲画像
我虽然还小,但是本能地懂得他的触摸是猥亵的。我僵硬地坐在他的膝盖上,忍受着,等着母亲说,妹妹去做作业吧;或者,妹妹去晒台收一下衣服。
有时候,这位叔叔的儿子也跟着来我家,母亲总是让哥哥教他画画。
我们都知道,叔叔是母亲的领导,是可以保护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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