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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的天空
她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潘捷，从富家千金到地下党，从地下党到播音员，她曾二十四次站在天安门城楼进行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典礼直播，她是“最可爱的人”眼中最亲切朴实的明星，她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遍全国，她组建了中央电视台第一个播音组，并挖掘了罗京、张宏民等许多著名的播音员……她就是播音界的传奇人物、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潘捷，她的话筒人生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
1959年国庆齐越潘捷在天安门直播
1948年11月的一天，北京贝满女中地下党接到上级通知，要发展一名“富家千金”入党，对于组织上的这个决定，当时负责发展潘捷的共产党员十分诧异。
潘捷：1948年11月，快解放了，突然有一天，贝满女中的一个同志把我叫到一个小犄角，问我愿意不愿意入党，我说当然愿意了，那个时候入党都是单线发展，一个人发展一个人，跟谁都是秘密的，绝不能让别人知道。后来解放以后她告诉我，是上级党组织让她发展我的，我当时并没有申请。那时候我爸爸是银行经理高级职员，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发展我那个同志当时就很诧异为什么要发展我，第一，我是学校有名的大小姐，因为我家就我一个女孩，我妈打扮我比较厉害，穿得也比较讲究。第二，我身体也不怎么好，老有胃病，也不怎么好好吃东西，身体不好在那个时候是不能发展的。
然而除去“富家千金”之外，潘捷从14岁开始就跟着哥哥干起了革命工作，油印进步刊物和重要消息，再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散发，那时的潘捷有一个信念：共产党是对的，哥哥是对的。
潘捷：我有四个哥哥一个弟弟，相继参加革命。我三哥18岁的时候就到了解放区，后来又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党工作。那时候我们家就成了地下党聚点，工委和学委经常在我们家开会，工委的负责人就住在我们家。那时候我还很小，哥哥18岁，我才14岁，他在家就专门印刷共产党的一些刊物和书籍，那时候我记得《新民主主义论》、《论四大家族》那些书，他都刻蜡板，自己刻，油印以后散发出去，我就帮助他油印，帮着他散发，所以从14岁就开始我就跟着我哥哥干，很年轻不懂得什么事，但是我就知道共产党是对的，哥哥是对的，就有这么一个信念。
潘捷的父母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思想进步，非常支持孩子的工作，为了保护地下党，保护孩子们，他们费尽心机做起掩护工作，使得这个地下党秘密联络点更为安全。
潘捷：我爸爸和我妈妈，尤其是我爸爸，有意识地结交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和银行界的经理，各行的经理都跟他很熟，警察局长，我爸老拍他马屁，请他来我们家吃饭，他最爱吃我妈妈做的南方菜，完了就打麻将，打的凶极了，经常一个礼拜就来一两次，他一来正好，还带着警察来站岗。经常是楼上共产党在开会，楼下国民党在打牌；共产党走后门，国民党走前门。
1946年2月，国共和平谈判期间，共产党在北平创办了《解放》三日刊，但是所有用来印书印报纸的纸张，都被国民党控制着，潘捷的父亲就利用关系，搞来纸张，并且秘密为党保管活动经费。她的母亲则一身阔太太打扮，坐着三轮车，把纸张从国民党报的仓库偷偷送到共产党《解放》三日刊的仓库。然而几个月后的一天，危险突然降临到潘家。
潘捷：国共谈判突然就破裂了，国民党立刻把《解放》三日刊的人员逮捕了一多半，逮捕以后，知道我爸爸有钱的问题和送报纸内幕的人，就立刻跑到我们家通知，他让我们立刻撤退，当时我在家，他走了以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烧，因为我们家禁书很多，还有许多没散发完的刊物，院子里的佣人一起帮忙烧，然后把油印机和无线电都藏起来，完了以后立刻走。我就去北大住了几天，清华也住了几天，那时候北大和清华是红色革命的摇篮．家里就剩下我妈妈和十岁的弟弟．
就在潘捷从事这些简单却又危险的地下工作时，曾经住在他们家的学委负责人看中了这个“富家千金”，并积极向上级推荐吸纳她入党。
潘捷：后来学委负责人就跟负责发展我的人说，你甭管了，就发展她，她可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入党了。当上党员后，就跟着学校的党组织搞地下的秘密活动，搞读书会，研究怎么迎接解放，发展党员、发展民联同学就搞这些工作。
“连拉带劝”的广播情缘 上天注定的话筒人生
收听延安广播电台、学唱革命歌曲、发放革命传单，很多年后，潘捷才真正领悟到，原来之前所做的种种只因一段早已注定的传奇人生。
潘捷：后来就解放了，非常高兴，突然有一天党组织通知我，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招播音员，我们考虑半天，决定派你去，你赶紧去中组部转关系。那时候我记得我二哥就跟我说过，这样你就离党更近了，我们都把电台看成是党。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次火车站的送别，竟改变了潘捷的人生轨迹。
潘捷：我很清楚记得我就骑着自行车去西单中组部转的关系，转完了以后，我还没报到，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广播电台台长来到我们学校，贝满女中当时可以说是北京最好的中学，党的力量也比较大，教员和学生中有许多党员，他们来我们学校招人，我的很多同学都报名要去东北电台，最后有七个人去，我最好的同学也去了，因为我已经有单位了，就不能去了。
临走那天，我就到火车站去送行，我同学跟我说你跟我一块走吧，这时台长从火车上下来也说跟我们一块走吧，我说这哪行，当时也不懂组织关系转了就不能动了，也不懂带着组织关系，我说我没跟家里商量，他说我们跟你家里说，我说那学校怎么说，我已经转了关系，东北电台台长就说，你甭管了，都我们来处理，我说我什么都没带，就是来送行的，台长说供给制什么都发，你就放心吧，临开火车，我还在犹豫，那时台长就一把把我拉上火车，我就这样跟着走了。
令潘捷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连播音是什么都不懂的她，竟然担当起培训播音员的组长工作。
潘捷：我就到了东北广播电台，后来成立了培训班，我在播音培训组，台长就让我负责播音组的培训，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播音啊，但是我当时跟我哥经常听延安广播，我们天天晚上都围着听，然后有好的消息，我哥哥立刻记下来然后油印小传单，由我跟我四哥早上上学之前骑着自行车从门缝里往里送，一家家送。所以，我对延安广播有很深的印象，那时候就特别喜欢。
我还记得延安广播当时声调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还有印象，播的比较慢，非常平稳，没有像现在的激情或者高喊，都没有这个，就一个很平的调子，播的很慢，平易近人的感觉。培训三个月后，七月一日就宣布我为播音组组长，当时我还开玩笑的说，我一天大头兵没当过，竟然来了就当组长，在那干了三年半，培训新的播音员。我也不懂，就让他们大声读报纸，就两点，一是要求读得顺溜，别磕磕绊绊的；第二就要求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有时候问他们播的是什么，就有人说忘了，不知道，那是不行的。就这两点，别的不懂。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高潮啊，重点啊，断句什么的，就让他们把事情说清楚了。
很多年后，在与台长的交流中，潘捷明白了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被挑中，无论是中央台还是东北新华广播，潘捷注定与话筒有缘。
潘捷：台长说看中我是因为，第一我是党员，第二就是我嗓子好，为什么我嗓子好呢，当时我们在家经常偷偷地唱革命歌曲，从解放区来的人都来我们家，好多北大清华的学生去解放区都从我们家化妆走，人来人往满脑子都是解放区情况，大家都爱哼唱解放区的歌曲，那些歌，我就都会唱，学校同学都不会唱，解放后，我经常教他们唱歌，我就想最开始为什么就挑我一个人去中央台当播音员，大概就是觉得我嗓子好，能唱歌。所以，有时候我想我的命运跟播音员还是有缘，我如果不去东北，也是去中央台报到。
在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的三年半时间里，潘捷真正实现了“富家千金”向职业播音员的蜕变，那种相信“共产党是对的”的信念逐渐变成一种力量，督促着这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克服困难、奋勇向前。
潘捷：1951年开全国第一届广播工作会议的时候回过一次，其他时间也没回过家，那时候很年轻也不知道想家，一心扑在工作上，那时候担子很重，虽然不懂，但是也知道这组是我负责了，出了错要找我的。那个时候东北物资匮乏，生活条件特别艰苦，没有闹表，买不起，又没有叫班的，我早上五点钟上班都怕起不来，晚上也不敢睡觉，还有蚊子臭虫咬的浑身都是包；还有肚子饿，东北的确是供给制，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八点一顿晚上四点一顿，可是我们值班到晚上十一二点，饿得肚子咕噜咕噜叫，也没钱。那时候每月发四块钱买卫生纸的，还剩点钱，大家都买爆米花吃，有时候饿着也没辙，主要是肚子咕噜咕噜叫，一播音传出去了。
1951年，一次与齐越的偶然相识，潘捷的人生再次发生转变，从东北到北京，不是开始，却是实实在在的满载而归。
潘捷：1951年召开全国广播会议，我们台长带着我来到北京，全国的代表都来了，我做了一次发言，怎么搞业务的。当时齐越很欣赏我，就希望调我回中央台，但是那时候东北电台坚决不给。再后来上级有一道命令，中央台向地方台要干部，每一个大区域电台，东北区，华北区，华南区……都要给十名科级以上干部，这样中央电台就给东北电台发通知，要十名干部，其中必须有潘捷，这样我才被调回北京的。
1953年初正处于抗美援朝末期，刚刚调回中央台不久的潘捷第一个节目就是对志愿军广播，她开始播音没多久，就收到了前线战士的来信。
潘捷：你们的声音我们就当成是祖国的声音，你们的声音，我们就当成母亲的声音，你们的声音鼓励了我们，勇敢杀敌，我们平常听不见广播，只有在休养的时候，伤了病了到了医院，或者是到司令部这些地方，才能听见。如果能听见播音，我们大家就都围着收音机，连呼吸都不敢呼吸，生怕漏掉一个字。
当年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后，最可爱的人就成了赴朝志愿军的代称，而当这些最可爱的人在朝鲜战场上听到潘捷亲切朴实的播音，他们感受到的是祖国母亲的声音，是亲人般的温暖，于是潘捷就成了他们眼中的明星。与现代人眼中的明星不同，那时的潘捷与志愿军真的是用心灵在交流，用情感在灌溉人与人之间的心田。
潘捷：当时志愿军经常来找我，传达室说志愿军来了，你赶紧出来，我们见面了就热情的握手，我陪着他们去天安门，他们给我讲志愿军的故事，有些已经牺牲了，讲得我一直哭到天安门。
第一次在天安门直播 满眼都是毛主席
从1953年五一劳动节开始，一直到1964年，每年的五一和十一几乎都是潘捷和齐越搭档做现场播报，然而在历次播音工作中，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情景潘捷至今历历在目。
潘捷：1952年底就把我调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没几个月就通知我，让我去天安门直播，当时我在思考，我能胜任吗？他们说肯定没问题，直播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编辑部召开了一些会议，台长指示，分配好工作，先给我们看草稿，然后是定稿，要我赶紧做思想准备，就又给我做了服装，图片上的套装就是公家做的。后来五一当天我就跟着去做直播了，当时第一次去天安门城楼，觉得特别新鲜，我看见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十点钟开始直播，前几分种，天安门广场特别安静，鸦雀无声，数十万人的广场，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针掉地上都能听见，那么安静。
后来毛主席就从后面的楼梯，慢慢走上来，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到了中间位置，正到那边，时间掐的准确极了，毛主席一站到话筒前，底下《东方红》立刻响起，通知我们，指示灯一亮，我们就开始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出去，当时我的心情，非常舒畅，很庄严，那时候我知道责任重大，要对全国人民广播，我们就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面广播。当时一个很可笑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那眼睛就一直死盯着毛主席，只要我有空，除了我播报，我说话的时候不看，我不说话的时候，立刻就看着毛主席，别人我都没看，后来我回到家里头，家里人就问我，你上天安门城楼都看见谁了，我说谁我也没看见，就看见毛主席了。
后来齐越跟我说，我看见你眼睛就盯着毛主席，都盯直了眼睛，但是我心情就是这样，别人我确实谁都没看见，说谁还上去了，我都不知道，就看见了毛主席。后来就习惯了，平静多了，谁都看了，看哪位首长来了。
然而就是这张潘捷与齐越在天安门城楼直播的合照，还引发了一场“张冠李戴”的乌龙事件。2009年9月23日《解放军日报》刊发文章《新中国开国大典中的“第一”》，并配发了这张照片，注明是参加开国大典实况直播的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齐越和丁一岚。经查证，这张照片是文章作者林玉华从图片库里调出来的，当时确实用错了。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开国大典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但天安门城楼上负责实况转播的两位播音员却没有一张照片。
潘捷：从1952年底到1964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期间，几乎参加了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庆典的现场实况转播工作。我与齐越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担任实况转播时的新闻照片，现在被误认为是1949年开国大典上齐越与丁一岚同志的照片。开国大典把相片弄错，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张冠李戴吧，我觉得一定要更正，不能让它错误下去，开国大典的一切都应该是真实的，怎么能有错误的情况呢，不管是做什么事都要真实，尤其新闻就要真实。作为我个人，我绝对不能干冒名顶替的事情，你自己知道这个事却不说话，那还行了，我绝对不能干这个事情，这个荣誉是丁一岚的，丁一岚同志是我的老首长了。
周总理曾经到新建成的广播大楼参观，在录音间的窗户外，他观看了潘捷和齐越录制的一整期广播节目，并鼓励他们要用延安的精神好好干工作。
潘捷：某天晚上我跟齐越做联播，我们两个精神非常集中，也不知道谁在外面，播完以后开门一看，周总理就在外面，当时广播大楼新建成，总理过来参观大楼，和我们握完手后，就在走廊上跟我们聊天，他说条件比延安时代好多了，延安时代在窑洞广播，现在在新的大楼里广播，一定要用延安的精神好好干工作。
"9、8、7、6、5、4、3、2、l、0。起爆！"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在当时电视机并不普及的年代，潘捷用她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一遍遍播报着这个令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的消息，回忆那次特殊的播报，虽已过去四十七年，但潘捷仍感觉就在眼前。
潘捷：我睡觉呢，在家有人敲门，说你有重要任务，赶紧下来，我下去一看夏青也在汽车里坐着，我上去后，一直给我们开到新华社，把我们领到吴冷西办公室，发给我们一人一份稿子，让我们看看，我一看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说你们好好看认真看，十八点要播，准时播，你们不许播错一个字，也不许跟任何人透露。后来我们回到台里，警卫非常森严，台长和主编都去了，夏青播了第一遍，第二遍是我播的，然后就听见外面敲锣打鼓，这个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录音一直播了好多好多遍。
在潘捷的播音生涯中，她参与播报过无数次让人羡慕的大事件，然而那些凌晨三点半就上班，经常没有时间概念的工作状态至今让她念念不忘。
潘捷：我们上早班是在凌晨三点半，上班以后先看报纸的大样，然后看小样，把全天的消息都要浏览一遍，编辑要在众多的大样小样中，编辑出一组新闻和报纸摘要，因为时间比较紧急，我们去播音室时手里就拿着播音提要，编辑要把一条一条编好的新闻往播音室里送，送来的稿子我们经常一遍都没看过，还是编辑的手抄体，修改的比较凌乱，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放气球＂，一个圈一个圈的，满稿子都是＂气球＂，就因为事先准备充分，看过大样小样，虽然没有看过编辑稿，但还是可以直接播报出去。
那时就在这种情况下，台里要求我们不能有错误，要一字不误，精神高度集中。送稿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不能随便敲门，编辑就准备了一个手电筒，要送稿子时，就晃我们的眼睛，一看见亮光，我们就赶紧开门接稿，为了没有噪音，编辑爬到桌子前从桌子底下给我们送稿。那时候经常播社论，很长很长，还要保证一字不错，不打磕巴。上班的时间就是早上3点半，半年一换，晚班就是晚上5点上班，早上两点半下班。那时候根本就没什么上下班的概念，中间也不休息。
195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和70万人大游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像以往的国庆节一样，在天安门城楼进行盛典的现场直播，担任直播任务的两位播音员是齐越与潘捷。那一年，齐越37岁，穿着中山装，意气风发；潘捷28岁，头发仔细烫了卷，穿一件花蔓镶边的墨绿色锦缎旗袍，端庄而略显拘谨。
1953年到1964年，她曾经二十多次站在天安门城楼，和搭档齐越一起向全国听众直播五一、十一庆典。
1964年国庆在天安门作实况转播
著名播音艺术家潘捷1962年应中国唱片公司的邀请录制了管桦先生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的唱片，录音处理细腻，感情真挚。您点击抖音#小英雄雨来潘捷朗诵，即可走进历史。六十年后的今天，同学们稚嫩的诵读声与潘捷老师的声音超越时空，交相呼应。同学们在线重温《小英雄雨来》的故事，情到深处，同学们的眼睛里泛着泪花。91岁的潘捷老师表示一定为天津的此次活动点赞，并深情地写下“向小雨来学习”与孩子们共勉，愿小雨来的事迹和精神代代相传，祝愿孩子们“六一”快乐，健康成长。
1978年，四十七岁的潘捷被调入中央电视台，承担起了组建播音组的任务，在她的慧眼下，罗京、张宏民脱颖而出。
潘捷：当时去了中央电视台，没有播音组，播音员就散在其中，赵忠祥播了二十年，就这一个男播音员，其他播音员就没有几个，散在各个组里，没人管。我组建了第一个播音组，当时台长就跟我说，主要的任务就是招男播音员，壮大播音组，我去当了一个组长，赵忠祥归我管，后来提升为副组长，协助我。
他一直很活跃，脑子特别灵活，特别聪明，也会唱两句，京剧也能唱，歌曲也能哼两句，背东西快极了。后来我招了罗京、张宏民，都是我去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招的，以前我每年都去广院教书。
1985年54岁的潘捷由于身体原因，离开了播音岗位，过起了寻常普通的生活，从被无数人聆听的传播者变成了聆听他人的观众。
今年，潘捷九十二岁了，她最喜欢看体育节目，体操、游泳、乒乓球甚至足球、拳击都是她的最爱；为了不看广告，她像年轻人一样常常买碟片看影视剧，有时一看就到下半夜两点。
看到《乱世佳人》、《罗马假日》这些老片子，还有《无间道》、《功夫》、《暖春》、《甲方乙方》、《让子弹飞》这些近年的影视剧都整齐地码放在满满的影碟架上。她说，现在更喜欢娱乐广播，相声小品啥的，听着乐呵。然而，潘捷或许不知道，直到如今，当她在别人的演绎中寻找快乐和感动的同时，仍旧有很多人在网络上寻找着她的声音……